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金融危机要打“持久战”

  　中国经济既有产能过剩，又有产能不足。压缩过剩产能，弥补不足产能，才能实现平衡。中国居民消费不足，就要提高消费能力；农民消费水平低下，就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１９３８年５月，毛泽东写下著名的《论持久战》，初步总结了全国抗战的经验，批驳了当时盛行的“速胜论”和“亡国论”等论调。

　　如今，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国内也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论调：一是“速胜论”——“‘４万亿’投资力度不够，需要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二是“自由论”——“‘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只能让市场自由调整”。笔者则认为，应对此次金融危机也将是一场“持久战”，在这个过程中，“市场”与“政府”两只手都不可或缺。

　　在危机面前，中国政府并没有惊惶失措，而是稳扎稳打，初步树立了战胜危机的信心。４月１６日发布的一季度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工业增加值和居民收入在增长，但几个关键指标依旧偏冷。如，ＧＤＰ同比增长６．１％，低于上季度的６．８％；进出口总额大降２４．９％；ＣＰＩ和ＰＰＩ多年来首次在季报中双双“告负”；社会零售总额仅增长１５％，为近年来最低；新增就业人员１６２万人，同比减少２１万人，仅完成全年目标的１８．０％。带动经济增长的依然是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大增２８．８％。

　　应当看到，此次危机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固守“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张的必然结果；是二战后以美国为首建立的世界经济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后来取消美元与黄金挂钩等措施与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新矛盾交织并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是人力、自然资源、技术、资金等要素在全球化条件下重新配置及各国经济发展阶段、结构、价格等极不平衡的结果；是发达经济体以虚拟经济极度繁荣为支撑的国民生活极度奢侈与社会福利化无限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没有发生金融危机，经济也没有倒退，只是外贸在短期内陡降，从而导致国内产能过剩问题凸显、增速降低。全球经济泡沫被吹大到极点，商品价格涨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又一下子跌到“谷底”，使中国企业的经营短时间内处于窒息状态。待“高价库存”得以消化，经营策略实现调整后，内销比例大于５０％或外销产品是生活必需品的企业，一般都能恢复生产。

　　然而，中国经济的深层矛盾是自身固有并长期积累的矛盾。４万亿投资是一剂“猛药”，却是一剂“西药”而不是“中药”，只能“解表”而不能“治本”。政府加大投资、给予信贷支持可以使工厂不至于倒闭、增速下降不至于过大，可以减少失业工人，但过剩产能仍然存在。

　　刺激内需也是一剂“西药”。政府出钱刺激本来就存在的需求早日实现，从消费角度看，是“寅吃卯粮”，满足了当下的急需，却必然也会减少未来的消费需求。

　　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有保有压”的方向是正确的，是“治本”之策，但落实情况有待观察。尤其是对“落后产能”并没有具体标准，银行信贷支持政策与产业振兴计划、中央政府的宏调规划与地方政府的微观政绩等很难协调一致。

　　“西药”能救急，“中药”管长远。要“治本”、“治根”，还需要“中药”。“中药”的治疗机理是：“病”是身体内在的不平衡所致，把“不平衡”给治“平衡”了，“病”也就痊愈了。中国经济既有产能过剩，又有产能不足。压缩过剩产能，弥补不足产能，才能实现平衡。中国居民消费不足，就要提高消费能力；农民消费水平低下，就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居民需要的，市场能提供的，政府不管供给，只管市场监理；市场不能提供的，政府要供给，即公共产品。政府的功用与调节市场的方法是：１．市场给了的，居民买不起，就从市场上找政府的原因。政府从中谋利了，就要退出，减少市场成本；政府没有从中谋利，则可以从两方面努力：一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二是促进市场供给者尽可能降低价格。２．市场没有或很少供给的，居民有需求，政府就要帮助供给商提高供给能力。３．市场有供给，居民不愿意消费，政府只能压缩低质产能，促进高质、有需求的产能提高供给能力。４．市场有供给，消费有需求，但违背社会公德、妨碍社会秩序、影响身心健康、浪费资源与能源或属于奢侈消费的，政府必须有导向性的消费调节政策。５．市场没有供给，民间有潜在需求，则要靠商务人士发掘。如３Ｇ无线上网及增值服务等。６．政府只能是节约消费、保守消费的代表，绝不能引领社会时尚与高档消费、奢侈消费。

　　除“外贸依赖症”外，中国目前最大的五大消费领域也需要用“中医”、“中药”的方法来调理。

　　１．住房问题。商品房价格高，居民需求大却买不起。在泡沫期，开发商花了高成本，现在成了“沉没成本”。存量房产卖不出去，就没有资金开工新的项目。开发商如能获得新的贷款，提供合理成本（政府退出土地财政、房产开发财政）与低价格新房源，用适销新房源的获利弥补以往的亏损，才能启动住房消费。这项工作，我们并没有认真去做。

　　２．轿车消费。轿车消费在中国，有其特殊性。一是石油乃稀缺资源，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国，石油资源支撑不了轿车在中国的普及。二是中国公路建设跟不上轿车普及的速度。三是中国城市的土地面积支撑不了轿车的普及。因此，不能无限制地盲目发展家用轿车产业。

　　３．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是中国居民的刚性需求。但是，政府对高教支持力度（不足ＧＤＰ的４％）始终小于国际平均水平（占ＧＤＰ的５％—８％），１８—２２周岁的适龄人口入学率仍然在２５％以下，且高校欠债高达２０００多亿元。金融危机带来大学生就业难，对高校扩招与扩能无疑是雪上加霜。同时，高校的改革与开放，始终没能提上议事日程。这将决定中国未来人力资源的品质与素养，如果得不到高度重视，还何谈“软实力”？据统计，２００８年中国高收入人群不是文化、科技、教育工作者，而是公务员，这种导向显然需要调整。

　　４．卫生医疗。如果没有国家有关研究机构课题组提出“医疗改革基本不成功”的结论，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很难受到现在这样的重视。这次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案可谓精心设计，回归正常轨道。

　　５．农村消费。中国农村消费水平要比发达城市落后十年以上，潜力巨大，但不能仅靠政府补贴来挖掘。政府要致力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引导全社会的资源流向农业、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