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政府相关部门为了让公众放心而密集出台了几项补充规定，但“汽车三包‘退车’概率微乎其微”、“汽车经销商认为退车没戏”、“汽车三包标准遭到质疑”等等否定式大标题，还是频频出现于各大媒体，它们把供需双方心中的焦虑对峙，当着“政老爹”的面摆了出来：一方是一贯弱势的消费者，担心权益保护法规政策的责任得不到落实，自己空欢喜一场；另一方是本该承担责任的一些主体（特别是经销商），发誓赌咒般地直陈“退车不可能”，撑死了也只能“三包”变“两包”。

　　不能不说，“三包”政策的确触碰了各方的重大利益。在这场因利益分割而起的焦虑对峙中，吃亏的不是政府相关部门，信心受到灼伤的肯定是弱势的消费者；面临严峻考验的，也不只是政策公信力，更是企业诚信力。

　　焦虑对峙所涉及的价值链并不复杂。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经销商，最怕的当属购车后的纠纷，往往就是双输。企业最怕“刁民”，一点小事就没完没了地找，如果有“三包”法规政策为其撑腰，必会动不动就要换车、退车，这是他们最大的担心；而消费者更怕，因为他们是这个交易链条中最弱的弱者，纠纷的果子没有一个是好吃的，小事小拖、大事大拖，谁也耗不起。结果是，当事品牌形象就在交易双方防意如城、彼此互不信任中逐步畸形化，连交易行为本身也被妖魔化。

　　可事实本来可以有另外的选择，因为供需双方本来是有“价值共同体”基础的——都是为了交易才走到一起。按理说，即便是公共政策没有硬性约束，在竞争环境下，确保不出现目前被纳入“三包”之中的种种“缺陷”“劣行”，是汽车消费者最重的权益底线，更是汽车制造商、汽车经销商、汽车维修商最应打心眼里看重的底线。

　　必须注意的是，这两个本可以合而为一的底线，要结成真正的“价值共同体”，前提是消费者的成熟和制造商经销商维修商的负责。在现有状况下，后者的责任意识更为关键。因为，先有质量服务不合格存在，才有消费者权益保障话题。

　　如果说，汽车制造商、销售者的营销目的，就是在目标市场通过创造、传递优质的顾客价值并实现利益交换的话，那么，“三包”所涉及的问题，就不应该是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也就不应该存在“不可能”——如果出厂的产品在短时间内就暴露出重大缺陷、如果关键系统部件短暂使用后就出了故障且屡修不愈、如果产品暴露出问题即便维修后还是让消费者用着根本不放心，那么，这本身就背离了所有各方的价值，难道不该无条件地用“包”来解决吗？

　　因此，说消费者不成熟会导致无节制放大“三包”风险，与其说是对消费者秉性的误解，毋宁说是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因果顺序有了误解。在相互信任的前提下，如果不是产品和服务存在无法忍受的“缺陷”和“劣行”，谁愿意为了包修、包换、包退而去无休止地耽误工夫？

　　至于对牵涉到的各方博弈的担心，则也是一些人“提三包而过敏”了。经销商不用过分担心制造商耍赖不认账，因为他们不是都信誓旦旦地要做百年品牌、做强中国汽车工业嘛；制造商不用一股脑儿地推卸责任说经销商素质低责任意识淡薄，因为那样的“老鼠屎”很快就会被淘汰；对独立维修商更是不用担心，因为他们躲无可躲；对无理取闹的极端个别消费者，不是有法律划定的约束么？

　　政策面前焦虑碰撞倒是提醒我们，对负责任的、真正准备做强中国汽车工业的汽车制造商、经销商、维修商来说，“三包”政策的实施，是一次营销思想大洗礼的难得契机，也是在做大做强口号下回到经营原点的竞争动力。这样的机会，可不能因为某些别具肺肠之人的心虚、哭冤，而集体走向“责任溃坝”。

　　我们有理由相信，不管有多难，政府部门都能够如期推行“汽车三包”；多数人也善良地肯定，经销商制造商即便是“三包”变成了“两包”，那也是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一大进步。

　　焦虑终将过去。在责任面前唱哭戏、躲猫猫的少数企业，终究要在竞争大潮中被淹没。企业只有回到顾客价值的底线上来，切实维护消费者利益，才是做大做强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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