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调读书 超越传统和现代

　　——读《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

　　传统与现代，本就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所有社会，无论多么现代，都会保留某些传统特点，在王韬身上，明显地呈现出一种传统与现代经纬不明、纵横交错的复杂状态

　　机场航班晚点，这是经常之事。走入机场书店，琳琅满目地摆满了商业人物的传奇故事，太多的“蓝海”与“红海”，以及众多“世界是平的”和“世界为什么是不平的”这些模棱两可的书。在这些商业经管类书籍中，内容上粗制滥造和滥竽充数的也不在少数。在商业人物类传记中，充斥了太多后验式的智慧判断以及传者对传主的景仰，在这些传记作家的意识里，这些人生来就是要成功的，在他们的“神话”下，一座座神像屹立在读者面前，剩下来的只有膜拜；漫长而复杂的人生，人真实的蜕变反而很难看到。

　　在商业人物的传记之外，历史文化人物的传记可能不会有这样的阅读烦恼，但如果历史人物的传记只是史料的编年史堆积，那往往会成为“大事记”，难脱干瘪之味，而阅读王韬，感受更多的是那个李鸿章所言“三千年未有大变局”的整个晚清。

　　作为中国最早政论家的王韬，不仅是个出色的新闻人(甚至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新闻人)，还是近现代历史上重要的思想家。关于王韬的研究，现印行于世的一部中文王韬传记，是忻平所著的1990年版《王韬评传》。其实，早在1974年，学者柯文就在美国出版了《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但翻译到中国几乎已经是20年后的事。个人更喜欢后者。

　　人生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参加科举考试，王韬人生开始的经历，同于那个时代的众多读书人。1845年，王韬考取秀才，而在更高科举的考试中败北。父亲去世之后，失去了经济支持的他面临很大压力，无奈之下，于1849年应英国传教士麦都士之邀，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上海的经历是他一生丰富经历的开始。在这里，他开始接触西方文化。1862年，因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被发现，清廷下令逮捕，在英国驻沪领事帮助下逃亡香港。关于王韬和太平天国的关系，在高阳的小说《胡雪岩》中，王韬以“长毛状元”的名号出场，而太平天国的军队被清军冠以“长毛”来称谓，这也许是小说家的杜撰。1867年冬至1868年春，王韬漫游法、英等国，见识了西方文明的他于1870年返回香港，并于1874年在香港集资创办《循环日报》，评论时政，提倡维新变法。1879年，王韬还前往日本进行4个月的考察，在阔别上海20多年后，于1884年又回到上海。次年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于1897年去世。

　　王韬丰富而诡谲，有时候甚至是前后矛盾。在柯文看来：一方面，王韬早年的流亡经历使他对西方和西方人有较为深刻的了解，这给了他一个“新的图景”，使他能够从与大多数中国人不同的角度出发来观察世界；另一方面，王韬在许多地方仍沉浸在中国往昔的文化学术之中，这“使他能够在接纳某些极其非传统的观点的同时，而又不经历一种文化断错的震撼”。

　　在王韬身上，传统与现代都有痕迹。虽然身处传统与现代之间，但从王韬的经历，我们看不到传统与现代的显著差别。其实，传统与现代，本就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所有社会——无论多么现代——都会保留某些传统特点，在王韬身上明显呈现出一种传统与现代经纬不明，纵横交错的状态。

　　阅读王韬的意义，正如柯文所言，“我的主要兴趣与其说是王韬本人，不如说是从王韬身上了解近代中国。如果不是王韬具有比自身更大的启发意义，则他的一生对我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

　　这样的道理对新闻界人士来说何尝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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