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贾延良：被遗忘的红旗设计师

　　外界只知程正设计了红旗轿车，并不知道66岁的贾延良设计了老式红旗轿车中最重要的红旗CA-770产品。《汽车商业评论》带你解开这段几乎被尘封的历史

　　我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1959年考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建筑装饰美术系。

　　我真正接触汽车设计，是1963年毕业设计的BK-651型北京公交汽车工业造型设计，并大批量生产使用。我的毕业导师是郑可，在雕塑、装饰和工艺造型方面是我国第一代大师，曾在法国留学10年，从事工业造型设计。1956年被周总理邀请从香港回到北京工作，在中央工艺美院任教，1957年被打成“右派”。

　　对于红旗轿车，我认为最有发言权的就是吕彦斌。他毕业于燕京大学建筑系、机械系，在机械和造型方面有很深的造诣，目前仍在世。1964年8月我被分到一汽工作。随即被派去车间劳动实习。吕彦斌科长有意识地把我放到车身分厂、冲压车间、油漆车间和电镀车间，使我对这些生产制造过程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后来我被分到轿车分厂设计科，车身组的造型专业，加上艾毕瑶、程正、张祥瑞、邱良彪等共5人。

　　程正是第一代红旗设计师之一。第一代红旗是红旗CA-72，1959年正式生产，在国务活动和外事活动中频繁使用，起到了万众瞩目的作用。但是由于技术上的不成熟，红旗CA-72车型也反映出不能满足使用要求的缺点，例如：没有中间折叠座，造型较笨重，发动机、底盘若干总成性能有待改善。经过三次对红旗CA-72三排座车型的探索经验，红旗的换代工作被提到议事日程上。

　　1965年我被抽调出来进行红旗CA-770造型设计。我的贡献主要在于，完成红旗CA-770的造型及内饰设计。它是我国首次国家定型的高级轿车，车身造型和内部装饰通过了国家专业部门验收、定型，是自主设计的车型，获准首批批量生产，并定为国家领导人及外宾元首级专业用车。因此，CA-770被称为老红旗产品中量产最多的车型。

　　“为生产三排座立功”

　　红旗CA-770换代过程中，正赶上国家搞“四清”运动，程正也在清理对象之列。也许我不该这样说话，当时程正也做了模型，但没被选上，没选上就没让他作为负责人主持工作。我呢，当时比较年轻，又刚刚毕业，就赶上了这个机遇。

　　我接受红旗CA-770设计之初，王振厂长就问我：“小贾，咱们用一年时间搞出来成不成？”我回答说：“没问题。”于是，我们成立了一个开发小组，由朱子志总布置，发动机由杨建中负责，底盘由华福林负责。

　　我至今还记得我们当年的一个奋斗口号——“为生产三排座立功”。当年9月，我们就把第一辆红旗CA-770样车试制出来。红旗CA-770车送到北京后，大家反应还不错。1965年红旗CA-770车型，国家正式定型。1966年开始成批生产，当年生产20辆，全部送往北京。

　　红旗CA-770定型前，总共做了7个1:5的汽车模型。经过各级领导审查后，选定了其中一个汽车模型，而此模型正好是我设计的。尔后，由我主持，开始做1:1的CA-770的汽车油泥模型。那时国家正援助越南，工作条件比较艰苦，轿车厂没地方，我们就只能在越野车车间做。很快通过了国家验收。验收后CA-770就作为定型车型。以后的国宾用的检阅车、防弹车都是CA-770的定型车。

　　在设计红旗CA-770之前，我们也在考虑中国车究竟该怎么做？怎么才能把中外各车型的优点结合起来？这也是大家争议较大的地方。

　　你看德国车，它的特点就是庄严，不管是奔驰、奥迪，还是宝马，它们是非常严肃的车型，因为它们经过了工业革命。英国车呢，则显得比较绅士，比较保守，只要一看英国车就可以看出它的特点来。日本车呢，一看就是那些小巧伶俐，比较讨人喜欢的东西较多。美国车呢，就是张扬，凯迪拉克也好，林肯也罢，都强调线条，强调个性。

　　从红旗CA-770整个造型来看，你就明白它为何能站住脚。只要你把它往任何地方一放，都可看出它的动感来。正面、侧面都相当有动感。我们当时就想，中国车就应该往前冲。我们也参考了苏联伏尔加车型的线条动感设计的手法。

　　当时，我们还觉得除了强调动感外，整体线条应该简洁大方，线脚应该清晰明朗，具有民族特点。于是，CA-770车身造型的线型，就利用了明式家具的线脚，并结合了空气动力学的原理，车型更富有动感和整体感。车厢里采用了红木，树根的切片，牛皮，织锦缎等材料，体现了民族风格。

　　红旗CA-72车、苏联的吉姆、吉斯都是裙部大、玻璃小。我们就硬把发动机压下去，做大玻璃，让里面的线条都能体现出动感，所有侧面都互相呼应，这就是红旗CA-770造型的设计风格。

　　CA-770的外形更加精致和协调，突破了 CA-72原来的“大、平、正、方”的效果，由于积累了相当的经验，CA-770的造型在表现中国传统风格的同时，又遵循了工业设计的原则，没有生搬硬套照搬，这种设计理念在今天也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从前脸看，圆形的前大灯被保留下来，原来扇形的水箱格栅被抽象化，作为设计元素，显得更合理。A柱的倾斜度增大，C柱到尾窗的设计也不再圆滑，表现得更加有力，这种造型完全摆脱了红旗的原型车——Chrysler Imperial的影子，其中也富有深刻的政治含义。CA-770的长度达到5980mm，轴距达到了3720mm，在当时绝对称得上是庞然大物了。

　　很多人不知道，开发红旗CA-770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做了风洞试验。这个工作由车身组史治有同志负责，在哈尔滨飞机厂做1:5风洞试验，我们造型组也参与。模型中放了好多线头，用风吹，看这些线头走向，从而了解汽车模型的风的阻力，确定我们的车如何进行合理的修改。风洞试验做得虽然比较土，但是也达到了空气动力学的测试要求。

　　在日本轰动世界

　　给红旗CA-770做内饰模型，也有很多故事可讲。以前，我们用的是福建大漆，由于这种漆反光，后来就不用了。国家花10万美金买来英国的劳斯莱斯给我们做样车，样车内饰板上都有非常漂亮的木纹，当时因为技术水平落后，我们不知道英国人是怎么做的。因此，我和邱良彪到长白山、大兴安岭一带去找木根子，决定用木根子刨皮。谁给刨的呢，我们选择了北京光华木材厂。

　　大家知道，树根有节子，节子越多，刨出来的花纹越好看。北京光华木材厂刨的时候把板锯都给刨坏了。我们把树根里的小石头子抠出来，刨出花纹的木皮，然后安到仪表板上及门侧板上。

　　但是难题就来了。我们的仪表板软化不了。板是软的，但塑料却是硬的，同样，由于技术封闭，软塑料我们也做不来。为解决问题，我还亲自到上海塑料六厂去进行塑料发泡。当时中国汽车仪表设计研究所在芜湖，我又到芜湖研究所进行了CA-770轿车的仪表盘设计。

　　那时，我念大学时的班长——张良正在苏州红木雕刻厂当厂长，退休时他已是苏州园林局局长，他派了几个老工人过来跟我们做木纹。那个时候，苏州做木纹比较细致。如果要说在第一辆红旗中有真正体现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东西，红木就是最主要的一部分。

　　现在想来，这辆车确实花费不菲，国家也是不计成本。我还记得其中一个细节。在内饰方面，我们最初用牛皮，但牛皮会留下鞭子印，后来我们就专门在内蒙古找小牛，找没被抽过鞭的牛皮。

　　我们用牛皮做了三排座位：一是前面的两个正副驾驶座位，二是中间的两个折叠座位，三是后面的一个大长座。当做到第二辆红旗时，我们就考虑了电视和酒柜。装酒柜是跟奔驰600学的，样车由陈毅提供。配套电视由长春电视机厂生产，主要是距离比较近，我们也急用。装上后，电视能看，但晃动得厉害，不像现在的电视或者DVD那样稳。

　　用了牛皮，用了木头，刻了木纹，添了织锦缎、地毯的内饰，加了三排座，还包括标志、三面红旗、方向盘上的喇叭装饰等，我想这就是我们当时所能表达的民族精神吧。

　　我现在就想与大家共同探讨，怎么使咱们国家的汽车，有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有我们自己的民族特色，体现我们民族精神的汽车造型设计出来。我们现在生产的汽车，基本都是在别的国家的汽车的基础上改头换面，我觉得很遗憾。

　　我给你看一张照片，这是红旗CA-770到日本参加世界博览会的情景。在现场，红旗CA-770被围得水泄不通。那个场面真叫激动人心啊。很多人都来参观。看了咱们车后，都认为我们的造车水平走在世界前列，那时日本还没什么车呢。隔了10年后，他们的车又比我们强多了，主要原因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的汽车业被搁下了。

　　1966年到1968 年三年期间，国外很多媒体都争相报道红旗CA-770三排座车。在国外一炮打响后，基本上所有从国外来的政要和外宾都要坐红旗车。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红旗CA-770车型在国际上的影响。

　　红旗两排座的遭遇

　　我设计红旗CA-770，并不是说我能力有多大，也实在是赶巧，有这个机遇。那时，苏联支援我们国家做的吉姆和吉斯汽车，由于中苏关系破裂，他们什么零部件都不给提供了，咱们不换车也不行。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挨批斗，原因就是设计这个红旗CA-770车型。红旗CA-770车身侧面的三面红旗代表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后来彭真建议改为一面红旗，代表毛泽东思想，不想此后“文革”中彭真因为此事惨遭批斗。胡玉久厂长他们在上面挨斗，我就在旁边作为修正主义苗子陪斗。我23岁毕业，26岁就被批斗。但是，我仍然不遗憾，我感觉我遇上了好机会，能够亲自主持设计CA-770这款轰动世界的中国轿车。

　　做完红旗CA-770后，我很长时间都没有干汽车设计工作。1973年我才又回到设计岗位。红旗三排座CA-770已成为国家元首车，红旗CA-774就是想把三排座变成两排座的车，来作为部长级用车。在离开一汽之前，红旗CA-774设计工作，我做了四轮，但是没有定型。

　　红旗CA-770用的是圆灯，做红旗CA-774时，我想变换一下，搞横灯，当时整个趋势是搞方灯。圆灯是受苏联的影响。我想了一个办法，把前脸的圆灯放扁，头部保持长形，后尾为宫灯放倒，成长形灯。做红旗CA-774第一轮时，我就按照自己的理想把灯给变过来了。

　　但是当时第一机械工业部军管会军代表李水清没有通过CA-774车型设计。他是1955年的少将，做过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和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我把红旗CA-774的设计给他看，他把我骂了一通，说：“你怎么设计红旗的？你怎么把解放军的红领章放到车屁股上了？怎么把冰灯放到前面了？”时任一机部副部长的周子剑见此情况，拽着我小声说：“你们先休息去吧，军人不懂汽车造型呀。”就此给我们解围。红旗CA-774车身造型前四轮是我设计的，一年一个车型，但每次变化都不大。

　　重新回到设计科工作后，我找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丁和奚小朋，建议他们搞个汽车培训班，他们同意了。1977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分别从一汽、二汽（东风汽车）各招了10名学员，共20人成立一个班，主要是训练这些人如何设计汽车造型。像一汽的李铁南等和二汽的造型设计师都是从那时培养出来的。

　　上课的老师包括郑可、奚小朋、何振强等，因为这些学员以前都没有汽车造型的基础，没有真正工业造型和雕塑的基础。这是我们国家最早的一个汽车训练班。这些当年的学员，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有名的汽车造型设计专家。

　　1978年国家正式恢复全国高考制度，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工业美术系，招本科生和研究生。从这年开始，我就离开汽车厂，考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业美术系（后改为环境艺术系），就读研究生。前后算起来，我在一汽一共待了14年。

　　还是希望搞汽车

　　做了红旗CA-770之后，我在厂里的威信就树立起来了。我考上研究生后，红旗CA-774第五轮我就没有参与。但是第五轮搞得还是没什么特色。搞汽车一定要有特色，这样才能搞好。

　　我得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汽车商业评论》杂志，这些年没有人找过我，问过我关于汽车造型设计的情况，但是我一直都在关注着国内汽车造型设计的动态。我预料，用不了几年，中国就是世界上汽车产量最大的国家，中国的汽车设计师就会是世界著名的汽车设计师。

　　现在中国的设计，显得脸谱化，不能充分体现中国化、民族化。怎么才能把脸谱的东西变成精神的东西？包括明式家具，包括京剧，包括彩陶，包括青铜器及中国的古建筑，这些形体内涵怎么才能够体现在精神上？这很重要。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不是说简单地抄袭一下就变成了自己的东西，它需要我们在造型设计上，利用历史的精髓，结合各种文化的内涵，提高自身的修养，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时代感强的中国自己的真正的汽车造型。

　　我感觉现在真能自己设计的汽车造型设计师，很少很少。再加上，国内各个汽车厂家都不太想用自己人设计的汽车造型，不相信自己国家的设计师的设计水平，基本都是高价聘请国外的设计师。这使得中国自己的汽车造型设计师更加难以成长。

　　许多汽车厂的设计师之间缺少交流和沟通。原因是互相之间要保密。说到保密的事情，我认为厂家在某个车型上可以保密，因为它需要竞争。但是全国的汽车造型设计师应该每年定期开学术交流会，互相探讨，交流关于汽车行业各种信息、世界汽车造型的趋势，设计手法以及自己的设计理念。这样才能更好地设计出有中国自己特色的、自主品牌的汽车。我们一定要有中国人自己的东西。

　　现在，我还是希望能够搞汽车造型设计，如果哪个厂觉得还能用到我的话，我会帮着做做，尽我的所能，发挥我的余热，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是否能跟得上时代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