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艾柯卡方宏 不堪承受的桑塔纳之心

　“桑塔纳”在中国从“丑小鸭”到“白天鹅”，方宏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被人称为是“中国的艾柯卡”

　　1993年3月9日，上海的空气又潮又湿。回到上海大众汽车公司5楼的总经理室后，方宏像往常一样签署了两份文件。

上午9时，方宏将文件交给秘书时说：“我想安静一会儿，请你们别来打扰。”16分钟之后，他从五楼总经理室的窗口跳下。 没有任何先兆，没有任何遗言，方宏就这样平静地走了。他英年早逝，但他在中国汽车业的地位不可或缺。 当方宏从他的办公室跳下来的时候，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曾有人目击：方宏曾长时间地在他的窗前张望，曾有工人说，今天方总在“铆”他们——有一目击者说，他看见方总骑上窗沿，然后笨拙地摔出——在方宏从空中落地前的一刹那间，韩国一个汽车代表团的车子刚好经过，方宏摔死在车前不到两米的地方，情景凄惨。 方宏跳楼致死之后，公安部门经过侦查和取证分折，确认方宏是因非外力的原因而死。在方宏的遗体前，警方取下了他腕上的一块手表，这是日本丰田公司送给他的。表已摔坏，指针停留在9点15分。…… 方宏走得很平静，他的死让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他的家人没有发现一点异样，他的秘书也没有一点丝毫的觉察，他们很难将他生前的行为与他的自杀联系起来。 在中国工业界，尤其是汽车业，方宏的名字不可磨灭。

    他才干出众，正直、勤勉、认真，是一个出色的企业家；他在汽车制造方面的专业理论上达到了很高的造诣，被浙江大学聘为名誉教授。 方宏在出任上海大众总经理之前，曾于1985年任上海大众董事会秘书长兼大项目协调部经理。“桑塔纳”在中国从“丑小鸭”到“白天鹅”，他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因此，有人称方宏是“中国的艾柯卡”。 1993年2月11日出版的《文汇报》登载有中国明星企业家、上海大众总经理方宏的照片。随照片配发有这样一段介绍文字： 方宏，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1934年出生，195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内燃机专业； 方宏与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于1992年2月推出“大众足球方案”，以巨资聘请洋教施拉普纳而闻名全国，并被委聘为中国足球队名誉领队； 中德合资大众汽车公司拥有5000多职工，1991年度销售额35.75亿元，在全国最大500家外商投资企业排序中再次名列榜首。1993年将向着突破年产桑塔纳轿车10万辆的目标挺进。…… 方宏去世之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同志曾两次打来电话，询问情况，并向方宏的家属表示慰问；时任总书记的江泽东同志也让秘书打来电话，向方宏的家属表示慰问。 桑塔纳之心 方宏于1990年被提升为大众公司总经理时，也正是上海大众背负重任的时候。当时，作为第一块合资试验田的上海大众，在以CKD方式发展汽车的同时，还肩负着另一项重要任务：探索如何尽快实现引进轿车产品技术的国产化。 1983年，上海通过购买CKD组装大众桑塔纳轿车。

    1984年10月，双方合资成立上海大众公司。桑塔纳组装了3年后，产量已经上万台，但国产化率不到6%。 1980年代，中国外汇短缺，长期依赖进口的CKD生产方式有悖于国家的政策目标。1987年，中央政府对上海市和上海大众施加了空前的压力，明确表示如果3年之内国产化率达不到40%，上海大众就得关门了事。 1988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对当时的上海大众董事长陆吉安下达了“军令状”：“三年内国产化率要达到60%，当年国产化率要完成25%，第二年50%，不能少，否则你就引咎辞职”。 当时中国的技术员不理解为什么每个零部件都要做“四季试验”，包装要送到德国认证，大家觉得这是德国人在成心刁难我们。为此朱镕基拍板：搞国产化不能“瓜菜代”！不仅要数量，更要质量。

    1985年至1988年大众在华第一号人物、亲历了上海大众创业历程的大众高管马丁•波斯特在其所著的《上海1000天：德国大众结缘中国传奇》中这样写道：在朱镕基的领导下，1988年7月1日，上海桑塔纳轿车国产化联盟成立，这是一个全国范围的联盟——在“中国品牌”这个总概念的指引下，配套厂商允诺遵循开始几年一再带来烦恼的大众的质量标准——朱镕基在这场无休止的争论中说了句铿锵有力的话，“不搞瓜菜代”来装车。 一开始德国方面对国产化并不是很积极，朱镕基向德方明确表示，国产化不成功，上海大众关门。德方的态度由此发生180度转变，当时正在上海访问的大众汽车集团董事长（1982-1993年）哈恩博士说：“我这次来上海是要搞三件事，第一是国产化，第二是国产化，第三还是国产化！” 在转向以桑塔纳国产化为中心后，上海市政府和上汽公司做出了由上海大众兼并上海汽车厂（兼并后放弃了该厂原来生产的上海牌轿车）的决定，并将整个上汽所属的企业全部以为桑塔纳配套为目标进行重组和技术改造。 1990年，是3年“军令状”的最后期限。为了确保目标顺利完成，善于提拔“能干实事的人”的陆吉安发现了方宏。 方宏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内燃机专业，不仅业务娴熟，而且精通外语。临危受命后，方宏一方面巧妙地与德方周旋，一方面为桑塔纳国产化配套进行产业重组和技术改造。 1992年1月1日，上海汽车厂正式加入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此外，原上海重型汽车厂、上海汽车底盘厂和上海第二汽车底盘厂被合并成立汇众公司，专门为桑塔纳生产前后桥、悬挂系统和减震器；原来上海重型汽车厂自主开发和生产的交通牌4吨载重车、大通牌15吨自卸载重车和32吨矿用自卸车等产品被全部放弃。

    桑塔纳国产化获得了后来被广泛宣传的成功。1990年，桑塔纳零部件国产化率达到60%；到1997年，零部件国产化率达到90%以上。但是，国产化却付出了另一种代价：上海汽车工业放弃了上海牌轿车和载重汽车的生产，从而丧失了自己原有的整车产品、自主品牌和开发平台。 1990年2月6日，小平同志视察上海大众，当方宏介绍到某个零件已经国产化了，某个零件已经达到了德国质量的水平时，小平同志高兴地连声说：“好，好！” 1992年1月4日，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上海大众总经理方宏、副总经理梅斯曼博士联名向他汇报完成1991年3.5万辆桑塔纳轿车生产的信上批示：“谨致祝贺，再接再厉，稳步攀登新高峰。”德国大众负责中国业务的董事施密特博士也发来贺信表示祝贺。 关于桑塔纳这段国产化历程，方宏在其所著的《上海大众的国产化工作进程及质保体系》一书中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因为在桑塔纳国产化方面做出的出色贡献，方宏被业界誉为“桑塔纳之心”。

    足球里的悲哀 方宏出身书香门第。他是著名的“桐城派”代表人物方苞（清代散文名家，有《狱中杂记》等名篇）的后代。从小受过良好的礼教传统教育。然而，方宏性格内向，不好张扬。出名，对他来说可能是一种巨大的人生压力。过于追求完美，对自己近乎苛刻，使他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 跳楼之后，外界对他的死因有过诸多毫无根据的谣传：“国家安全局找方宏谈话”；“方宏在与外商谈判中泄密，延缓了中国复关的进程”；或“方宏贪污达到了五位数”，“方宏被股票套住了”；或“方宏属同性恋”；“方宏出访时到过红灯区”。 比方宏小7岁的妻子、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眼科主任、上海医科大学教授姚沁薇认为，方宏的死因，决不是像某些传闻所说，她站在一个妻子与医生的双重角度看，丈夫主要是因隐匿性忧郁症而死，而且是一种典型的更年期忧郁症。在最后的一段日子里，姚沁薇曾听到方宏自顾自地念叨着：我只请施拉普纳就好了。…… 足球是方宏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请洋教练施拉普纳，使他成为中国足坛的风云人物；筹划振兴中国足球基金会又使他的知名度大增。但是，就在资助中国足球的活动中，他也尝到了许多的艰辛。

    1992年1月30日，中国足球队在经历了曾雪麟的“5•19”、高丰文的两个最后“黑色三分钟”之后，徐根宝再次遭遇了一个“黑色9分钟”。中国亿万球迷肝肠欲断。 中国足球队蒙难“黑色9分钟”，身为球迷的方宏夜不能寐。在平静之后他觉得，“输了球，我们不能光是埋怨和指责，这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们应该为中国足球分担忧愁。”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脑海里产生，“我们能不能为中国足球队聘请一位德国的优秀足球教练，上海大众有这样的财力，也有这样的便利条件”。 当即，方宏将自己的想法同公司的管理层沟通，并征求了德方副总经理斯蒂芬•梅斯曼的意见，两人一拍即合。 1992年2月2日，是传统的中国小年夜。上海大众汽车董事长陆吉安、总经理方宏驱车到德方副总经理梅斯曼家里拜年，并带去了一份重要的历史性计划：为中国国家足球队聘请一位德国的“洋教练”。

    短短四个月后，一位叫施拉普纳的德国老头，便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之中。他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执教中国国家足球队的“洋教练”。 方宏筹备成立了“上海大众振兴中国足球基金会”，并请来了施拉普纳。但是基金会原计划筹资1000万元，却因一些企业临阵脱逃，一年过去了，仅仅到位240万元。这使方宏焦虑万分，心绪极坏。最后，在上海大众的董事长陆吉安的大力支持下，基金会终于成立，但方宏却为此情绪低落。 别人不晓的难处 身为“上海大众振兴中国足球基金会”理事长的方宏，已深感到做大事的艰难，但这只是促使他选择跳楼的最直接动因之一。 方宏虽位高权重，亦有别人不晓的难处。因袭的理性包袱随着他权力的增大而增大。如果将这只包袱抖落开的话，里边原本就有出身、教养、门第等等，现在更添上了地位带给他的尊严，道德的完善以及对某种律令的应顺，对于应付世俗的挑战，方宏显得力不从心。

    他常对一些知己感叹总经理难当，流露过挂冠之意。 一次，他到浙江大学去讲课，一下讲台，就被门外等着的十几个人团团围住，连说带哄，争抢着要他坐进轿车，接他去某个地方，他一个一个回绝了人家，拖妻子回到自己住的房间，关上房门后说：“我实在是怕，这一去，人家开口要汽车，要赞助，怎么答呢？”妻子说：“你板着一张面孔也够吓人的，难道你不可以潇洒点？” 还有一次，有几名台湾歌星在上海演出，主办者给大众公司送了些赠券，妻子姚沁薇要了两张，让方宏陪着一起去听。谁知从头到尾，他的脸色老大不高兴，好容易憋到散场，一出门他就对姚说，往后你爱听就自己掏钱买票，别揩公家的油。方宏的清廉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清廉，以至到了容不得半点通融的地步。

     方宏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他不善言辞，平时也很少有能倾心交谈的朋友；他亦非常清高，尤其看不起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方宏基本没有业余生活，不抽烟也不喝酒，单调乏味，根本就无法排遣心头的郁闷，日积月累，总会有迸发的时候，特别是要将桑塔纳年产量从1992年的6万辆调提到1993年的10万辆，他承受的压力是可以想象的。 而当时在工作中，方宏正面临一个很大的难题。上海大众的合作伙伴——德国大众要求上海大众按照合约的规定分红。在同德国大众的谈判中，德方坚持要求上海大众支付外汇（这是合约中早就明确的条款），而上海大众近来却缺少外汇。 上海的外汇调剂市场也因外汇管理状况受到制约，当时的外汇调剂价格（美元对人民币）一直压低在8.20元左右，上海大众很难从外汇市场调入外汇。因此，中方一直要求上海大众在同德国大众的谈判中坚持立场，以人民币支付红利。这在今天根本不是问题。但在当时是一个大问题。这使一向极讲信用的方宏感到十分为难。 在他自杀的当天，他所要主持的办公会议则将听取从德国回来的谈判代表的汇报。为这件事，方宏曾向人表示自己头痛极了，但又无可奈何，对此，他感慨万分。 有人说“桑塔纳是方宏的命，足球是方宏的魂，夫人是方宏的根”。1993年1月，几十年来与方宏朝夕相伴的妻子，不幸患上肠癌与多发性子宫肌瘤，须动大手术一并切除。自此后，从不失眠的方宏开始寝不安席，精神恍惚。夫人的病给重压之下的方宏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在姚沁薇住院的20多天里，方宏一天不落地来探望。这种细心使他对人、对事、对物往往有着更为深刻的情感体验，同时也加重了他的心理负担。他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每晚都要靠安眠药帮助入睡。 再过一年，也就是1994年，方宏就会自然退休，但他没能熬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