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胡信民：摸着石头过河

　　我觉得中国汽车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至今还在探索之中

　　我是江苏镇江人。1950年从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市财经委员会做计划工作。在那里干了几年，1954年江苏省抽调100多名干部去支援一汽建设，我们财经委员会派一个人去，我被选中。

　　去了之后，我被分到一汽热处理车间计划科。以前我也不懂汽车，只能从头学起，我在那里一直干到1959年年底，从基层人员一直做到了计划科科长。

　　1959年，一机部的汽车和农机分家，成立了汽车局，设在一机部下面。由于缺少管理干部，就从一汽调来80多人，很巧合的，我又是其中之一。就这样，我来到北京工作，开始在汽车局规划处工作，1961年被调到汽车局办公室当副主任。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下放到江西省奉新县五七干校，在那里劳动了3年。1972年回京后到汽车局做老本行，只不过那时规划处已改名为技术发展处。在那里，我从副处长到处长一直干了10年。

　　几经变迁的汽车管理体制

　　我觉得中国汽车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至今还在探索之中。

　　改革开放后，国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1980年，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制定了全国汽车工业调整改组方案，组建以工业城市、工业基地为依托，以同类车型的骨干企业为基础的汽车联营公司。先后组建成“东风”、“南京”、“解放”、“重型”、“上海”、“京津冀”等6个汽车工业联营公司。

　　1982年5月，汽车行业按照企业竞争原理，不再搞事业单位了，汽车局被撤销，成立了中国汽车工业公司（以下简称中汽公司），董事长是饶斌，总经理是李刚，陈祖涛是总工程师，张兴业、冯克和我任副总经理。

　　当时，在机械工业委员会主持工作的是薄一波。上面领导经过研究，认为企业化经营和政府管理职能应该分开，汽车局应该成为独立的企业。中汽公司以各汽车工业联营公司为主体，属独立的经济实体，同时受国家委托承担汽车行业行政管理职能。

　　后来的观点就不一样了。中汽公司没搞几年，1984年以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经过前面几年的试验后，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认为，汽车行业属于竞争性行业，不要搞全国性高度集中的经济实体，搞一家垄断，要给骨干企业自主权。于是，已成立的全国性大公司除个别外都不要搞成高度集中的经济实体，中汽公司就把企业自主经营的决策权下放给企业，以分散权力。

　　1986年国家计委下达“关于解放、东风、重型汽车工业联营公司实行计划单列的通知”。一汽、二汽开始单立户头，开始自己管理自己的企业。

　　一汽、二汽单立户头后，就同中汽公司形成了竞争关系。但是，中汽公司还要行使行业管理的职能，比如说行业立项，还得通过我们的审查，等认可后再进行上报，然后通过国家计委批准。在剩下的5个联营公司中，除了南汽，其他四个虽然国家没有明文宣布取消，但它们属松散型，被直接下放归地方管理。

　　这当中，南汽地位较特殊。它是一个中央企业，但国家没有同意它单立户头，因为与一汽和二汽相比，它还比较小，所以就把南汽的户头放在中汽公司里。

　　不久，我记得是1987年，体制又改变了。中汽公司本身属于企业性质，是个经济实体，但现在，国家不要这个经济实体了，企业各自独立后，中汽公司存在的意义不大。于是，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以下简称中汽联合会），同时撤销中汽公司。

　　这时的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是汽车行业企事业单位的联合组织，是一个行业协会，主要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和建议，在企业和政府之间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同时根据国家授权和委托对全国汽车行业行使必要的企业管理职能，而企业经营权仍然归企业自己管理。

　　经过一年多的试办，有关领导认为中汽联合会虚的成分较多，在一汽、二汽单立户头的背景下，那些没有单立户头的企业都是企业实体，一个太虚的联合会如何参与竞争？如何进行经营？这时机械电子部针对反映的问题向上报告请示，表示应该恢复中汽公司的名字。

　　1990年1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成立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明确总公司是管理汽车工业直属企事业单位的经济实体，同时对全国汽车工业行使行业管理职能。至于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继续保留，更名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但不再承担行业管理职能。

　　1994年1月，汽车行业管理职能从中汽总公司分离出来，由新组建的机械工业部汽车工业司承担。1998年后国家政府机构改革，撤销机械工业部，成立国家机械工业局，行使全国汽车行业管理职能。直到撤销国家机械工业局后，政府就不再有专门的行业管理机构。

　　到2002年，国务院领导认为中汽总公司没有必要存在，就在中汽总公司请示转让股份的报告上批示撤销。

　　中汽总公司被取消，主要是与它的经营状况有关。上海大众成立时，中汽总公司占10%的股份。当时中汽总公司想卖掉自己拥有的上海大众公司中的部分股份，至于卖多少，2%还是3%我就不太清楚了。要转移股份，就必须给国务院打报告，报告打到国务院，有关负责人认为中汽总公司没有必要存在。“成立干嘛呢，干脆取消。”就这句话，到2002年，中汽总公司被取消，其资产并入上汽集团，中汽总公司直属的企业下放给所在地方，下属的专业公司分别划为上汽集团和国机集团。

　　没有实现的行业规划

　　上世纪70年代后期，我们曾经打算建设一个大型重型汽车厂，也就是第三汽车制造厂（以下简称三汽）。当时重型车有济汽黄河、邢台长征和上海大通这三家，年产量不足6000辆。三汽建在哪里？我们成立了三汽筹备组，开始进行市场调研。这个调研活动我也参加过，我们沿着长江调查，到江西、江苏、湖南等地进行考察，选厂址。

　　整个调研历时好几个月。主要负责人到国外考察，美国也去了，欧洲也去了。但是，当时我们对重型汽车厂也不理解，就只想建一个最大的重型汽车厂。一开始要搞15万辆，后来感觉不行了，投资规模太大，国家支持力度又不够，在这种情况下，就改为利用济汽、陕汽、川汽老厂改造，不再搞新建。后来，领导班子有变化，李岚清被调到对外经济委员会。这样，三汽也不再筹备了。

　　上世纪80年代还曾经规划过微型车。当时全国有20多家企业都要上微型车，尽管已经改革开放了，但计划经济的观念还存在。大概是在1982年，由中汽公司主持，我们在天津召开微型汽车建设座谈会，几个大汽车厂都有人参加。会上，大家纷纷提出要上马微型车。会后，中汽公司组织专项调查，1983年国家计委下发微型汽车规划定点通知。只准定点的三家搞，其他企业不准搞。

　　这三个厂家，一家是天津，主要引进大发的技术，属国家确定的微型汽车大批量生产基地；一家在柳州，对柳州机械厂进行改建，把它作为一个生产点，车型向天津靠拢，也就是现在的上汽通用五菱基地；还有一家是吉林省的吉林微型汽车厂，定位为微型汽车改装点。

　　当时计划经济嘛，都是想象的几个生产点，像轿车还有“三大三小”，计划经济不能重复建设，要进行产品分工，你搞什么，他搞什么，要分得清清楚楚。但事情往往就是如此:我们想象得很好，好像各有分工，不重复生产，但结果往往是一厢情愿，你支持的不一定行，你不让我搞的反而搞得很好。

　　像微型车的后进入者，长安、哈飞和昌河等，都是由军工企业转为民营企业，叫做“以民养兵”，都逐步发展起来，成为国内微型汽车的主要生产阵地。

　　这种事情太多了。比如说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曾想把西南“三省一市”（云南、贵州、四川和重庆）组织起来，共同生产从日本五十铃引进的轻型汽车，由“三省一市”合理分工专业化生产，年产纲领6万辆，还专门成立了西南轻型汽车经营公司筹备机构。经过一段时间运作也是不成，结果还是各省市自成体系发展自己的轻型汽车。

　　同时，在轻型车发展方面，我们比较支持北京的发展。1985年引进日本五十铃N系列轻型汽车动态技术，确定北京汽车工业公司为引进技术接受单位，用于北京老产品换型。我们把引进的14种车型的资料都交给了北京公司，结果北京偏偏不要，它不想发展轻型车；而重庆、江西却都想要这套技术，结果重庆庆铃、江西江铃都发展起来了。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还想成立一个三江轻型汽车工业联合公司（以下简称三江公司）。什么是三江公司呢？那是1986年，我们想把江西、福建、武汉（二省一市）的汽车工业组织起来，共享从日本五十铃引进的技术分工，生产轻型汽车。这个想法具体由谁提出我不知道。我们当时认为行业太乱，应该把大家联合起来，组织这样一个公司，然后进行产品分工，比如说你负责哪部分总成，他负责哪部分总成，以免浪费。

　　我们主观上这样想，实际上根本不行。1986年，三江公司成立大会在福州召开，南汽牵的头，那个会议我参加了。但谁听南汽的啊？怎么分工？怎么搞？到最后，大家都各干各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现在看来，所有这些行业发展规划，因与地方、部门、企业之间的想法不统一，最终都没有按规划实现。

　　这些规划里面少了市场竞争，我认为现在讲的汽车产能过剩问题也与此类似。市场经济应该靠市场机制来调节，但事实上并不这样。从地方来看，它要发展地方经济，要增加财政收入，要增加就业人口，需要地方政府来支持，但往往被国家管着。

　　国家一算总账，发现产能过剩了，于是就不再批准轿车项目。国家不批了，地方有权限啊，怎么办？那就化大为小吧，国家不让搞轿车，那我就不搞轿车，我搞MPV，我搞SUV，这些总可以吧。所以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有办法让你防不胜防的。

　　国家缺少扶持政策

　　当前汽车行业的热门话题还有一个就是自主开发。我们讲自主开发，重点是轿车，实际上我们的商用车做得相当不错。我认为，任何国家都要在开放中提高自己，不能关起门来自主开发。关起门来是不现实的。

　　我去过奇瑞厂，它自主开发的产品我也看了，不容易啊。企业发展跟企业的用人制度很有关系，什么样的机制，用什么样的人，结果往往也不一样。我们当前的汽车工业看起来很热闹，但我总感觉这些企业利润都相当薄，奇瑞也好，吉利也罢，它们都是生产经济型轿车，竞争激烈吧，它们就靠低价位来赢得市场，但投入又很大，因为需要开发很多产品，你别看一年只推出一两款新产品，这些都是需要投入的，企业投入了就要有回收，要不就没效益了。所以，我很替它们担忧。为什么大家都在讲要技术升级，越是高档的汽车利润越厚。

　　目前来看，我们在自主开发方面前进了一大步，至少大家都很重视，不像初期，企业根本不大讲这个事情，现在至少没人否认了，而且我们的合资企业，包括一些后起之秀都在讲自主开发。

　　在技术联合开发这块，举个例子，第一辆中华轿车造出来时，基本上是外方的技术，中国的风格很少，第二辆中华轿车，中国的风格就增加了一些，等到第三辆中华轿车造出来时，我们的风格就更多一些，外方更少一些。我觉得，这就是自主开发，今后的发展就是以我为主。我们从不会到会，这个过程是必然的。因此，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自主开发。

　　自主开发有多种渠道多种方法，我感觉是渐进的，不要想到一步就能与奔驰、宝马一样。自主开发有不同的档次，跨国公司“6+3”都进来了，你“6+3”有你的档次，我们有我们的档次。比如说我们的奇瑞和吉利，就是从中低档开始，再做到中高档。何况，技术有个积累的过程，罗马不是一天形成的。人家进来后，我们的奇瑞和吉利才发展起来，追上去也得需要时间。

　　另外，中国还有中国的国情，这很重要，跨国公司的车进入，也得根据中国国情进行修改和改进。而我们开发自己的车，优势就在于了解国情，这方面贵在坚持。目前汽车市场上产品层次太多，关键是要选好定位，然后一步步推进。

　　再有一点，就是国家缺少扶持政策。我们老是讲要支持自主开发，什么政策？拿出来呀，没有。企业要讲效益，还要年年提高，要有改善，但政策支持方面却没有。因此，还不如拿来快呢，拿来的产品马上就可以生产，而且拿来的产品又先进，销路又好，那企业为什么还要费劲搞自主开发呢？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我讲，我们不能老讲主观能动性，还应该有相应的政策来支持，但这一块老是跟不上。观点都对，都赞成，却没什么实质性政策。

　　虽然科技部也有一些配套政策，像863计划什么的，但那都是在研发阶段，这之后呢？像在产业化阶段，我们自主品牌享受到什么政策了吗？没有，产业化后就没有配套优惠政策了。

　　现在有很多企业，包括江淮、长城、中兴、福田等都想进入轿车行业，但都没有拿到准生证，让我看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