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劳资风险

　　目前，中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面临的主要政治暴力风险已经不是传统的战争与内乱风险，而是和平环境中贸易保护主义驱动的政治暴力风险，由于劳工权益问题引起的政治暴力风险也呈方兴未艾之势。

　　劳工权益问题对我国社会稳定和企业经营管理有着潜在的至关重要的影响，但由于以下原因，这种潜在影响迄今尚未完全显现：“和为贵”的国民性格使得我国劳工在不满企业待遇时较少选择直接抗争，而是选择“用脚投票”；国内劳动力市场总体供过于求，剩余劳动力数以亿计；现行干部考核体制激励政府官员在劳资纠纷中更加倾向于资方，且政府行动能力强大；我国法律尚未明确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劳工权益保护机制；不存在独立工会组织；所有这些因素导致目前我国国内资方力量占有较大优势。

　　也正因为如此，我国企业管理层缺乏在不同环境下处理劳工权益问题的经验。但上述因素在许多国家并不具备，中国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由于劳工权益问题引起政治暴力行为的风险较高，其中又以以下两类项目的风险最为突出：

　　①在一些法制不甚健全的发展中国家投资的资源开发型项目。目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采掘业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较高，大型投资项目中采掘业项目尤多。员工多的企业发生工潮的几率本来就相对较高，采掘业从业人员普遍性情剽悍，发生工潮的概率更高。首钢秘鲁铁矿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首钢秘铁公司”）自建立不久便陷入劳资纠纷困扰，仅从2004年6月1日开始的罢工就令该公司直接损失351万美元，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

　　从1992年首钢决定收购该矿至2003年，该矿年产量从300万吨上升到500万吨，年均增长不过4.75%，在仍然存在足够可采资源且中国国内目标市场需求旺盛的情况下，首钢秘铁公司产量增长如此缓慢，不能不认为在相当程度上系劳资纠纷所致。

　　②在一些平均收入水平高于中国并实现了民主化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制造业投资项目，尤其是并购投资项目。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这类经济体与中国的竞争关系比较明显，工人更担心生产向中国转移而减少他们的就业机会。其次，工人担心他们的收入水平降低。第三，这类国家实行民主体制不久，尚未形成类似欧美的成熟的社会各阶层相互制衡机制，其国民行使民主权利的热情高涨而履行义务的意识相对淡漠，容易形成极端的群体性行为。

　　典型如韩国，韩国参加工会的劳动者比例不过11.4%，明显低于美、日等发达国家，因罢工而损失的工作日却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据韩国银行下属金融经济研究院统计，2000～2002年间，韩国平均每1000名劳动者损失的工作日数为111天，日本和瑞典为1天，德国为3天，美、英也不足韩国的一半。

　　对于海外投资企业而言，劳工问题引起的政治暴力风险由于以下原因而破坏力大增：其它类别的政治性风险通常都在各国官方出口信用保险、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的承保范围内，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转移和规避；但由于劳工问题引起的政治暴力风险通常不能向官方机构投保，只能由企业自我防范。

(责任编辑：余建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