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克口述历史--步行三月到延安

　　第二幕:“大干100天，生产100辆”

　　这个厂主要给一汽和洛拖配套。一汽1953年动工，附件厂1954年下半年动工。

当时附件厂厂长是崔绍武，1955年换为李瑞。李瑞是原前门区区委书记，现已去世。我去的时候，办公是在原国民党409厂，在北京天桥附近，北京解放后改为后勤修理五厂，原国民党军队的上校、中校部分人都留下来工作。

　　我们成立了附件厂筹备组，我是负责人。1954年9月，筹备组与北京汽车配件厂（即后勤修理五厂）合并，成立了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附件厂后来新规划了一个地方，就在呼家楼附近，也就是后来的北京汽车制造厂厂址，现在建中央电视台的地方。中央投资了2900万元，1955年建成。

　　那时，我们基本上还生产苏联配件，有化油器、汽垫、轴瓦，技术上不那么先进。我记得有个化油器部件，我们想改进，但苏联专家不同意。苏联不同意，一汽也不好意思改，他们说苏联的东西不能乱改。

　　但到最后，从提升技术层面考虑，我们还是做了改进，因此做了些斗争。有意思的是，苏联专家瓦留申回国时，偷偷拿走了我们改进后的化油器，可能他也觉得改进后的零部件更实用，但又不好意思明说吧。后来，不只是一汽用这个配件，汽修厂也用。

　　1958年工厂决定改名，将北京汽车附件厂改为北京汽车制造厂。朱德总司令题写厂名。当时，我给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打电话，本来是想请他题词，结果他说：“我给你找人，找总司令来题。”没想到，朱德总司令答应得特别干脆（他前后两次来厂里视察）。挂匾的时候，整个一条街的人都过去了。现在这块牌子还有，成了无形资产了。

　　1958年“五一节”，我们造了一辆手扶拖拉机给国家献礼，后来把它送给了北京手扶拖拉机厂。五一献礼后，十一还得献礼啊。怎么办？我们就想造汽车来献礼。

　　我们厂是个汽车附件厂，但一直和军队有密切关系。最初为抗美援朝造军用摩托车，一个车斗带三个轮子的那种。那个时候造汽车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从国家领导人到一般群众都很热情，有的工人修了一辈子汽车，也没造过车，特别希望能够自己造车。

　　我们从印度大使馆买来一辆德国大众的小轿车，它是后置发动机的，我们把它作为样品仿制。买来后，我们提出口号“大干100天，生产100辆”，并成立了汽车指挥部。我负责协调，总工程师是张世恩，他负责技术。张毕业于清华大学，一直在修理厂工作，思想很正派，文化大革命中挨批斗，受不了刺激，最后在工厂里跳楼自杀，可惜得很啊。

　　我们成立了工艺科和设计科，厂里投入200万元，都是自己的钱。那时大家积极性很高，有条件上，没条件也上。工厂没有地方让我们做汽车，结果工厂到处都是试制战场。我们在办公楼边上搭一个棚子作临时项目组，把工厂大礼堂舞台和第一排椅子之间的空地也用来试制汽车。我们先测绘，再画图，连发动机都是我们手工制造，当时我们的车床工人连头发几厘米的热胀冷缩都能算出来。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58年6月20日，北京第一辆小轿车诞生，这车就是井冈山牌。试制成功后，我们把车开到彭真同志家里报喜，后来又开到中南海向毛主席报喜。毛主席看后说“好，附件厂能生产汽车，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朱德同志亲自为轿车题写“井冈山”车名。

　　原北京汽车附件厂厂名改为北京汽车制造厂，挂牌时来的人很多。有汽车局的领导，市场的张彭（后任北京市副市长），农机总厂厂长李本（后北京汽车工业公司总经理、农机部副部长）等。北京汽车附件厂历史结束。

　　为了向“十一”献礼，我们一共生产了100辆“井冈山”。最后我们就连推带开将它们弄过了天安门。为什么说连推带开呢？因为那时技术毕竟不高，大部分车能开过去，但也有小部分车开不过去。

　　造了“井冈山”后，大家都很兴奋。后来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到厂里去看了这车，他说，你这车不行，级别高的领导不能坐那么小的车，又说现在坐车的是“老爷”，车不能刮风透，下雨漏。他这样说也有道理，因为那时还没有成批的冲压件，零部件都是人工敲打出来的，所以说被形容为“刮风透，下雨漏”。结果，“井冈山”未被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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