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购车拍牌政策 撤与不撤之N种理由

　　2月底，上海城市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主任黄融公开表示：上海在进一步完善公共交通体系及城市交通建设的过程中，车牌拍卖等措施还是需要的。而在黄融公开表示后不久，就有媒体报道，“上海牌照将在今年7月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同时将有过度性政策出台。

　　虽然上海牌照退出的消息并没有得到官方证实，但上海不少车主及准车主们的目光再次被吸引。那么，上海牌拍卖制度到底该不该取消？我们从几个角度来进行分析。

　　近5年上海市上牌总量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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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 全市上牌量13.3万辆

　　2005年 全市上牌量11.5万辆

　　2006年 全市上牌量10.9万辆

　　2007年 全市上牌量20.9万辆

　　2008年 全市上牌量19.3万辆

　　焦点话题：高价牌照拍卖政策是否限制汽车消费？

　　在全球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今年1月，我国通过了《汽车产业振兴规划》，其中关于“清理取消限购汽车的不合理规定”一条，让是否该取消拍牌政策又成为了业内关注的焦点。

　　对于上海的拍牌政策到底有没有限制汽车消费，业界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如果说牌照限制了汽车消费，请看看上海满大街跑的外地牌照车辆。根据上海路政部门的不完全统计，在上海行驶的外牌车中，有60%以上基本都是上海人购买的。另一方面，上海牌照的持续高价确实也影响了部分消费者。沪牌价格从最高的5万多元开始逐渐趋稳到3万元，始终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这多出来的3万多元购车预算也确实让部分准车主放弃了购车念头。但在购车刚性需求始终存在的前提下，部分所谓的“放弃”也只是预计消费时间的延后。

　　所以，到底上海的拍牌政策有没有限制汽车消费，还无法下定论。

　　撤

　　理由1 巨额税收外流

　　无论拍牌政策有没有限制消费，可以肯定的是，高价上海牌让不少车主选择外牌，最终导致的是税收的流失。

　　车辆到外地上牌，需要去上牌地缴纳购置税等一系列的税费，而据了解，上海购买10万元及以下车型的消费者中有60%都会选择上外牌。一家经销商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按照每个月卖出60台10万元的车来计算，其中有36台选择上外牌，每辆车的购置税约为1万元（注：实际购置税约在8500元，此处取整，并以新政出台前全额收取购置税为准），每个月流失到外地的购置税达到了36万元，而按照上海300家经销商计算，每月流失税收即过亿，全年下来数字相当可观。当然，这家经销商的销量情况并不具代表性，但巨额税收外流毋庸置疑。

　　理由2 限制汽车总量？

　　早在几年前，上海的私车额度拍卖政策就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的不断质疑，从发改委到相关的行业管理机构负责人，都对上海私车额度拍卖制度进行了“炮轰”。就在《汽车产业振兴规划》通过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张小虞就对外表示，“上海收取牌照费早就应该取消，国家此次出台的政策就是针对像上海等地区制定的土政策、土法规，要借个机会取消拍牌政策，取消限制汽车总量的规定”。而早前商务部有关人员也曾经在公开场合对媒体宣称，上海的私车额度拍卖政策并不符合规定，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条款。

　　不撤

　　理由1 减轻城市交通负荷

　　首先，我们看上海与北京的交通情况。去过北京的人都知道，北京的道路是出了名的拥堵，虽然上海在上下班高峰时间的拥堵还是经常发生，但相对北京而言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可以想象，如果上海完全放开牌照政策，或许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超过目前城市道路的负荷能力。

　　另外，如果上海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建设完成，那上海市民出行的方式将有多种选择，出行便利性也将大大提升。这样一来，私车出行的需求将不会过于强烈，拍牌政策取消或将可行，但此时未是良机。

　　根据业内人士的分析，按照上海轨道交通目前的建设规划，预计到2010年，上海轨道交通通车里程能达到400公里。上海市政府曾透露信息，当轨道交通达到500公里的时候或许拍牌政策将逐渐淡出，而实现500公里规划将在2012年。

　　理由2 取消将破平衡现状

　　按照目前的情况，上海即使取消拍牌政策，也很难制定出合适的政策来管理整个城市交通。同样，如何处置之前花数万元拍得牌照的市民，也是一个问题。在某论坛会议上曾有专家建议，可采用收取拥堵费来解决拍牌政策取消后的问题。但这样做的难点就在于，之前拍得牌照的市民是否需要支付拥堵费？支付与否又以何为截点？毕竟上海的拍牌制度已经存在了十几年，花大价钱拍得牌照的市民不在少数，如何掌握各方面的平衡将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现在的拍牌制度虽然受多方质疑，但拍卖制度从去年改革之后，牌价已趋于稳定，在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方法前就贸然取消，风险过大。

　　观察言论>>>

　　消费者的“围城心理”

　　对于上海牌照，无论新老上海人始终都怀着又爱又恨的复杂心情。

　　已经买了车，上了沪牌的消费者李小姐说：“买之前希望它跌，甚至巴不得政府取消拍卖。等上了沪牌，反而很乐意看它越涨越高。因为今后抛出去还能赚点钱嘛！”有这样的心理的人绝不占少数。

　　上海社会学会会长邓伟志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围城心理”，在已拍牌者和未拍牌者之间加剧了某种利益对立，而随着政策的推行，拍牌者人数已增至数十万人，改革的风险和成本也在不断增大。面对这种心理，不管有关部门是否决定取消拍牌，所需要考虑的不仅是政策执行的成本，还得包括社会后期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