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城镇人均住宅面积28平方米,一个停车位加上分摊的配套地面,所需面积至少要30平方米。”郭继孚代表在小组讨论会上向其他代表提问,“房价是多少?但汽车出行时86%时间是免费停车,您觉得这合理吗?”
缓解
交通拥堵、减少污染排放,郭继孚代表认为,治疗“城市病”需要从根本上下功夫,要降低
交通密度,一是提高停车费、禁止免费停车、严格执法规范停车;二是将购车与停车位挂钩。
北京一半汽车没有车位 “我知道这样说会被骂,但还是希望用我的专业知识,对城市发展尽到我的责任,可以为此承受挨骂。”郭继孚说,“我们要直面这个问题。”
“我们的观念出了问题,认为富裕了就要
买车,就要无节制地使用汽车。”郭继孚解释道,“但我们根本做不到,全世界也没有哪个城市能做到。”
在他看来,停车难将会是下一个比
交通拥堵更严重的问题。再不从停车位入手控制汽车发展和使用,未来真的会“堵死”。
在
北京,
买车并不需要配套停车位,全市车位总共只有250多万个,只能满足一半汽车的停放,更多的汽车处于随意停放状态,占据了自行车道、社区绿地、消防通道等。
郭继孚的一项调查显示,
北京的私家车出行时,有86%是享受免费停车的,也就是说一辆汽车7次出行只有1次交了停车费。“外出吃饭、购物、开会等,都可凭发票、通知免费停车。”他感叹,“停车费太低了。现在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不
买车、不用车就亏了!汽车怎么会少?拥堵怎么能解决?”
他说,这对不
买车的人来说,是另一种不公平。“并不是要禁止使用汽车,但是要适合我们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一定要让我们的小汽车付出它应有的成本。”
东京如何从“堵死”到畅通 经济发展了,为什么不让市民拥有汽车?
面对这样的质问,郭继孚给出了一个理直气壮的答案:在
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就是不应该人人拥有小汽车、使用小汽车,选择城市就意味着需要选择一种适合城市的生活。
郭继孚用自己调研的数据举例说,美国3亿人汽车保有量2.7亿辆,但纽约有50%的家庭没有车,曼哈顿岛是77%的家庭没有车。“我查过曼哈顿居民的详细收入情况,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人依然有一半人没有车。”而在香港,小汽车一共是40万辆;相比之下,
北京2010年一年就增加了80万辆汽车。
香港的收入水平那么高,为什么他们不
买车?郭继孚说,在香港
买车没有限购,但是需要配套的车位很贵,平均一个车位200万港币,最贵的是
370万港币。曼哈顿的停车位,也要十几万美元一个。
相对私家车出行比例高达34%的
北京,东京的这一比例只有5%。在东京,政府机关单位、公司商场都不允许为员工、顾客提供免费车位,否则就按照逃税处罚。
郭继孚介绍,东京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比
北京的今天还要堵,最后出台了一个严格的法律—《车库法》,
买车必须要有车位。如果用假的停车证,将被罚款20万日元,蹲监狱三个月。他们花了十几年时间搞了一项“扫马路运动”:不许乱停车,抓住一次罚款两万日元,抓住三次吊销驾照,如果连续三次被吊销的话终身禁驾。“东京就是这样痛苦过来的。”郭继孚说。
郭继孚认为,
北京应该尽快立法,引起更多人的注意,才能避免拥堵继续加剧到不可忍受的地步,现在还有机会,不这么做就会恶性循环。
用经济杠杆降低交通密度 私家车不让停,公交车不能准点,地铁拥挤不堪,让人怎么出门?
面对记者疑问,郭继孚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回答:私家车那么多,公交车怎么能跑起来,公共
交通怎么能发展?
来自市
交通委的一份数据显示,2013年本市公交的客运量同比下降了4.9个百分点,年运送乘客49亿多人次。相应的,2013年的
北京市全路网工作日拥堵指数增加到5.5,比上一年增加了4.2%,拥堵情况更加明显。这带来的后果,就是公交车的运行速度下降,准点率更低。这是公交乘客减少的主要原因。
郭继孚给了记者一组数据,
北京东西两个城区内的私家汽车数量,分别是东京内四区、纽约曼哈顿的2倍,而
北京汽车的年均行驶里程又分别是它们的2倍—也就是说,
北京中心城区的
交通密度,是东京内四区、纽约曼哈顿的4倍。
在他看来,应该尽快限制小汽车的使用,为公共
交通腾出路面空间,才能提高公交的运力和运输效率,同时让公交车变得舒服,吸引更多人乘坐公交车。在市区就应该坐公交车,反过来如果住在密云,轨道
交通要修到那里非常昂贵并且浪费,最佳出行方式才是小汽车。
过去,开车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但是现在很多人已经明白汽车只是一种
交通工具。目前
北京低于5公里的汽车出行率占到44%,其实低于5公里出行,骑车更快。
“一夜之间把
北京的停车费调成‘天价’并不现实,市民无法接受。”郭继孚说,解决停车难,一方面是建设一批停车场、停车楼,另一方面是通过经济手段管理。
此外,与国外相比,
北京的停车费过低,造成没人愿意在市区建停车场或停车楼。郭继孚建议,未来应该把停车交给市场,政府负责严格执法监管,从而推动停车位的科学发展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