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双号环保观察：绿色出行与集体理性

　　作为“好运北京”奥运系列测试活动之一，8月17日到20日，北京机动车分单双号上路行驶，这让北京的私家车主们体验到一种全新的驾车生活：

　　可以上路的日子，道路突然间变得一路畅通，人们体验到自“非典”或“中非合作论坛”以来没有过的驾车快感，如梦如幻；不能上路的日子，眼看着自己的爱车趴在停车场动弹不得，而其他交通方式或一时难以适应，或确实无法解决出行问题，焦虑万分。

　　让车主们感到一丝安慰的是，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和美国环保协会响应“好运北京”活动，发起“绿色出行”倡议，号召个人和单位身体力行，为“绿色奥运”尽绵薄之力。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北京中国欧盟商会、中国美国商会、中国英国商会、北京企业联合会、北京电子商会、北京化工商业协会等组织积极回应，不仅在“好运北京”测试赛期间鼓励员工“绿色出行”，还承诺采取各种方式鼓励职工采用“绿色出行“方式上下班，比如提倡其职工乘坐地铁、轻轨、公共汽车等公共交通，提倡职工拼车或者乘坐班车，提倡职工拼乘出租车，尽量减少自驾车，提倡职工文明驾车、环保驾车、文明乘坐公共交通等，为改善北京交通状况和空气质量做贡献。

　　如果部分牺牲一己之便，不仅能换来另一半日子的畅通出行，还能贡献于奥运会，贡献于环境，也算值得。亦真亦幻当中，甚至有人开始认真讨论，如果将分号上路变成永久性规定，会给北京的交通、环境、汽车产业、经济发展、人们的幸福感等带来什么样影响。

　　来不及讨论出结果，交通又恢复了往日的喧闹和拥堵。虽明知拥堵，但经过简单权衡，多数人仍会继续顽强地驾车上路，一路畅通从现实回归梦想。个体正确再次导致整体错误，个人理性汇成集体无理性。

　　任何人都是经济人，在简单而明显的选择面前，都拥有并能表现出起码的理性。在拥堵路况下驾车出行，就快捷性而言，自驾车也许要稍稍逊色于公共汽车、轨道交通乃至出租车，甚至还不如自行车；而自驾车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则远非其他交通工具可比。以允许的时间换取安全感和舒适感，是明智的。

　　当然，机动车使用的增加会加剧空气污染，危害人们健康，道理不难理解，毫无疑问是“经济正确”：

　　据统计，每百公里的人均能耗，公共汽车是小汽车的8．4％。如果采用私家车出行的人当中有1％转乘公共交通，仅此一项全国每年节省燃油将达到0．8亿升；污染方面，公共交通在高峰时，人均单位路程排放的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三项污染物，分别是小汽车的17．1％、6．1％、17．4％。

　　另有统计称，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机动车排放的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细颗粒物所占平均比例为80％、75％、68％和50％，已成为这些城市空气污染的第一大污染源。2004年，北京市区大气中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年均值均达国家居住区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而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均值超标49％，大气首要污染物为PM10的天数为305天，占全年总天数的83．3％。

　　但是，就个人而言，假定只有自己少开一次车或就此不开车，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环境压力？

　　回到健康问题，也就回到个体与整体的矛盾：大量机动车上路导致的空气污染会威胁出行者的健康；同时每个人又都相信，与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相比，还是在自己车里要更加卫生和安全。

　　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损己利己”（通过自我约束换取自我利益）的“固有道德”约束都不起作用，更不能寄希望于“损己利人”的“工具道德”约束。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环保组织出于善良愿望而提倡的“绿色骑行”不能引起公众的广泛呼应了。

　　个人理性的出发点与集体非理性的归宿之间的落差，需要政府的政策调节。需要给个人的理性选择增加“倾向筹码”，调节不同选择的成本，以使最终的集体选择更趋向于理性。比如通过燃油税、停车费的调节，增加私家车使用成本，与此同时，通过设施改善、路权调配、供给增加等，提高公共交通的便捷度、舒适性和安全感。

　　按说，这都是浅显易懂的道理，完全符合集体理性的选择。但正如个人理性会导致集体无理性一样，集体理性也不会必然成为个人理性或局部理性。问题要比集体理性复杂得多。在诸多掣肘因素中，我们至少能够看到：

　　汽车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强劲拉动，让处于发展的惯性冲动之中的地方政府不舍割爱；在屁股决定脑袋的前提判断下，坐在轿车真皮座椅上的决策者，很难做出有利于公共交通及其使用者的决策。

　　更深一层看，在中国的现实中，城市化是发展的宿命；作为首都的北京，城市规模不断和迅速扩大，又是城市化的宿命。这不是理性或非理性问题，而是必须承认的前提。

　　每一个市民有责任自我提升“工具道德”的水准，将“道德理性”更多地注入到“经济理性”中，为大气环境、整体利益和子孙后代着想，适度牺牲个人的利益和幸福感；作为NGO，有义务倡导绿色出行的风尚，身体力行保护环境。然而，他律毕竟不能取代自律，别人不必、也不能要求这些个人和组织太多。

　　现在能做的是，由政府出面，通过制度建设和完善，搭建一系列信息公开平台，以及各利益攸关方沟通、交流和对话平台，广泛吸引和鼓励公众参与，在公开、科学前提下，就各种交通工具使用成本、道路资源分配等问题展开平等对话，在宏观利益与微观利益充分博弈的过程中，深度释放个人理性，以尽量纠正集体无理性。

　　如此，我们就不必再为一路畅通而喜，也不必为有车无用而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