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进入的是产品研发部门,做到高级工程师,不能说多高的职位,但也领导自己的研究小组。因为我学结构力学,最早进入福特是做噪声研究,一年半之后改到做车身的耐久性,车身的耐久性做了9年。
其实刘涌泉与汽车结缘的时间很早,在下乡时,刘涌泉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司机,“那个时候下乡分配工作,我是分配到胜利油田,到那儿以后把我分配到运输大队当司机去了,开了两年车,然后考上了大学。毕业以后又分配,又是做汽车,反正这辈子跟汽车分不开了,我是很喜欢这个行业的。”
或许正是因为在产品研发部门更接近实际生产和市场,刘涌泉对开发过程中流程建立的重要性感触很深,在访谈过程中也被他反复提及,“福特汽车公司的开发流程是以市场为引导的,整车由它给,会有一个目标分解。现在对整车的目标有17个性能指标,涉及各个方面。”
根据市场需求和竞争对手的状况,在整体框架内对每个指标都提出具体的量化要求,直到所有的系统参数确定。而这样的流程在国内还不成熟。
就像大多数华人工程师一样,刘涌泉在福特汽车做得很顺利,即使在他离开的时候,上司也同样不理解地问他,“你为什么要离开?你做得很好,留下没有问题的。”但这位上司不知道,刘涌泉回国的计划在4年前就已经开始筹划。
换个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正如刘涌泉所说,他们这一批经历过“文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出国的人,在走的时候都没有想过要留下,回国是天经地义的必然。只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都留了下来,尽管工作都不错,但回国的想法只是被暂时压抑下来了。
但随着年龄逐渐增大,以及孩子上大学后独立,已经50岁的刘涌泉越来越不甘于平淡的日子。底特律汽车工业的衰退,让他在公司同样也找不到当初的激情,有规律而按部就班的生活让他感到日渐老去。
“去年我的老师去底特律旅游还专门去看我,他问我用了多长的时间做回国的决定,我跟他说我说研究回中国来的可行性研究了3年。”刘涌泉玩笑地说自己是做足了功课才决定动身的。
最早是在2003年,刘涌泉的好朋友,已经回国的邬学斌就曾经动员过他回国,但当时仍在上学的儿子成为刘涌泉最大的顾虑,而且当时国内汽车工业的环境和可提供的选择也不多。“但这个事情有人跟你提了就自然会考虑这个事儿,就像被叫醒了一样,我开始不断地看中国的汽车网站、杂志,中国汽车工业的整个情况我都要看看。”
“我在福特呆了14年,大多数运转方式已经熟悉了,而且国内现在很多企业是在学习它的管理。我觉得继续下去意思不大,想找一个跟福特不一样的地方,而且非常有特色的地方。”
到了2006年,五征集团董事长姜卫东去底特律,让刘涌泉看到了这种改变的机会。据刘涌泉回忆“当时带着简历去的就有十几个”。刘涌泉尽管没带简历,但在听了姜卫东的介绍后,认为这是个很有潜力的企业,当时就有了加盟之心。不久后的2007年3月,张显杰、刘涌泉、刘新新3位福特高级工程师一起回到国内加盟五征集团担任研究院副院长,而院长一职由姜卫东亲自担任。
正是这种扎根的感觉,让刘涌泉提炼出一套不同的“海归哲学”,“首先要融入所在的环境中,不要带着救世主情结彻底改造什么,国内的企业在‘海归’加盟前已经成功了,各自有它们自己的道理。我们要做的就是用自己的所学和经验来提升它,让这些企业可以迅速地建立自己的研发流程和体系。”
刘涌泉笑称,在“海归”之后的工作中,最大的挑战就是本土化,如何将自己在美国企业的经验结合中国市场的实际,实现最适应需求的本土化研发能力,是许多人不曾想到的问题。而在这个过程中,刘涌泉觉得反而是回国后才学习到很多东西。
此外,刘涌泉觉得,尽管现在底特律状况不好,但大的回国潮可能还不会形成,真正选择回到国内的依旧是那些想要做些事情的人。而对于他们,刘涌泉的最大建议还是像自己一样,要有充分的信息和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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