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哈恩：“我对中国很有感情”

　　引言：81岁的哈恩，最得意之事，则是上任之后所接手的中国项目是最成功的，而德国大众就是在他的任期内完成了全球性跨国集团的构架

　　上月底在沃尔夫斯堡艺术博物馆见到哈恩先生时，他告诉我12月初要来中国，当时他刚为300多名身着盛装的社会名流做完演讲。我说，期盼能在上海见到您。12月5日，如期收到采访哈恩先生的邀请。

　　此次哈恩上海之行，主要是为了他的《我在大众汽车四十年》中文版这本书在中国正式出版发行而来。期间还要会见汽车界的老朋友，到上海同济大学做演讲。哈恩说：“我要通过我的声音（指他写的书），让欧洲知道世界在变，亚洲在变。

我对中国很有感情，当有人提出翻译英文和其他版本时，我首先提出要出中文版，这里包含着我对中国的一份情感。”

　　今年81岁的哈恩，身板硬朗，精神矍铄，思维敏捷。海外媒体称他是演说家，又是产业战略家和“神枪手”（看准的项目没有不成功、冲在市场前沿的企业家）。德国大众就是在他的任期内完成了作为全球性跨国集团的构架。可以看到，15年前，哈恩退休时大众的年产量是300万辆，现在已发展到600万辆。

　　对此，哈恩表示，德国大众从一个单一的汽车公司能够成为欧洲第一大、世界第三大的汽车集团，这都是得益于全球化战略的成功，包括开辟中国市场在内。他如此比喻，当时自己种下的“小树”（收购兼并海外企业，拓展新的市场），现在都长成了大树，到了收获的季节（现在大众集团旗下有7个品牌）。

　　哈恩的言辞和神态，透着政治家的气质与企业家的胆魄，严谨且具威仪，又具名士的风范。他不回避问题，也敢承担责任：“在布局全球战略时没有调整好美国的市场，我是有责任的。”当然，让他最得意之事，则是上任之后所接手的中国项目是最成功的。即便是当时上海大众年产从500辆很小的规模（当时大众年产是200万辆）起步，但在大众集团内部仍旧是个大项目。现在，中国已发展成为大众集团在海外最大的市场，预计今年大众在中国的两个合资企业的产量要达到90万辆。

　　哈恩强调，“我在书中辟出一章专门写大众在中国的情况。”于是，我就有关上海大众合作项目及国产化和产品选择等历史细节求证了哈恩先生，他逐一做了解答。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说服了我”

　　在中国对外合资谈判项目中，上海大众合资项目谈得时间最长、最艰苦、最曲折，牵动的面从地方到中央，碰到的问题前所未有，几度面临夭折。

　　哈恩回忆，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汽车界对中国市场前景的评估很差，对中国投资持谨慎态度，也只有大众表现出热情和诚意。虽然当时大众确实碰到了财务困难，曾下令停止全部对外合作项目，但这并没有关上通往中国的大门，只是把原来的合作规模缩小了。但在具体问题上，因为碰到了诸多双方利益保护的问题（当时还没有一部《合资法》），彼此没有经验，又没有依据可参考，谈判一度陷入僵局。症结就是“缺少相应的法律和行政条件”，即“没有专利法也没有保护投资的法律，更谈不上正常运转的银行系统”。

　　“我是坚信这个项目一定要成功，这对大众的战略很重要。我的判断依据是中国开放的决心和开放的力度。”哈恩如此说道，在他的书中也描述了这一历史细节，“无论是中国当时的汽车普及程度远远落后于尼日利亚（每2500个居民才有一辆轿车），还是人均的低收入，都不能阻碍我的决定。虽然中国的人均收入远远低于4000美元（这是私家车普及的门槛），但中国当时改革开放的政策、这个拥有古老文化的民族独一无二的特征和她5000年的历史说服了我。”

　　对于这样一个马拉松式的谈判项目，哈恩认为是很有意义的事，“上海大众项目的谈判，为中国汽车企业的对外合资合作提供了示范个案，而后来大众又成功地与长春合作，建立大众在华的第二个合资企业，也证明了大众的中国发展思路被中国政府所认同并接受，这为大众在中国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哈恩在谈判过程中所提供的“双方股比50对50的合资模式”，完全是基于合作公平角度提出的创意，后来被写进了《合资法》里，成为汽车整车项目对外合资的原则性的条件（《合资法》就是根据上海大众合营合同章程做参考制定的）。

　　国产化是合资成败关键

　　上海大众的成功是桑塔纳的成功，而桑塔纳的成功则是国产化的成功。

　　在这一递进关系中，国产化成了中国第一家轿车合资企业成败的关键。哈恩说，大众的原则是零部件企业要紧随整车企业，以确保供应和产品质量的掌控。上个月我在德国采访德国大众零部件企业时就印证了哈恩的说法，从发动机到变速箱及其他零部件厂都设在离沃尔夫斯堡的附近。

　　“建设一个本土汽车公司，连同配套零配件供应工业，这个理念一开始是大众汽车带来的。”哈恩说，“既然来了，我们把跟随我们的零部件企业也一起请来，这对于国产化的推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介绍，当时上海汽车零部件企业能力有限，得到了中国政府及领导的支持，得到了军工企业和科研院校的援助。他认为，国产化是中外双方共同的愿望，除在零部件方面要加快国产化外，我们还在物流上尽量减低成本，在当时产量很低的情况下，帮助桑塔纳发动机出口（起步10万台发动机，当时的大众规划年产3万台），以平衡外汇，获得现金流。基于长远发展，上海大众选择了滚动发展的思路，把利润用于再投入及扩大规模上。

　　回顾上海大众的创业过程，哈恩用了“艰辛”两个字。他说，对于这一点，他要告诉年轻人，无论是在校的大学生，还是正在从事汽车业的人，都是值得学习的经验。从中也可以追溯到德国大众的成长历史——那是建立在一片废墟上，靠单一车型（甲壳虫）起家并发展壮大的。从这样的角度看今天上海大众的发展（上汽集团），有类似之处。

　　“引进一个车型改造一个行业。”这已成为对上海汽车业崛起的经典描述。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一改造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桑车国产化的历史。在我求证这些历史细节时，哈恩补充道，我们不仅引进了零部件企业，还引进了从学徒到职业培训的体系，还请来了退休的德国汽车专家深入零部件企业进行指导和把关。由此，哈恩想阐明的是，国产化是一个全方位“本地化的概念”，是基于长远发展目标的战略思考。

　　“现在活跃在中国汽车行业的管理和技术人才，有不少就是来自上海大众培养的人才。”

　　哈恩说，从上海大众项目起步时，沃尔夫斯堡就没有断过中国人的身影，近30年来，大批的中国人送到大众接受培训或进行学习，持续至今，加快了大众在华合资企业的成长和发展。

　　“选择桑塔纳是正确的”

　　在谈到车型选择上，哈恩说，中方选择桑塔纳是正确的，很有眼光。他认为，尽管桑塔纳在德国本土销量不大，但却很适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对于中国汽车业的发展来说，桑塔纳是一个很关键的车型，它在提供制造经验的同时，还为这个产业崛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在汽车消费市场扮演了重要角色。

　　哈恩是做营销出身，对市场的把握有其独到的见解。他说，桑塔纳是B级车，对当时的中国市场来说，是个承上启下的车型。中方的选择是基于市场和定位的考虑，后来的事实证明，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奥迪、帕萨特、波罗等车型（指市场的定位和发展），桑塔纳成了最适合中国国情的车。

　　从公商务车到出租车，再到私家车，桑塔纳的传奇经历也是个特例，贯穿了整个中国汽车市场发展的各个阶段，是汽车消费结构变化中最稳定的车型，至今还畅销不衰，继续生产。对于这一现象，哈恩认为并不奇怪，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早在1973年，在南美生产的第一代高尔夫已该淘汰了，因为市场不同意，仍在继续生产。”

　　“是否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初不选择桑塔纳将又是怎样的结果？”

　　对于这样的提问，哈恩没有正面回答。他仅是表示，当时项目的谈判人员都是很务实的专家，此车型的确定应该说是有市场战略智慧在里面，“直觉告诉我们，桑塔纳是一款很适合中国的车型。今天的事实已经清晰地说明了一切。”

　　哈恩还是喜欢用甲壳虫的成功来比喻桑塔纳起步所想要阐释的“发展观”。他说，“上海大众现在生产斯柯达了，我感到很高兴，如果没有当初对斯柯达的果断收购，哪有今天的景象？同样，如果不去收购西亚特，大众又如何迈出全球战略的第一步？”哈恩对上海汽车业发展的高度看好，似乎重温了他当年率领大众开疆拓土、叱咤风云的经历。

　　“从全球格局来看，中国不仅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稳定器。”此语言简意赅，寓意深远。如果认真看了哈恩的《我在大众汽车四十年》，也许就不难看出，具备战略家的胸襟和眼光，对于当下企业家们所要成就的事业是如此重要。来源《汽车人》

　　专访 哈恩：“我对中国很有感情”—采访手记

　　镌刻在大众历史上的人物

　　引言：哈恩在大众的辉煌可以用“镌刻”来表述。如果仔细研究，哈恩是一个企业战略家型的骑士，他才是把VW画在勃伦登堡门上真正的作者

　　文 《汽车人》杂志特约撰稿 颜光明

　　哈恩是我与众多汽车巨头接触中印象最深的一个人物。这倒不是他曾经有过的显赫职务和传奇的经历，也不是他绅士般的个人风度和政治家的气质，而是他的职业敏感和独特的远见，以及有关这个民族的性格与历史。

　　正如龙应台在《德国，在历史的网中》所说，“德国人是一个不逃避现实的民族”，却有“重建德国人的国家概念”。

　　由此，我联想到在德国大众总部大楼里，一个不大的底层大堂里挂着的一幅整个墙面的装饰画——被虚化、有点模糊的以勃伦登堡门为背景的VW标识。

　　8年前，我看到这幅画时就曾想过探寻大众的历史和究竟，但无人告诉我，甚至在当年日内瓦车展上看到皮耶希坐着劳斯莱斯出席记者招待会时我还不解，而只是当中国记者在不断追问“两个德国男人抢夺英国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大众与宝马竞购英国劳斯莱斯案）”时，才恍然大悟，方知此品牌暂且归大众所有。

　　据介绍，停靠在日内瓦湖边上的一艘邮轮原先属菲亚特，现在也归大众了。这些细节和印象一直盘旋在我的脑海里，生平第一次看到资本的强悍与可怕，而今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也就习以为常了。

　　然而，8年后当我再度采访德国大众时，我提出再去看看那幅装饰画的请求，却告知没有这项安排。但我还是执意要看，宁可放弃逛大众的礼品商店，哪怕抽出几分钟的时间也要去看一下。我向大众公关部陈述了8年前的观感，试图再去看一下这幅画是否存在，也想从中找出我一直探寻的答案。好在陪同我的公关人员理解我的想法，在不违背参观行程的前提下，特地开着车，利用几分钟的时间再到总部大楼的大堂看到了这幅画。

　　我庆幸这幅画的存在，就像老欧洲的城镇不变的历史原貌，透射时空更替油画般的凝固。

　　此刻，我看清了这幅画，没有当初的草率和模糊，也没有当初的敏感和随意，而是认真与仔细，看到了背后的提示。我问我自己：为什么？

　　其实这是一幅很普通的画。它不完全是油画，陈旧的画面，泛黄暗淡，色彩苍劲，算不上作品。但我相信，这绝对不是普通的画，而是一种“心声”，也许旁人看不懂，而德国人不会不明白（甲壳虫成了德国人刮骨疗伤的镜子，也是经济图腾的活化石），尤其是大众的高层心里就更清楚。

　　由此画延伸出的“汽车城”和“透明工厂”，从沃尔夫斯堡、萨尔茨吉特、卡塞尔到德累斯顿；再把视线扫向中国、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等大众的海外工厂，就会在眼前产生“战略版图”的虚幻，正如这幅画给人的“错觉”一样，亦幻亦真，朦朦胧胧，但VW标识则是清晰、简洁、单一，无可替代。

　　这样的感觉尽管只有几秒钟，足以使我穿过时间隧道几个来回。

　　我向坐台先生提出想买这幅画的印刷品，告知没有，却透露同样的画有两幅。问在哪里，没有下落。再问，此画的作者是谁？也不清楚。不过，大众公关答应帮我查找。遗憾的是，大众公司规定，外来者不允许带相机，连手机都不行，犹如进入军事禁区。所以，只能将这幅画存入记忆。但还是疑窦丛生，难以释怀。

　　从什么地方切入解读大众？有谁能做权威性的解答？

　　12月5日，哈恩在上海四季饭店的采访终于破解了我多年来的困惑，即大众从单一车型崛起，成为跨国集团的秘密。

　　回想当年，哈恩的“扩张战略”许多人还不甚理解，甚至遭到非议和批评，包括对中国的投资在内。现如今大众成了公认的世界汽车三巨头，哈恩播撒的种子都已开花结果了。

　　“如此大的贡献，皮耶希家族应该写感谢信给您。”“不需要。”哈恩表情严肃地说，“这不是我希望的，也不是我的风格。”

　　哈恩在大众的辉煌可以用“镌刻”来表述。如果仔细研究，哈恩是一个企业战略家型的骑士，在我看来，他才是把VW画在勃伦登堡门上真正的作者。

　　这就是艺术的真实，往往需要解读才会有价值。如同卢浮宫许多艺术珍品，如果缺少解读还会有价值吗？

　　“由于我原则上不和媒体进行‘亲密的交谈’，受到攻击时绝不去找社会舆论，有些关于大众汽车和战后时代的历史性事件将会随我一起进入坟墓。”

　　这就是哈恩的性格。他以在大众40年的经历（情感），将他在位时诸多决定的事件作为主干写成书，看来是对自己做的一种最好的交待方式，而对整个汽车业来说，则揭开了不少谜底，使大众的发展奇迹更接近了真实。

　　“我还是第一次接受媒体有准备的采访。”哈恩说，“我的记者招待会很短，不会超过一小时。但此次采访却超过了两个多小时。”81岁的老人在采访过程中，在自己的座席上正襟危坐，纹丝不动地解答记者的轮番提问，清晰的回忆与精准的回答，不时闪烁深刻的警句和精彩的思想。比如，他在率领大众走出欧洲面向世界时，已经预见到了将要发生的事件，正如彼得·德鲁克所说，“我总是先看看12年前有哪些是可以改变的。”也可以用维斯登·查契尔爵士的名言来形容，“我乐于高瞻远瞩，但只以我的视线为界，绝不妄作预测。”

　　哈恩就是这样。他说，我的决策判断是以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和文化历史作为依据。由此证明，他的职业敏感和远见是由思维沉淀和直觉在支撑，并不神秘。

　　哈恩的“远见”要比同时代的企业家更富前瞻性。世界工业界对他的评价很高——是隐身在大众奇迹里的灵魂人物。邓洛普总裁雷伊·杰第斯说过，“杰出的领导者对于一个企业，犹如无价之宝。即使预测将来无法完全正确，但‘远见’仍是一个企业成败的关键。”

　　大众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全球化竞争优势，这与哈恩在任时创下的家底和战略构架密不可分。

　　“我基本上靠记忆写下这些往事（指《我在大众汽车四十年》）。”也就是说，先前我对大众扩张战略的了解仅凭资料获得，而这本书等于就是第一当事人的亲口讲述 。坐在我对面的哈恩以他坚毅的目光，不容置疑地证明了这一点。

　　哈恩是对大众很有感情的人。他说，他曾单飞过一段时间（1973年至1981年担任德国大陆公司的董事长），其余的职业生涯几乎全留在了大众。因此，他的家也紧挨在大众集团的招待所（是只有大众董事会成员才能住的招待所，前中国机械代表团、江泽民主席访问大众都下榻在此）旁，常年与大众厮守在一起。

　　15年前他从大众退休之后一直没闲着， 活跃在不少国际性事务中（学术、咨询、文物等领域都有涉及，还出任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的顾问等）。

　　由他建议兴建的沃尔夫斯堡艺术博物馆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赋予了狼堡汽车城艺术和文化的细胞。

　　敏于行，行于思。哈恩的感性是多侧面的，即便是退休了，就连他自己都惊叹干了“这么多事”，活得很有趣味。我想，这是一个“超越数字表格的估量，而看向更远的未来”的人，有着不一般思想的人。

　　在最近的一次上海有关企业家的峰会上，余秋雨提出了企业家有改变社会文化形态的能力的观点，因与当下时兴的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契合而引起了共鸣。

　　于是，在当下热衷于将企业家追捧为时代英雄的背景下，上述观点是否也有利于弘扬一些具有文化素养的企业家或企业？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这将有助于社会文化形态的改良。

　　在沃尔夫斯堡，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优良的企业甚至能改变未来，造福社会”。大众做到了。而关键是，有一批像哈恩这样的企业家在推动。这是不争的事实。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或摘编。《汽车人》杂志 电话010-63045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