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规训与惩罚》
引言：
从肉体惩罚到精神惩罚的演进，体现了社会权力的结构变化与民众对权威认知态度的逐步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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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时代都会出现一个尼采式的人物，他们的旗帜是鲜明的，声音是发聋振聩的。他们的贡献不在于树立了什么，而在于破坏了什么，福柯无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作为史家他缺乏严谨，作为社会学家他过于刻薄，作为哲学家他失之于冷静，但他被尊崇为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被认为是当代最有创意的思想家。
《规训与惩罚》作为其代表作，同时兼具破坏性与建设性，是一本让人着迷的著作。方法论上，福柯力图解构传统的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分野——不是把刑法史和人文科学看作两个独立的系列，而要把“权力技术”变成刑罚体系人道化和对人的认识两者的共同原则。
福柯选取了法国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三个时期，作为说明“惩罚”的演进过程的背景：君主统治时期、法国大革命以后和现代社会。他认为所谓规训与惩罚，其目的是要维持社会群体的稳定和正常运转，通过对威胁到这一运转体系的个体（犯人）进行某种形式的惩罚，从而使群体的其他个体能够引以为鉴，不对整个群体的正常运转构成威胁。
福柯不厌其烦甚至有些津津乐道地详细描述着君权时期的种种酷刑。“君权神授”作为当时社会核心观念，对君主而言，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对其权力的不认可，罪犯被认为是对君权的挑战，公开的、漫长的、血腥的惩罚可以达到有效的杀一儆百，以换取民众对权力的认可并使其了解犯罪成本的高昂。犯罪行为对封建社会稳定性的影响逐渐被赋予了反抗君主暴行的内涵，使君主对犯罪的惩诫带有了疯狂的个人报复色彩。
之后，“君权神授”受到社会契约论的挑战，犯罪不再是对君主个人的挑战，而是对整个社会的挑战，个人对社会的隶属关系变为契约关系。因此，酷刑的合法性受到人道主义的挑战，残酷的执法也被认为是一种谋杀。因为人们发现，酷刑不仅和自己没有利害关系，并与自己日常行为方式格格不入。在司法中立的前提下，行刑的时间缩短，行刑场面非公开，受刑人的特权被取消，酷刑变为统一的死刑，体现为对罪犯生存权的剥夺而非对其肉体的折磨，对于犯人的惩罚不再是个人报复式的刑罚，而转变为一种社会制约。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绝大部分违背契约者仍将回归社会，惩罚方式也将发生革命：变惩罚为改造——降低肉体惩罚的激烈程度的同时，变为以监禁为主要方式的思想改造。这种改变不仅符合人道主义而且能够降低规训和惩罚的成本。
进入现代社会，随着权力技术的精致化、普遍化、科技化、规范化，监狱监督的规训的方式完全代替了肉体的惩罚。如何保持社会的稳定发展，成为惩罚和规训的核心问题。惩罚逐步演变成一种强行治疗。从肉体惩罚到精神惩罚的演进，体现了社会权力的结构变化与民众对权威认知态度的逐步变化。
通过肉体惩罚到精神规训演变的分析，福柯认为，这其实不过是国家权力技术和身体处理技术从诞生到完善的过程而已。这种过程以监狱的出现为最高成就：监狱中，几个监视者只要身处居高临下的望塔，就能够了解监狱内各个角落的情况，而囚犯们则无法准确获得望塔内的信息。这种非常经济的设计可以用为数不多的人手来控制大量的囚犯，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借助心理威慑实现无人的自动化控制。在对监狱的分析中，“监督”成为关键词，福柯认为20世纪后期，“我们的社会就不是一个景观社会，而是一个监督社会；在图像的表面下，深深掩盖着身体；在交换的大抽象背后，继续着有生力量细致具体的操练；传播环路是知识积累和集中的支柱；符号游戏界定了权力的停泊池；不应说个体的那种美妙的总体性被我们的社会秩序所肢解、压抑和改变，而应说在这一社会秩序中，根据种种力量和身体的一整套工艺，个体被仔细的制造了出来。”
在福柯的观念中，现代社会就是一个超级全景监狱，现代人就是在一套没有围墙、窗子、塔楼和狱卒的系统监督下生活的庸众，而这种监视系统就是由发达的大众传播媒介与先进的电子信息技术所构成。
通过对监狱的结论性分析，福柯阐述了一种被泛化的权力及其影响，并认为任何行为都是政治性的。他赋予这种权力一种新的、颠倒了的危险意义：“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基本上也是在任何社会中，有许多权力关系渗透到社会机体中，确定其性质，并构成这一社会机体；如果没有某种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功能发挥，那么这些权力自身就不能建立、巩固并得以贯彻。如果没有一个特定的真理话语的体系并基于这种联系进行运作，就不可能有权力的行使。我们受制于权力而进行真理生产，只有通过真理生产，我们才能行使权力。”
在福柯的观念中，现代社会就是一个超级全景监狱，现代人就是在一套没有围墙、窗子、塔楼和狱卒的系统监督下生活的庸众，而这种监视系统就是由发达的大众传播媒介与先进的电子信息技术所构成。福柯的著作是晦涩的，同时也是开放的。他给出了许多后现代的概念，如话语、谱系、解构等；同时也赋予了权力、国家、社会以全新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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