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季荃：当年的骨气和精神

　　王季荃：“我在不同的文章中写过多次，我的期望就是恢复国车。1980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谈到国家决定停止生产红旗轿车。我看后真掉眼泪了。这是我们国家的损失”

　　口述 王季荃

　　编者按：78岁的王季荃坐在她位于天津市区的客厅里，神情激动地对我们讲述她在一汽的风雨历程。这是2008年8月5日上午，在10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她的身影看上去略显孤单。

　　这是一次有些超出我们意料之外的采访。在5个多小时的回忆中，她为我们揭开了试制CA72、CA770、CA772，以及最后不了了之的CA771等红旗轿车遭遇的工艺难题和最终解决办法。她为我们再现了当年在国外封锁，国内封闭；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的艰苦年代下红旗轿车诞生过程中的每一个辉煌片断。而这种辉煌，正无奈映射着当代红旗品牌的跌落。

　　她的经历并不复杂。1955年7月她从天津大学机械制造专业毕业，然后被分配到一汽。

在那里一直干了30多年，其中在工艺处从事红旗轿车的技术和技术管理工作就有29年。可以说，从1958年参加第一辆红旗轿车的试制，到1987年从一汽退休，她从来就没有离开过“红旗”岗位，这就难怪她有如此之深的红旗情结。

　　回忆那段历史，她说她感到很充实，也很愉快。“我永远怀念当年自主开发红旗轿车年代的骨气和精神。”她说。

　　以下是口述节录。

　　初到一汽时，我在工艺处下面的机械加工实验室工作。1958年国家大炼钢铁，要求技术人员下放劳动。一汽有20多个分厂，全处500多人都被下放到对口的分厂，工艺处被下放到十几个分厂，我去了发动机分厂挺杆车间。

　　这一年，一汽开始试制红旗CA72两排座，我也参与到其中。当时没经验，CA72的挺杆老过不了关，一汽发动机分厂技术科长是李刚（后任中汽总公司总经理），也是液压挺杆突击队队长，他对刚进厂的大学生说：“你们都参与搞红旗吧。”我负责编挺杆的工艺，做夹具等工装设计。

　　从4.6万次到100万次

　　很快就到1960年，国家取消技术人员下放劳动的政策，我被抽回工艺处，在生产准备科轿车组。组里只有四五个人，工作量很大，每天都在加班加点干。总体来说，我们工艺处的职能有四个。

　　第一，编制工艺路线。什么叫工艺路线？红旗轿车有5000多种零件，从数量上说有2万多个，分布在铸、锻、模、精、热、散、配、空调，轿车等14个分厂。这些零件有何要求？由谁提供？这就需要我们工艺处先弄懂，把它们一个个拆分，下到部门分厂加工制作。

　　第二，审查工艺性。产品设计师画完图后，还需要不同车间按照工艺把部件加工出来。画出图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出来又是一回事，而且，能不能做出好质量来更是另一回事。不管是在CA72，还是CA770，这方面碰到的难题可多了。

　　举个例子，CA770三排座的翼子板，它的两个圆形灯很大，成本也很高。最初我们用了十几套模子也没拉出合格的零件。为此，我组织召开了好几次技术攻关会，让设计师把左右两个零件改为四个零件，将当中的两个零件进行焊接，工艺简单，只用四套模子就拉出合格零件，成本也大大降低。

　　第三，组织质量攻关。做红旗时因为厂里设备简陋，生产条件差，这样做出来的轿车质量很难达到要求，我就组织14个分厂进行攻关，由总厂真接下达的质量攻关就立了30项。

　　就拿气阀弹簧来说，一天厂长带着两个设计师来到工艺处，说红旗CA72在从北京去天津的路上出现气阀弹簧断裂，让我负责解决这个问题。这里有个背景得提一下，由于试制时间紧迫，CA72的发动机气阀弹簧没做寿命试验就装车使用了。

　　于是，我组织底盘技术科、弹簧车间、热处理分厂、轿车分厂设计科成立攻关组。我们先将弹簧送到车间做试验，一试验才发现，弹簧寿命只有4.6万次。然后，我们再去找相关的国际标准，但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找到。巧合的是，一次我们在图书馆里看到一个外国轿车广告，其中提到了气阀弹簧能使用100万次，我们这才将100万次确定为目标。

　　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干了两年。CA72的气阀弹簧用的材料是65锰钢丝，再增加两道工序以后，气阀弹簧的使用寿命提高到了40万次。到现在我还深有体会，汽车好坏不是画出来的，不是设计出来的，不是说严格控制质量管理就行，而是工艺保证制造出来的。

　　还差60万次怎么办？我们也是无意中看到一本介绍航空工业的杂志，提到航空用的发动机的气压跟轿车一样需要很高的速度，它们用的材料是50铬钒磨光钢丝。再一打听，这种材料在大连钢厂生产。

　　大连我很熟，因为红旗的方向盘就是大连塑料厂生产的。于是，我拿着单位开的介绍信，跑到大连钢厂请求他们支援。接待我的是生产处一工作人员。他把我带到车间主任办公室。直到现在，我仍清楚地记得车间主任对我说的原话：“我们自己都供不应求，没有时间做给民用。”

　　我跟他讲道理，我说：“我们做的轿车是给毛主席坐的，不安全怎么行呢？”

　　听我这么一说，他的态度就转变了。“这样吧，你明天上午到生产处，我们一块谈。”

　　第二天，一见到生产处负责人，我就说：“我们做的红旗都是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坐的，对发动机动力要求很高。但我们现在的气阀弹簧使用寿命只能达到40万次，离100万次还差得远，发动机相当于人的心脏，要绝对可靠，无论如何，你们都得支持我们一把。”

　　对方看我很执着，就说：“那就给你们几百公斤吧。”

　　我赶紧给一汽打电话，让他们派车过来拉货。回到一汽后，我马上组织人员换新的材料，再用0.6毫米至0.8毫米喷圆钢丸进行强化喷丸等工艺处理，又经过几十次的反复试验。气阀弹簧终于达到了100万次标准。

　　这期间，我正怀着我家二女儿。我记得那是1964年9月23日下午，我正在底盘分厂做试验，突然阵痛就开始了。实在痛得没办法，我赶紧住进职工医院。到了晚上，我打电话让爱人汪声銮（后调任天津汽车总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骑车给我送来脸盆和毛巾等什物。第二天早上四点钟，我生下了二女儿。

　　以奔驰600为标准

　　1965年国家要求试制CA770三排座。从样车下来，到做完生产准备，我们只用了8个月。第二年5月开始小批量生产。正在这时，我们厂领导突然接到胡亮（原汽车局局长）打来的电话，他正准备上西风山，结果车轮总成焊缝开裂，差点出了事故。时任一汽总工程师的胡传聿指定由工艺处负责，他找到我：“王季荃，你领头组织技术攻关吧。”

　　还是老办法，我把焊接实验室、工装室、车轮分厂技术科、轿车分厂设计科等6个不同部门的20多人组织起来开大会。跟上次一样，我们仍然找不到一个参考标准。我问大家：有谁知道奔驰600车轮总成的焊缝寿命是多少次？没人回答我。

　　我和设计师李隶华一起跑图书馆，跑吉林工大，都没找到目标。后来在我们工艺处的情报科里翻到一本杂志，上面刊登了奔驰轿车广告，写的是车轮总成的标准寿命为100万次，轮辐和轮辋能达7.4万次。

　　大家知道，红旗轿车车轮全是手工焊缝，轮辐和轮辋的钢板厚度为3.5毫米，焊出来的使用寿命只有6000次，而100万次简直就是可望而不可及！在试验中，我们也发现车轮总成开裂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轮辐和轮辋板料厚度不够，二是焊接工艺达不到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请示总厂购买一台自动焊机，即二氧化碳保护焊。同时，增加轮辐和轮辋厚度做试验，从3.5毫米一直增加到4.6毫米，最终达到了7.4万次。

　　在一汽厂做的这些试验都没有装轮胎，为了确保CA770车轮总成过关，一汽总厂要求我们用带有轮胎的总成进行试验。这个试验必须到专业厂去做。当时比较有名的是牡丹江的桦林橡胶厂。时任一汽副厂长（主抓生产）的李志国对我说：“王季荃，前期工作都是你做的，还是你去吧。”他还派了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跟着我。

　　那时从长春到黑龙江只有一趟过路车，而且是夜里1点30分在长春站停。厂里还特意派了辆解放卡车送我们去车站。解放卡车的结构不知道你是否熟悉：座椅很高，必须踩着下面的钢板才能下车。您想想，正是半夜，到处都黑灯瞎火的，一不留神，我一脚踩空，韧带被严重拉伤，眼看着腿就肿了起来。跟着我的大学生扶着我上车，我痛得一晚没睡。

　　清晨6点就到了牡丹江。我却没办法走路，只好让大学生背了一段路，用棍子拄着走一段路。我们来不及休息，直奔桦林橡胶厂。一位管生产的副厂长接待了我们，他说，他们的试验时间安排得很紧，本没打算安排我们的试验。但看我这个样子，就安慰我：“先别说事了。”然后打电话叫厂里的医生为我敷药止疼。

　　末了，他说：“你赶快回去，我们一定给你安排。”

　　即使要回去，也得住一宿，因为当天没有火车。

　　桦林厂的试验很快就有了结论，“100万次！”我们终于达到了国际标准。一汽总厂迅速投产100辆红旗轿车（500个车轮总成），并为以前的用户全部换上了新车轮。为此，我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奖品是一张荣誉证书。

　　CA771项目不了了之

　　1965年秋，我国与法国建交后在法国举办的一次工业展览会上，红旗轿车首次参展，便引起轰动。展览之后，这辆车就被当时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留下来使用。这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大使乘坐红旗轿车。

　　法国国庆日当天，黄镇就坐着红旗去参加庆典。给黄镇开车的袁师傅后来讲，他本想行驶在第一道，但由于红旗车自重太重，加速需要20几秒，不及外国车快，结果就行驶在第四道。

　　当时我老伴汪声銮为给一汽、二汽和正在筹备的重汽购买设备，长期在驻法大使馆里。袁师傅多次找到他，向他了解红旗轿车的各种性能和技术情况。同时还给他建议：能不能让红旗车再快一点？那时还没有国际长途电话，我老伴每个月给我写一封信，由信使带回到北京，再寄到长春。在信中，他向我提到了这事。

　　不久后，袁师傅回国休假。知道消息后，我们特地邀请他从北京来长春，到一汽轿车分厂给几百名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介绍红旗轿车在法国参展的情况。袁师傅说：“十几年来，我给大使开的都是外国车，这次开着我们自己制造的红旗轿车去参加法国国庆，真感觉我们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听完后，大家都心潮澎湃，很受鼓舞。

　　1967年七八月，外交部的同志看到国家领导人和有关部委都坐上了红旗轿车，也纷纷来电来信：“我们不坐外国车了，我们要换红旗。”在这种背景下，一汽决定替外交部量身订做CA771小两排座。与CA72相比，CA771更短更窄。

　　为确保红旗在国外使用万无一失，外交部要求对CA771做长途试车试验。这次试验由汽车局牵头，一汽轿车厂和外交部等相关人员参与（我是代表总厂参加的惟一一名女同志），组织了10辆车，其中CA770、CA771各两辆，剩下6辆全是外国车，包括美国凯迪拉克、林肯和德国奔驰。

　　车队从长春出发，途经北戴河，到北京，再到石家庄，然后从石家庄返回北京，长春，全程共4000公里。在试车过程中，我和三位同志坐在头车CA770上，我坐副驾驶座，车由刘照森师傅驾驶。CA770的设计速度是160公里，我们则跑到了120公里至140公里，一路上，大家感觉都很舒服，坐在CA771上的驾乘人员也没问题。

　　有问题的是那些外国车上的外交部人员，他们被颠得呕吐不已。结果就不停地按喇叭，要求我们减速。红旗轿车是根据我国路况而设计的，尤其是跑在砂石路面上，抓地很牢，开起来很平稳。而外国轿车的钢板弹簧、悬挂结构都适应不了国内路况，操作稳定性较差，车速一快就发飘，坐在车内很不舒服。

　　到了北京，外交部长韩念龙亲自接见我们。他试开771后决定让外交部统一换红旗车。可惜的是，这时外交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都写着“打倒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项目也不了了之。到最后，CA771只做了十来辆样车。

　　后来，因为一汽人各方面的努力，红旗整车质量也大大提高，中央领导都换上了红旗轿车。

　　保险车出炉

　　刚才我讲了工艺处的三个职能，我们的第四个职能是工艺试验。CA72和CA770都是由14个分厂联合组织技术攻关，但CA772却不是。CA772是保险车，国家在1966年就提出要为国家领导做，一汽是在中央五部委小组的领导之下进行试制工作的，到真正做出样车来，则到了1969年4月。

　　我是总厂参与试制CA772的小组成员之一，也是惟一一名参与的女同志。多少年来，保险车对外都是保密的，今天仍有些数据不能对外讲。我能说的是，CA772的外部跟红旗一模一样，当时没几个国家能生产。其防弹设施都是国内自己生产的，一汽进行整车总装。

　　我们真正花大力做的是空调器。毛主席以前坐的保险车是吉斯115，夏天用冰块来降温。中南海就提出，CA772上要装空调器，北京夏天温度高达40摄氏度，要让车内温度保持在27摄氏度左右。

　　这个要求很高。当时我们的设备极其落后，而空调器是高科技产品，技术复杂，零部件精度和光洁度都有严格要求。试制小组找了一辆凯迪拉克轿车上使用的空调器的压缩机，将它拆开测绘。我记得很清楚，就这么一个总成，有130多种零件，我们出了产品图并一个一个地编工艺，再加工制造。

　　还需说明的是，空调器活塞中心与压缩机缸孔平行度为0.01毫米,装配间隙为0.005毫米。只靠镗床加工很难保证达到要求。低压阀片的厚度只有0.1毫米，俗语称为十道，什么概念呢？人的头发是7道，它只比头发略粗一点。而光洁度标准要求最高达到△12。

　　如何才能让低压阀片达到薄度和光洁度？我们想了很多办法，经过试验-失败-再试验，差不多花了4个月，终于采用电火花切割和抛光手段制成了低压阀片。

　　这时已到了文革动乱时期，每到下午一汽厂区里就不见人影。我每天五六点钟，甚至八九点才能回家。说实话，一个人走在路上很害怕，有时试制小组同志送我一段，后来老伴汪声銮天天都到车间来接我回家。

　　接下来就做整车的静态和动态试验。我们先把总成装上CA770轿车来做。长春的夏天不怎么热，怎样才能模拟北京夏天的温度达到效果呢？想来想去，我们把装好的车开到油漆烘干室里，那里接近40摄氏度，等车内温度达到37摄氏度左右，才打开压缩机制冷。当时参加试验的就我和司机。

　　我为什么要跟着？车内有6根温度计，我要看每个角度的温度数据是否一样，看车需多长时间能从近40摄氏度降到27摄氏度左右。

　　做完静态做动态，我们把车开到静月潭附近做动态试验，我坐在副驾驶座上，脚下对着出风口，那里温度一般为0至2度之间。几天试验下来，我的两个膝盖疼痛难忍，我就用两块30毫米厚的泡沫将小腿包上，坚持做完试验。

　　最近一次我去一汽，曾打听过CA772的空调如何？一汽回答“很棒”。

　　期望和建议

　　现在想想，在那个艰苦年代，在国外封锁，国内封闭，一无资料，二无手段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还能干出高级轿车？我的切身体会是：有争气，有骨气，有勇气。在有勇气前，还得加上科学的态度。把这些归纳在一起，总结起来就两个字：精神。

　　去年我在一汽轿车厂参加一个小型座谈会，我就给他们讲：如果你们 用现在这些手段，再加上当年干红旗时的精神，可以说是谁也比不了我们。现在缺什么？精神！

　　人必须要有一种精神。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缺，我们本来也可以不让人牵着走，但有些人就愿意让别人牵着走，现在是越牵越深了。跨国公司原来用合资的方式牵着我们走，现在他又变换手法，在国家提出自主创新的时候，他们就响应说做自主品牌，实际上是换了种方式牵着走。

　　回过头来看，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合资，合资，再合资，而不愿意搞自主品牌？在我看来有三个原因：一是认为搞自主品牌有风险。我刚才说了，试验不成功，车不能按时出，这些都是风险。尤其是有些当领导的，在短时间内需要出业绩，但干自主品牌太需要时间了。

　　二是他们心里没底。自主开发，只有越干心里才越有底，也才能找出更多办法和措施解决难题，越不干就越没底。

　　三是政府不支持。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呼吁国家要对自主品牌进行投入和支持。但是，国家有些部门不但不支持，还老给自主品牌出难题。有一年，我在山东开会，我记得当年就有68个城市对微型车限行。而自主品牌中，小排量车占据了主流。

　　最后谈谈我的期望和建议。我也在不同的文章中写过多次：我的期望就是国家能恢复国车。1980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谈到国家决定停止生产红旗轿车。我看后真掉眼泪了。这是错误！也是我们国家的损失。

　　有人说红旗耗油量高，这么一个高级轿车，百公里20升应该能接受。还有人说一汽这么大个厂，只给中央领导做车，从成本看不划算，这也不对。世界上几个发达国家都有能代表本国的国车，如美国的林肯，德国的奔驰，法国的雪铁龙，而我们呢？

　　我的建议有四点。首先，对自主开发的“红旗”等轿车，应与合资企业生产的同级轿车享受同等待遇，税赋平等，对于科技投入更应优惠。

　　其次，政府有关部门要出台鼓励政策，要奖励自主开发的企业，领导人和全体员工，激发自主开发的自豪感和积极性。

　　第三，政府可以通过政府采购行为向红旗等自主品牌倾斜，并在一定范围内确定自主品牌为公务用车。相比较上世纪60年代，今日公务用车的范围要宽松得多，如省市甚至县乡，还有政府职能部门公务用车都可提倡用自主品牌。

　　第四，政府制定鼓励购买车的政策，如免征或降低附加税等。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要带头使用自主品牌轿车。我们应向韩国学习，以乘坐自主品牌轿车为荣。

　　对于红旗，我也有一个建议，希望它能推出占领市场的产品。3.0L也好，4.0L也好，只做塔尖肯定不行，都市场经济了，谁来养着你？所以应该从1.6L开始，接着往上做。奔驰也是这样，它也是从1.6L小排量开始，一直到奔驰600。奔驰的做法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