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财政部特派员施波：吕福源推动了中国汽车业的对外合作

　　吕福源推动了中国汽车业的对外合作

　　——美国财政部特派员、驻亚洲开发银行大使施波(PaulW.Speltz)先生回忆吕福源

　　张宇星

　　2005年2月27日下午5时，北京国际俱乐部饭店一楼咖啡吧，美国财政部特派员、驻亚洲开发银行大使施波(PaulW.Speltz)先生如约而至。坐在他身边的是通用汽车亚洲区原总裁石伊恩(IanJ.Stones)先生。施波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回忆起中国商务部前部长吕福源。

　　这是我与老朋友吕福源的最后一次见面：

　　吕走到我的前面，两只手伸出来，慢慢地摸着我的双颊，从上到下，就像盲人在抚摸一个久违的朋友，再轻轻地拍一拍我的双肩，叫一声：施波。然后他说：“摸起来跟施波先生一样，虽然他已经是大使。”

　　我也和他一样，轻轻地摸他的脸，拍他的肩……然后说，你的声音还是一样，长相也一样，还是当年的老吕，虽然已经是部长。

　　施波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独家回忆起与当时任外经贸部副部长的吕福源亲切会面的场景。

　　会面时间：大约在两年以前。

　　地点：北京，当时的外经贸部一楼大厅。

　　在他们的身后，一边是随施波来访的一大批美国政府及驻华大使馆官员，一边是陪同吕福源会见客人的众多外经贸部官员。

　　所有在场的人都对他们的举动惊讶不已、感动不已……

　　“然后我们胳膊挽着胳膊，一起进入会场”，说到这里，施波的叙述停顿了，眼圈湿润，眼泪险些涌出，但他努力保持克制。

　　其实，很少有人知道他们之间近20年，在各自不同岗位上连续不断的深厚友谊。这也是为什么还在处理美国政府对印度洋海啸救援资金等公务的施波，在路过北京时还挤出宝贵的时间，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关于吕福源采访的原因。

　　解决疑难问题的高手

　　究竟是什么时候认识吕福源的，我已经记不清了。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是他是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副厂长兼总经济师，而我是美国技术公司(ATC)总裁，由于帮助一汽引进克莱斯勒的488发动机项目而结识。

　　作为老的国有企业，第一汽车制造厂在和德国、美国合作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让人头疼的事情。但当时一汽的吕福源和李光荣这两人是非常好的搭档，他们一起挺过了很多难关。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488发动机项目。

　　那时候，我们美国ATC技术公司负责将克莱斯勒488发动机卖到一汽。合作初期，双方都遇到不同的困难：一汽面临国有企业怎么引进外国设备的难题，而克莱斯勒也遇到了工会问题和对外转让部分生产设备的阻力。根据计划，我们双方要在还是一片荒芜的长春二厂厂区建立起新的发动机生产厂，并要把原来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转变成机械化。

　　然而，在发动机设备的运输过程中，货轮遭遇到特大风暴的袭击，机器设备在舱内“折胳膊断腿”。一汽提出索赔要求，而克莱斯勒也感到委屈。在离上法庭仲裁只差一步的最后关头，吕福源提出了一个非常开放性的解决方案。

　　当时，那家船业公司莫名其妙地不允许克莱斯勒的调查员去查看损毁设备和事故记录，而保险公司也要推卸责任，使克莱斯勒不知所措。吕福源和李光荣认为必须透明、讲实话，并安排克莱斯勒方面到大连港查看所有文件和记录。

　　一天，在和吕福源、李光荣一起讨论此事的时候，吕福源拿起一只饮料瓶子打比方说：“如果瓶子就是事故责任方，那么这瓶子不应该在你们那，也不能在我们这，而是在另外一方。”他当时指着瓶子说，责任应该是保险公司，不能让我们两个无过错方打来打去，而船业公司应该把损失透明化。最后，还是由保险公司给了赔偿，保证了项目的顺利进行。

　　“如果那次货损事件没有解决，会有什么结果？”面对记者的提问，施波说，那负面的影响就太大了，一汽第二发动机厂恐怕就只有厂房，没有设备了；发动机也生产不了；技术转让就更无从谈起，更重要的是一汽与克莱斯勒两大公司各自或共同的发展目标遭受重挫，整个关系肯定要后退了。

　　充满前瞻性的领导

　　由于工作的原因，吕福源经常去美国，我也陪同他多次去过底特律。

　　有一次，一位来自克莱斯勒的经理人，陪同吕福源参观了由福特赞助的美国汽车历史博物馆。展览当中有一部分强调，在上个世纪初，美国有大大小小的很多汽车厂，而最后就只剩三家。吕福源对这个概念非常感兴趣，所以经常建议中国的汽车厂商来这家博物馆参观学习。

　　后来，吕福源在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和原机械工业部担任领导期间，做了很多工作，参与重大决定，使汽车行业尽可能集团化。如果汽车厂家太多，售后服务也会有问题。所以，他坚持认为，中国的汽车业也会整合合并，像美国的汽车历史一样。

　　其实不仅仅是在汽车工业发展上具有前瞻性，在后来的教育部、原外经贸部以及商务部领导岗位上，吕福源也常常会有一些超前的想法。

　　还是在教育部工作的时候，吕福源提出了要在中国普及远程教育方式，甚至在农村设立远程高等教育等新思路，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也有机会学习，这在当时都是全新的概念。

　　当时我还兼任肯塔基大学的理事会会长。吕福源曾向我描述过他的想法。他认为，中国在“文革”时期让一代人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后来他们都成了40多岁的中年人，再重返学校去上课一定会觉得很不好意思。于是，采用无线的远程教育方式，让他们既有机会上业余大学，又避免了和年轻人一起接受教育的尴尬，这都是非常超前而且人性化的想法。

　　他简直是在吃书

　　吕福源酷爱买书、看书是出了名的。他也常常和我聊起他从书中所了解到的东西。有时，他会在聚会时对大家说起他在书里看到的名人名言，甚至用流利的英语脱口而出。

　　吕福源先生很爱他的祖国，但同时也花大量的时间了解西方。因为了解西方，在跟西方人谈判的时候非常有效。

　　有一次，吕福源问我，你在休息的时候干什么？我故意回答说，没有休息时间，只有看书。吕被我的风趣所打动，说：“你看我的桌子上都是书，我们只有看书。”

　　记得几次在底特律的长时间谈判当中，如果周末没有工作安排，那么吕福源的每个星期天下午一定都是在书店度过的。

　　有一次，吕福源看到一本内容很好的技术书籍，但是很厚很重。书店老板告诉他，半年以后要出简装版的，可是他却说，好不容易看到了，我现在就买下，等不及了。

　　在我看来，吕福源的确是博览群书，包括技术水平很高的专业书，还有历史书、人物传记等等。他总是没完没了地看书，有时我简直怀疑他不是看书，而是吃书。当然，这些书也让他了解了西方，尤其是西方的汽车公司。如果他现在还健在，那一定是网络购书的最好顾客。

　　“吕福源的去世，不论是对于作为朋友的我来说，还是对于整个中国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如果他还在工作岗位上的话，一定会作出很大的贡献。”施波说。

　　施波先生甚至突然向记者发问：“你有汽车吗？如果有，那么你也应该感谢吕福源，因为他推进了汽车进入中国家庭的速度。”他说，如果让我给吕福源作个评价的话，我认为他是启动中国汽车业新兴化的带头人，是一个独特的、有远见的、可靠的人。他教会中国怎么利用外国汽车技术，强调售后服务。同时，他又是很精明的一个人，他把外国公司带到中国来充分竞争，而赢者是中国，现在的中国人可以用较合理的价格买到汽车。汽车进入家庭，这归功于他。

　　（作者系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 责任编辑：陈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