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满良：劝酒者是给自己的朋友送上黄泉路的人。

　　司马南：饮酒不饮酒重要的在于自己的意志力，无论什么样的场面，你打定了主意不喝，没有人能劝进去一滴。

　　我一不开车，二滴酒不沾。说到饮酒，没有过不去的坎，最难过的一关是到内蒙古去。有一次人家无伴奏合唱献着哈达，端着酒杯高过头，即使那样的场面好多人觉得不喝过不去，那样的场面我依然滴酒不沾，结果是酒席上的领导把几个酒杯都替我喝光了。最后事情该怎么办还是要怎么办，酒桌上由于酒精刺激作用带来的豪言壮语随着酒精的挥发也便烟消云散了。

　　酒桌上的事，大家实在没有必要当真。因此，开车的朋友在饮酒之前一定要记住，你的意志力能够控制一切局面。

　　你的生命比什么面子都重要，比什么交情都重要。

　　交情不交情，不在酒精。

　　酒精不是交情。交情不等于酒精。

　　主持人：刚才司马南老师和郝老师都讲到一个问题，防止酒后驾车的安全保障体系，希望网友朋友们回去之后都能向自己的家人灌输这个体系，启动这个体系，我们的交通事故发生的数量肯定就会减少。劝酒者如果能想到酒后驾车的危害，不能再对机动车驾驶员朋友劝酒，驾驶员朋友想到这一点也不能喝酒，以免对社会、家人、朋友受到伤害。

　　网友：88年处罚力度50元，现在增加到500元。老百姓收入一直在增长，很多人觉得五百块钱无所谓，这个处罚一定要让违规的人达到不可忍受的程度。美国法律规定如果有欺骗的话和社会保障号码挂钩，美国在这一点上是否和社会保障号码挂钩？这个金额并不能震慑很多人，会不会提高罚款数量？

　　郝满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交通法》是去年11月28日刚刚公布的，今年5月1日刚刚实施的。在这部法律的制订过程当中，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的实际情况，同时也参考了一些先进国家的立法经验，对于违法行为的设定以及行为人违反了法律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特别处以处罚的时候设定处罚的幅度都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既然交通安全法是法律，这个法律一经通过，一经公布就属于现行有效的法律。如果说这部法律制定的对酒后驾车处罚力度还不够的话，如果大家都认为不够，恐怕还会启动一些包括立法的机制对这个法律不断加以完善和补充。但是现在由于刚刚发布，还不可能调整处罚。

　　即使处罚力度调高，酒后驾车这个顽症不单单是调高它的处罚力度和罚款金额就能够立竿见影的。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国家道路交通安全的大环境还没有形成，这个大环境会干扰人们的思想。第二，全民的道德素质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人们自觉守法意识还不够强。这两个问题是一直困扰着我们道路交通安全多年的问题。一个国家的道路交通安全若不搞好，有硬件和软件之分，硬件我们通过投资就能做到，比如为了迎接奥运修建了交通指挥中心，进行路口改造，进行科学设备仪器的投入，大量投入资金没有问题。但是人们自觉守法意识的改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这个软件是很难很难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东西。当北京申奥成功，申奥人员走下飞机的时候，有记者问到北京市某位领导，您最担心什么？我不担心硬件，我担心的是软件。市民的素质如何能够适应现代交通的要求，这一点非常重要。大环境就是人们有一个从众心理，我们国内的人到国外考察，到发达国家考察，那里人们都在走人行横道，我们在国内不走人行横道的，到国外跟人家一起走人行横道，因为人家没有不走人行横道的人。有些发达国家的人来到我们国家，不去走人行横道，当我们去纠正他的时候，他说你们国家的人都不走，所以我也就不走了。这就是大环境的问题。人们都有一个从众心理，大环境形成了，自然而然大家都去守法。大环境靠什么形成？靠每一个人提高自己的自觉性形成的，还是一个道德水准要提高，还是这样一个过程。

　　司马南：我赞成郝老师对于我们今天在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执行方面，我们公众的道德水平不够高的这样一个基本判断。那么就有一个问题提出来，既然是这样一个现实，又有血淋淋的悲剧一再发生，公民素质如此，而我们现代化、奥运北京、现代中国又需要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

　　我想起来一句老话，乱世用重典。刚才这位朋友提问也是这个意思。虽然现在交通法规对于醉酒的处罚达到两千元，六个月驾照扣掉，15天拘留。我觉得是不是现在就提出一个问题：能否处罚得更严厉？以至于让他想起来就怕，他不愿意为自己违规驾一次车而受到这样的处罚，付出这样大的代价。

　　乱世用重典作为一个再讨论的议题，我们也许应该更多听取网友朋友的意见，更多听取有驾照的开车朋友的意见，听取立法专家的意见。

　　道德是相互关联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孤零零的道德，在这个问题上的道德和在那个问题上的道德之间都有关联性。比如说，我们有海外留学生偷着上地铁，老外不知道他逃票，经常干过这种事。都觉得人家老外傻，自己占了小便宜，少花了几块欧元。当有一天他去申请银行贷款的时候，银行说“NO”。他问银行“WHY？”银行说因为你有道德瑕疵，什么时候你做过什么。这回轮到他傻了。

　　老外傻归傻，但是认真。他们把道德的关联性以及违反道德所必须承担的责任用制度格式化了。所有的老外在发达国家里面的老外在这一点上都知道，每个人必须对自己走过的路负责任，哪个脚印是歪的那就叫自己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用河北老百姓的话说就叫“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这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这涉及到我们怎么看待平时那些小的道德瑕疵的问题。

　　在西方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过程当中，它高度重视一些人小的道德瑕疵，而我们在这一点上恰恰相反，我们是把小的道德瑕疵和大的政治道德区分开来，以为小节和大节无关，殊不知小节不轨大节不保。因为“积善而成德”，“积小善而成大德”，因为你在小的方面有这样那样的道德瑕疵，怎么能够相信你在大的时刻、大是大非大的问题上一定做得有气节有操守无懈可击呢？

　　由此我想到，对待某些人不遵守交通法规，酒后驾车存有侥幸心理，遇到警察百般抵赖，甚至恶言相向的人，有这么一次记录，这个人不但应该受到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处罚，而且这个人在别的方面应当有一个“黑豆”记上。提拔你当处长，因为有这个记录所以不行；让你当银行行长，因为有这个记录所以不行；让你在某方面做我们奥运形象大使，因为有这个记录所以不行；让你做什么什么纪检委的干部，因为有这个记录所以不行。

　　问题在于，我们今天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还没有能力做到把这些有关联的道德中间设定一个关联系数，并且把它有效地连通起来。因此，我们今天的道德体系建设和我们诚信体系的建设也许应该有专家给出一个更好的架构：你的诚信指数、驾照等级、你在银行的信誉水平，你能不能在人前显贵，公众对你的信任度，这些东西都应该接受严格的相互关联的检查。

　　要是这样的话，也许就没有人会拿自己终生的前途来冒这样的风险了。可是这不是一天两天做得到的。我们国家在诚信体系的建设方面，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我不知道我们交管局的有关领导有没有考虑过个人道德瑕疵，交通安全法规执行方面的行为和银行至少是银行、海关、工商、税务等等相关的社会管理部门这样的诚信体系挂起勾来。如若今天不能，也许明天能，问题在于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就去打造它。一个人有严重的交通安全法规方面的缺失，这个人我们能相信他在大的方面一定能够有严格的自制吗？

　　我们为什么这么讲？除了道德之间的关联性以外，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个人格完整成熟的人，一个理性的人、守法的人，他是应当有自制力的。也就是说你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你可能不是主观恶意，但是你缺少自制力，而缺少自制力的人是不能委以重任的。

　　“不就是贪杯吗？”，“不就是处长来了一吆喝吗？”这样一点自制力都没有，就因为你缺少自制力，所以酿下这样的悲剧。一个缺少自制力的人是不能在社会上被人信任的，一个成熟的人必须是有道德的人，有自制力的人，守法的人。我这么说可能会招致别人的反对，但是网友朋友请想想，也许你反对司马南这个人，但是这个道理还是站得住脚的，难道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