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荣兴辞职了。

　　2014年4月11日，对现代汽车集团负责中国事业的副会长薛荣兴的调整成真。根据中国方面于3天之后发布的正式信息，薛荣兴的职位由北京现代总经理崔成起接任，同时崔成起官升一级，由副社长升职为社长；崔的职位由北京现代主管生产的副总经理金泰润将接替。

　　从现代汽车集团在中国的业务看，这属于韩方的人事调整。与现代汽车集团以往的人事调整略有不同，它不是发生现在现代汽车集团岁末年初盘点业绩的惯常之时。更为重要的是，对于薛荣兴的调整是以“辞职”来界定的。对于薛荣兴辞职的原因，媒体借助现代汽车官方的说法是：“薛荣兴称要为后辈勇退，加之考虑到其高龄，受理了他的辞职信”。

　　以薛荣兴在现代汽车集团的地位，选择在此时以如此的理由辞职，现代汽车集团官方的说法并没有为外界所接受。因此，媒体薛荣兴离职成为“闪辞”。韩国的《朝鲜日报》、《东亚日报》等媒体都在经济版给予了特别关注，其中猜测各异。

　　按照现代汽车集团官方的说法，这一次薛荣兴辞职属于主动之举。与2007年前后，他拼力保住职位截然不同。彼时，现代汽车集团在中国的销量不振，同时与东风公司的关系极度紧张，现代汽车集团有意派驻新的高管与薛分权，但后来薛荣兴胜出，继续成为现代汽车集团在中国的最高管。他在中国的“亲密伙伴”胡友林率悦达集团鼎力相助。两年之后的2009年8月，悦达集团的董事局主席胡友林病逝。

　　在现代汽车集团，薛荣兴只在其会长郑梦九之下，关于他的职位有：“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说法。媒体报道称，在韩国，薛荣兴拥有与郑梦九面积相当的办公室。这可从另一个方面看出薛荣兴的地位。有人说，在等级森严的韩国特别是现代汽车集团，这是一种无形的权力。

　　对于薛荣兴的辞职，最受关注的理由是北京现代即将兴建的新工厂，因在选址问题上存在争议，因此推进的速度并未达到现代汽车集团所预期的速度，薛需要为此承担责任。与北京现代如日中天的局面相比，新工厂的建设或是原因，但远非关键。无论是在产品、品牌，还是在销量上，北京现代的速度远超日系车。

　　在中国汽车市场，薛荣兴所聚集的政商资源要比一个新工厂重要的多。这在北京现代项目的立项以及东风悦达起亚的内斗中已经清晰的呈现出来。即便薛本人也承认，在中国大陆做生意，需要解决的问题远非生意本身那么简单。

　　中国已经毫无争议的成为现代汽车集团在韩国之外最大的市场，而且在规划上，现代汽车集团在中国有更远的目标，即便在四川成立的商用车合资公司，现代汽车集团都希望能达到以10万辆为单位的销量。以中国汽车市场的脾性而言，现代汽车集团需要更为重要的薛荣兴们。

　　可是，薛荣兴主动辞职了，是年69岁。在薛荣兴掌舵下，现代汽车集团在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就像他在华人圈所揽获的各类职务一样多。其中所蕴含的故事，就像他的行踪一样神秘。

　　从当年江淮汽车的中重卡、客车到SUV车型，从华泰汽车提车的SUV到鄂尔多斯的工厂，从北京到江苏的物流供应，都有薛荣兴的身影。无论是中方的高管，还是韩方的管理者都对此心知肚明。所以，当薛荣兴辞职时有猜测认为是“个人问题被披露”所致。对于金钱，薛荣兴曾言明自己的态度：“钱，不是我的，看都不看；是我的，一定要拿到，不拿就是傻瓜”。在中国，有很多中说法。

　　一个更为重要的局是，在经历了黑金事件之后，现代汽车集团面临权杖交接的难题，郑梦九之子郑义宣迟早要成为现代汽车集团的新舵手。而现代摩比斯中方的高管说：“老东家喜欢的少东家未必中意”，这其中有部分指的是现代汽车集团在中国的人与事。

　　如果是这样，那么薛荣兴的辞职仅仅是开始。

　　薛荣兴一直认为，在较为排外的现代汽车集团，他认为需要低调，少说多做。这一次果然成真，真的是无言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