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惠民等口述历史：深山中造二汽(图)

　　在始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动荡年代，这群胸怀斗志的建设者如何在没有任何工业基础的十堰深山中建设二汽？李惠民老人家为你讲述那段历史

　　编者按： 走进十堰李惠民敞阔的家，满头白发的老人家热情、利落地迎了上来，78岁的李惠民看起来精神不错，尽管嗓音有些嘶哑，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好情绪，“我这辈子干了两个汽车厂，从不能制造汽车到能制造汽车，从一汽到二汽（现为东风汽车公司），我在这里快40年了，可以说把下半辈子都交给了二汽。”采访伊始，李惠民对《汽车商业评论》记者说。

　　李惠民是二汽第一任管生产的副厂长。在本刊采访过的中国汽车元老中，李惠民的经历并不算复杂。1942年他13岁时在日本太和铁工厂当车工造坦克零部件。1945年后到私营厂，1948年到沈阳机床厂工作。1953年全国支援一汽建设时，他从机床厂被抽调到一汽。

　　13年后，饶斌等“五人领导小组”开始筹建二汽，不久，李惠民被抽调到二汽。在大山深处，他们这群热血沸腾的建设者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完成使命。这期间，1972年李惠民任二汽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之后历任二汽副厂长、二汽制造厂常务副厂长、东风汽车联营公司经理，退居二线时他的职务是东风汽车公司常务副董事长。 今年1月15日，江泽民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集一些老同志座谈叙旧，由于生病，李惠民未能参加。事后有老同志告诉他，江泽民在会上很遗憾地说：“今天‘三李’没来啊”。

　  我13岁开始当学徒，在日本太和铁工厂造坦克零部件。日本投降后，去了私营厂做工。1948年到沈阳机床厂工作。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里，共包括156个立项，沈阳机床厂是其中之一。1953年我本来有机会到苏联红色无产者工厂去，但当时全国都在支援一汽建设，我就从机床厂调到了一汽。 到一汽报到后开始学俄语，地点在长春南宁，也就是现在的吉林工大。1954年4月2日我被派到莫斯科的李哈乔夫汽车制造厂实习，跟苏联专家学汽车底盘制造技术，1955年5月20日回国，参加一汽底盘厂的安装调试工作。这一干就是13年。

　　“上马”“下马”风波 1966年一机部派“五人领导小组”筹建二汽，这五个人是饶斌、齐抗、张庆梓、李子政、陈祖涛，他们在汽车行业很受尊敬。饶斌是中国汽车工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曾担任一汽厂长，后调到一机部任副部长兼汽车局局长；齐抗是南京汽车厂厂长，后担任江苏机械工业厅厅长；李子政是一汽铸造厂厂长；张庆梓是长春汽车研究所所长；陈祖涛是一汽工厂设计处处长。

　　这时我还在一汽底盘厂。不久，与其他支援二汽建设的人一样，我被抽调到二汽。 关于二汽的建设，中间曾出现过好几次“上马”“下马”的风波。

　　建设二汽的说法很早就有。第一次是1953年初，国家刚开始建设一汽时，毛主席就说：“中国这么大，光一个一汽是不够的，要建设第二汽车厂。”当时正好是抗美援朝，前方需要的物资供应不上，运输不过去，直接影响到战争进程，彭德怀急得不得不给毛主席发电报催要汽车搞运输。这段历史陈祖涛比较清楚，他也曾讲过。

　　在这种背景下，1954年二汽建设筹委会成立，初步把地址定在湖北武汉。后来，国家认为“一五计划”摊子铺得太大，经济上无法承受，1957年3月便宣布二汽下马。

　　1953年6月，朝鲜战争结束，为解决一个师的回国志愿军安排问题，毛主席说：“干脆把他们都给二汽吧。”并且还说：“二汽就建在江南吧。”但正好又遇上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解决全国人民吃饭问题成为头等大事，1960年二汽的第二次筹建工作又被迫下马。 到了1964年，国家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在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国家提出建设“三线”战略工业基地，毛主席决定“建设第二汽车厂是时候了！”于是，二汽建设项目成为“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

　　这里有个情节还得介绍一下，1965年1月，一机部在长春召开汽车工业技术政策和规划会议，研究汽车工业的“三线”建设和第二汽车厂产品方案。会议确定二汽生产1吨至8吨载货汽车和1吨至5吨越野汽车系列产品。

　　在决定二汽产品的同时，选址工作也同时开始了。二汽厂址最后确定在鄂西北的郧县十堰到陕西的旬阳一带。为何选这个位置，当时中央对二汽的厂址提出“靠山、分散、隐蔽”六字方针，厂址要靠近大山，关键设备还要进洞，其目的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实际上是为打仗做准备。

　　鄂西北这带地形比较复杂，在这里搞建设，关键是没有铁路。碰巧的是，中央那时决定修建襄渝铁路。铁道部对襄渝铁路通过湖北西部的线路有两种规划：南线从安康、竹溪、竹山、房县到襄樊；北线从安康、白河、黄龙、十堰到光化。二汽选址小组决定走靠铁路的北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