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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信民：1950年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分配到南京市人民政府财经委工作；1954年8月至1959年底，一汽热处理分厂计划处工作；1960年至1969年，先后在国家机械部汽车局规划处、办公室工作，任办公室副主任；1972年至1982年，出任一机部汽车局技术发展处、规划处副处长、处长；1982年至1985年，成立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后，任副总经理，负责规划发展工作；1986年，改任中汽公司副董事长；1987年至1989年，任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副主任；1990年至1998年，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理事长；1998年至今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名誉理事长。
胡信民讲起自己当年参与我国汽车工业建设工作的经历，70多岁的老人记忆清晰，如数家珍。对新中国汽车工业不同历史阶段也有自己精辟的见解。他说：“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以改革开放为界，在改革开放前，分为初创和成长两个阶段，是我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并向前发展的一个过程；改革开放后也分为两个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初到1990年，这是中国汽车工业快速发展的打基础阶段，引进、合作项目增多；1991年到2000年，是中国汽车工业全面铺开、产量提高快、产品增多、结构调整的大发展阶段。”
白手起家建一汽
胡老说：我国汽车工业的初创阶段是以1953年建设一汽为起点的。新中国搞汽车完全是白手起家，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结果3年就建成，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很了不起。
一汽建设初期，急需大量人才，倾全国之力向这片热土输送知识分子。195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分配在当时的南京市人民政府工作的胡信民接到调令前往一汽，成为了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的建设者，也因此能够成为历史的见证人。
“那时我29岁，还没结婚，接到调令后找到女友表态，不结婚就到此为止了，于是6月底接到调令，7月初草草结婚，过了十几天就走了。后来爱人调到一汽后才真正成家。”胡老的这段“浪漫史”，正表现出当时为了祖国建设，一代热血青年义无反顾的豪情。当时的生活条件不是很好，吃的是粗粮，高粱米、玉米面之类，物质条件有限，实行供给制，分配东西要用票。但对这些困难，胡老却不愿再提，他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建设一汽的一些逸事。
“当时没经验，对汽车是门外汉，就边学习边干。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来，先去上课，学习汽车专业知识、学技术，由专家进行讲解。然后上班，工作晚了就睡在车间里，工作没有8小时的说法，春节也不休息，工余时间还要下乡帮助当地农民兴修水利。为了三年建成一汽，大家对工作不讲报酬，还曾经敲锣打鼓去退奖金。”
成长阶段曲曲折折
1966年至1980年，是中国汽车工业的成长阶段。
这个阶段，随着经济的发展，一汽3万辆的产量已无法满足需要，将产量提高到了6万辆。在种类上也有增加，在原生产解放牌卡车之外，搞起了越野车，又出了红旗轿车，红旗是在大跃进时开始搞的，生产是在这个成长阶段。
从整个汽车工业来看，其他地区如南京、北京也发展上来了，又增加了几个汽车生产基地，像天津、武汉等。
二汽也是在“文化大革命”时建起来的，背景是备战备荒，建立的目的是为了制造军车，川汽、陕汽都是在这种背景下上马的。令人感兴趣的是二汽的几上几下，主要就是因为厂址定不下来，出于战略考虑，所以要求建厂要偏僻，而在“隐蔽”到什么程度上有不同意见，出现了二汽立项的反复。最后决定建在十堰，先有厂后有市，后来没打仗，企业的经营宗旨改为军民结合，以民为主，以民养军。
胡老指出，在计划经济时代，讲究的是分工，你搞重型车，他搞轻型车，不要重复。那时是不存在竞争的，分工后各自生产就行了。改革开放前，车子生产出来后是计划分配的，不是拿到市场上去卖的。
在改革开放前，也进行过体制上的探索，在“大跃进”前，汽车工业是统一归中央管，“大跃进”改为地方管理，企业下放，但放下去之后出现了重复生产的情况，在这个阶段又进行调整。
在1963年至1964年，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刘少奇同志主持搞“托拉斯”（公司），按企业方法搞经济，改变行政的管理办法。当时全国搞了12个“托拉斯”，汽车是其中一个，成立了汽车工业公司，下面有分公司，各地厂收归总公司统一管理。
胡老认为，当时的方向是对的，但到“文化大革命”时又遭到批判，被当作修正主义。
改革开放后大发展
“文化大革命”后，国家拨乱反正，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了新的发展思路。到了1980年，在改革开放思想指导下，汽车工业产品落后、体制陈旧等问题被大家认识到了，在思想上开始转变。
当时改变“一贯制”显得很有必要，因为按计划分配的旧思路，这个类型的产品没有要有，有了就行了，也不搞什么更新换代，这就是“一贯制”，而这样做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于是开始大量引进国外技术和产品，北京吉普、上海大众、二汽神龙这时开始引进外资，夏利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当时为了保持发展，规定国产化40％才能生产，这个思路是对的。这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快速发展的打基础阶段。
这时出现了个情况，大家都要搞轿车，怎么办？当时决定依托原有生产格局，批准了上汽和一汽，因为这两家原来就生产轿车，一个是上海轿车，一个是红旗轿车。考虑到这其中有个过程，决定两家各以3万辆为目标，然后再滚动发展。在计划经济的指导思想下，审批一汽项目时，是按与上汽产品错开的原则，定位其搞中高档轿车。
对于生产轿车，二汽也有这个打算，提出要按经济规律搞，小打小闹不能产生合理的经济效益，成本下不来，为此提出拟生产30万辆。但当时市场尚未全面起动，潜力没有发挥出来，没有通过国家审批。二汽于是确定以出口为导向的目标，然而这个定位不利于合资，因为合资者都是想进入国内市场的，后又改变定位，以进口替代为目的，30万辆产量变为15万辆，通过了国家审批，但时间上晚了很久，这就是为什么二汽轿车发展慢一拍的原因。其实二汽提出的上规模促效益的建厂原则是有道理的，但当时的市场规模这个“瓶颈”限制了大投入的可能。当时轿车购买量很少，没想到如今会有这么大的需求。
在“七五”期间，面对大家都想上轿车的势头，当时决定搞“三大三小”，三大是指一汽、二汽、上汽；三小是广州标致、天津和北京吉普，以上这6家国家认可，其他的厂家不能搞轿车。但后来南京也搞了，不承认但是挡不住了，现在轿车品牌不少，吉利、瑞达、奇瑞等，轿车被看好，激烈竞争开始了。
1991年到2000年，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大发展阶段。这个阶段中国汽车工业全面升级，规模提高，产品增多，技术水平提高，换代更新很快，引进合资比例很大，产量也上升好多倍。
这种变化，与前30年不可同日而语。
“现在最被关注的是个人买车的比例增加，全国1700万辆，私人就有轿车625万辆，而在私人车中，客车的比例也大于货车，并且以后会更多，这种趋势已经很明显”，胡老对私人轿车发展拉动整个产业的发展的关心溢于言表。
微型车的故事说明什么
“90年代初，中国汽车工业曾有过一次‘典型事例’，那就是微型车的故事”,胡老不仅对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时时挂记在心，也从未停止过对一些问题的思索。
在当时，国内汽车需求出现变化，在原来侧重发展卡车的基础上，微型车迅速升温，并显示出令人吃惊的迅猛势头。由于当时对微型车发展认识不足，市场观念不强，预测不到市场需求那么大、那么快。
1985年在天津开了个全国微型车座谈会，认为微型车生产太乱，决定确定三个生产点，一是天津，它引进了大发的技术；二是柳州，生产“五菱”；三是吉林，其他地区不允许搞微型车。结果事与愿违，市场是不能分割的，微型车人货同装，小型方便，价格便宜等优势，使其占有了市场，也使企业趋之若鹜。通过市场调节，长安、昌河、昌飞等快速发展起来，市场不按行政“指挥棒”行事了。随后出现了微型车的大发展，数量上从1980年22万辆、1990年50万辆到2000年的206万辆、2001年233万辆。此事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不能按计划经济时代的思路进行管理。
胡老认为，从微型汽车发展这一事例可以看出，在汽车生产和发展过程中，一定要遵循市场需要和规律，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和计划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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