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新华社稿件《上海将实行“道路拥挤收费”》一经播发,立刻在社会上引起重大反响。该文称,上海市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人表示,上海将根据市场需求和道路容量,研究更加完善的调控措施和合理的机动车总量规模,在适当的时候推行“道路拥挤收费”。
对此说法,上海市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和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近日出面回应,目前官方的说法为,“道路拥挤收费”政策还处于讨论阶段,“何时实施、收费标准等具体方案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而私车额度拍卖作为有效控制市中心汽车拥堵的手段之一,也将继续维持,“车牌价格已经涨到了5万多元,人们自然会考虑购车的成本投入,这也是本市目前缓解交通拥堵的最有效手段之一”。
事实上,由于中国部分大城市交通堵塞日趋严重,作为缓解交通拥堵的办法之一,“交通拥挤费”这个概念自从被引入国内,立即得到许多城市的青睐,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和深圳等城市都曾风传征收“交通拥挤费”。早在2002年,上海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所杨立峰就曾对城市交通拥挤收费做了专门研究,并提出了具体实施建议。收费车辆为出租车和各类客车,其他车辆不收费,收费标准定为7元/车次。
次年,北京市交委新闻发言人刘小明和部分政协委员也曾建议征收道路拥挤费,通过经济杠杆来调节车流。今年8月,北京市规划委组织相关部门针对城市发展进程中的交通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解决北京旧城交通问题的10项策略,“车辆进入旧城要交拥挤费”就明确出现在10项策略的报告中。由于市民对此反应强烈,后来又有官员出面辟谣,表示北京暂不征收拥挤费。南京市今年也在编制交通规划白皮书,里面同样涉及交通拥挤收费问题。
政府之所以在“交通拥挤费”问题上慎之又慎,是因为它涉及广大私家车主的利益,同时也体现了一个城市对汽车发展的态度问题。据预测,“交通拥挤费”开征后,交通量有望降低10%~20%,平均车速将提高15%~25%。由于对公交车不收拥堵费,乘公交车出行成本将相对降低,这也有望增强公交车的吸引力。据悉,目前上海居民每月公交出行支出为175元,约占平均工资的7%,而这一数字在香港为4%,在新加坡更低。
但是这种说法也遭到了一些质疑。有专家曾经指出:对于公务车来说,所有费用都由政府或单位承担,对其征收拥挤费没有意义。而每天在北京道路上行驶的汽车中,有将近一半是公务车,因此征收拥挤费并不能很好地缓解交通压力,只会增加车主的用车成本,这是不公平的。据悉,新华信市场研究咨询公司曾就“交通拥挤费”问题做过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高达九成的受访者不赞成收取“交通拥挤费”,原因是他们认为征收交通拥挤费不能从根本上缓解城市的交通拥挤状况。另外有超过60%的被调查者认为,征收交通拥挤费用不能从根本上缓解交通拥挤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征收交通拥挤费用对公务用车抑制作用不明显。这些受访者普遍认为,改善目前城市不合理的交通道路规划是改善交通拥堵现状的出路。
上海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交通工程系主任杨晓光认为,实行拥挤道路收费将是缓解交通拥堵的一大重要措施,但还需仔细研究。造成上海交通拥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建设合格的道路、提高道路的使用效率将成为排堵的关键,但拥堵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城市规划上的不足。保障道路的畅通固然是城市管理者的责任,但大力通过便捷的公交系统,更高效率地解决市民的出行问题才是关键。
如何更高效率地解决市民的出行问题?正所谓“堵不如疏”,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提倡绿色出行,着力提高城市的交通管理水平才是重中之重。事实上,自从提出“交通拥挤费”这个概念到现在,在各个城市乃至全国一直存在无数争议。一组数据的分析表明,伦敦之所以实施此措施并取得了成功,有它的客观原因:在增加道路容量的同时,伦敦不但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包括公交线路3730公里,地铁329公里,轻轨28公里,铁路788公里;约有公交车8500辆,运营线路700条,不少线路24小时运营,还着力提高交通管理水平,信息化、智能化管理水平很高。正是在这些工作都做完,而交通状况仍然不理想的情况下,才决定开征“交通拥挤费”来改善交通。
再看看北京、上海等国内大城市吧。虽然近些年来这两个城市都在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完善轨道建设,降低市民公交出行成本,但效果并不是太明显,所谓“公交优先”还只是一个口号,还很难成为有车族的出行首选。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委综合处处长马曙光认为,是否用收取拥挤费和提高停车费这种经济手段去引导,需要进行科学的论证。因为发展程度的不同,新加坡、伦敦等发达国家或城市的这种措施不一定适合北京。
再者,从保护有车族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开征“交通拥挤费”也需三思而后行。众所周知,国内的有车族曾被称为“唐僧肉”,所有关联部门都恨不得咬一口,使得用车成本一直居高不下。现在,开征燃油税呼之欲出,征收排放税也在讨论之中,如果再在大城市收取交通拥挤费,大幅度提高用车成本,恐怕不是上上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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