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惠民等口述历史：深山中造二汽(图)

　　骑毛驴，也要去三线看看

　　我是1966年8月去二汽报到的，从武汉坐一种小火车到丹江，下车后还要走132公里才到十堰（襄渝铁路1971年3月上旬才开始建设）。我们面临的问题很多，首先就是要解决吃住问题。

　　十堰只是个近百人的小镇，现在一下子来了近20万名建设大军，包括几万名工人，近10万名民工。我还记得当时我们每人每月只有半斤肉、4两油和28斤粮食，当地老乡又不会种菜。怎么办？就把萝卜叶子运来当菜卖，把地瓜凉拌当白菜。

　　这么多人没房子住，我们就分开，部分人住庙里，部分人住老乡家，部分人自己搭芦席棚住。自己搭房子也很有意思：用油毡铺顶，用芦席隔成小间，再安个芦席门，窝就建成了，邻居成了“棚友”。让人难受的是，芦席棚无法避热抗寒，还经常有老鼠爬起来，经常可以听到被吓得大叫的声音。

　　当时我们还流传着一句话，叫“房子大、窗户小；脖子粗、眼睛小”。房子大，是指这边的房子都很高，防暑不防寒。窗户一般都做得很小，一来是为了防坏人进来，二来是为了防野兽，如狼，豹子等。脖子粗是因为这里的老百姓缺碘，得了大脖子病。眼睛小是因为老百姓做饭，烧柴火烧久了被熏的。

　　运输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你知道安装调试中用的2万台设备是怎么进来的吗？全用汽车拉进来的！当时没什么公路，就是3米宽的一条土路，总长约132公里。之前，为保证生产的汽车和零部件总成运输，我们准备了三套方案：一是用火车，对货物进行编组，然后依序用火车送到总装厂；二是用汽车；三是用索道。

　　我们选择了第二套方案。由于车少，到总装厂找车送零件或者送总成得排大队，开始我带着交通警站在那里指挥，这个问题仍然解决不了。后来，我们学习日本企业的“看板管理”。所谓“看板管理”，就是什么东西定在什么地方，有多少个，多长时间送一次，这都事先要计划好，否则车子来早了取不到货，来晚了得接受处罚。这样一学，问题全解决了。

　　在二汽建设中有不少争论的事，印象特别深的两件事是“南北之争”和“东西之争”。“南北之争”就是产品设计发动机设计的争论。有一部分专家提出建一个V型汽油发动机，另一部分专家提出直例型汽油发动机。争论很久最后确定后一种方案。

　　“东西之争”指的是选厂址方案。二汽的厂址是根据襄渝铁路的建设而放在十堰的。这是周总理批准的。但在十堰地区分“东西之争”。当时有三个方案：东方案，西方案，中方案。所谓东方案是以十堰以东。西方案是在将军河附近的小河沟为中心。中方案是跨堵河的方案。最后选定东方案——以十堰以东。

　　饶斌以身作则，带着我们一起去拉板车，硬是把钢材从汉江拉进了十堰。那时毛主席讲：“即使是骑毛驴，我也要去三线看看。”听了这句话，大家都斗志昂扬，为了让毛主席睡好觉，为了搞好“三线”建设，没有人叫苦叫累。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太难了。

　　1966年10月，由饶斌带队，我们回长春开设备订货会。那时我主管车桥厂、齿轮厂，同时还是旋转体制动线负责人。结果订货会还没开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大家就各奔他乡。由于我的关系和档案都还在长春，我被造反派“留”在了一汽。

　　然后就挨批斗。一汽的造反派说有人检举我是走私派、国民党特务。检举我的人是谁？是我表弟。当时我表弟也在挨批斗，被造反派们打糊涂了，牵连了我。于是，我被停止工作，隔离了起来。造反派们则开始调查，结果当然调查不出什么来。

　　一人举报还不能“定案”，专案组解散后，新成立的专案组重新调查。新专案组的负责人是王兆国，他毕业后到一汽实习，后来被抽调到二汽，在我管辖下的车桥厂工作过。他查出原因后，一汽军代表说：“李惠民，你这个事出有因，查无止境。”就这两句话，我被解放了。

　　1969年我回到二汽时，二汽已进入全面军管阶段，成立了由军代表组成的革委会。在这个革委会中，原来筹备二汽建设的“五人领导小组”里只有齐抗还在，其余4人都被一汽的造反派“揪”回一汽批斗，我是主管生产的革委会副主任。直到1972年二汽军代表撤走，地方干部才重新开始工作，重新任命饶斌为二汽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