改革者本身为利益纠缠 公车改革举步维艰

　　公用车改革应按国家法规规定为基础，不能以承认这些违规的待遇为基础。如果改革从现状出发，承认他们对公用车的不当占有，在这个基础上估价发给交通补助，这样做一是没有合法性，二是改革成本太高。

　　最近，包括北京市在内，全国不少地方又要启动新一轮公用车制度的改革。公务员公用车制度改革从1998年就开始喊，至今似乎没有多大的进展。记得当年朱镕基总理刚上任不久，就出台了几个改革方案，其中就包括精简机构和公务员公用车制度改革。那时，机构改革方案是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段时间，而公用车改革方案却只是在内部征求意见时，就因遭到有关利益者的强烈反对而被迅速收回。这以后，各地方公用车制度改革也时起时伏，但一直进展不大。

　　为什么公用车改革这么难呢？问题在于这种改革缺乏一个正当性基础，是进行不合理、不公正的改革，因而遭到多方面的质疑。本来公用车改革是很简单的改革，但是由于改革者本身为利益所纠缠，而使它变得异常复杂。

　　车改难就难在缺乏正当性基础，而在一个错误指导观念上“改革”，它自然就很难找到合理性，因而不得不被质疑。车改有两个目标必须同时满足：一是为了节省目前公用车造成的巨大财力和资源，避免浪费；二是保证公务员工作的正常运转。目前，这种大量养公用车及司机的做法，其害处大家都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所以必须改革。但是，也不能为取消公用车而使公务员去跑腿，降低办事效率。

　　目前公用车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是把公用车这份国家资产作为一种福利瓜分，所以出现了永远难以分匀的难题。因为公用车作为办理公务之工具，它与公务员的工作性质和外出办事多少有关，而不与职务高低有关。与职务有关的总是一种待遇，高级公务员出去办事可以享受更好的待遇。但不意味着他不去办公务，也应分一份交通补助，因为它的性质不是福利。由于把公用车作为福利分配，所以就出现了公用车改革的难题：按行政福利的分配方法，行政职务高的补贴高，职务低的补贴就低。我们知道，局长并不需要每天在外面跑，而普通公务员有的工作却需要每天在外跑腿。这样，局长的车补变成了工资或福利，小公务员的车补还不够，可能要拿工资去补车。这当然不公平。所以，很多普通公务员不会支持这样的改革。

　　这样也与配备公务用车的性质不相符合。

　　另一方面，要取消公用车将现有待遇变现，它又是在一个违规基础上的“改革”，这种改革本身就缺少正当性。按国家有关规定，正部长级可配专用公用车，其他职务没有专配公用车，只是派用公用车。可是，时下不仅很多地方的局长级、甚至处长级、科长级都配有专车，而且把公用车几乎变成了私车。公用车改革应按国家法规规定为基础，不能以承认这些违规的待遇为基础。如果改革从现状出发，承认他们对公用车的不当占有，在这个基础上估价发给交通补助，这样做一是没有合法性，二是改革成本太高。国家规定不给他们配专车，说明车不是他们享受的一种待遇，所以不能把公用车当成公务员的待遇变现，每人都分发一份。

　　现在，各种车改方案指导思想的错误，就是想通过车改变相增加公务员的福利待遇。有的现有所谓成功的改革，也是算这样一笔账：现有多少车，养车花多少钱，车改后拿出多少补给公务员，还省了多少钱。这样一个机关原来非法配车越多，他们越可以多发给公务员车补，或者他们的改革成果越大。

　　所谓车改不首先清理非法配车，而是采取“哭得响的孩子有奶吃”的政策。在房子被福利分掉后，车子成了一些人眼中的最后一块奶酪，而把它私利化。这种本来是由他们自我膨胀起来的利益对内不可能分得匀，对百姓和法律来说则完全没有合法性。

　　如果按照分福利的车改办法，钱分到个人了，公务员办事恐怕更没有积极性了，看来车改并没有太多考虑如何保证公务仍有效运作的结果，这就会使车改的目的和效果相背离。

　　公用车改革真正按事物的性质来改是非常简单的。公用车是为公务员工作提供便利和效率。取消公用车如何保证公务员仍能有效率地工作，就是让他们在工作需要的时候打出租车。

　　跑多少报销多少，不需要跑腿的人自然不需要报销交通费。这样是最节省的、也是最公正的，并且符合公务用车的目的。很多国家都是公务用车打出租车或叫旅行社的车，按规定报销。我国公务员公务打的报销需要建立制度，就像到外地出差一样，在国家规定的标准范围内，交通费用经领导批准签字就报销了。市内公务同样，领导派任务出门，回来签字报销。高级公务员出行可以坐好的出租车。改革就是这么简单，把公用车卖了，公务坐车打的。改革不是要把卖掉车的钱分给公务员，因为车本来就是不合法配备的，而且这样来分是永远分不匀的。所以我认为，改革公用车最简单、最合理、最省钱的办法就是公务用出租车。给每个公务员发交通补助是不可能公平的、且没有合法性依据，而且会影响许多普通办事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蔡定剑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 责任编辑：余建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