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色标杆”的启示

　　德国大众在华20多年，其发展轨迹足以写成一本中国汽车工业的参考手册，黑红黄三色国旗所代表的制造精神具有深刻的借鉴价值上海武康路390号，矗立着一幢始建于1932年的地中海风格花园洋房。这里，曾经是意大利总领事官邸，但现在，它的门口挂着“上海市第三批优秀历史建筑”的牌子，虽然看上去与上海市其他800多处历史建筑并无两样，但因为主人的名字叫做“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这使得它对于中德两国汽车工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纪念价值。

　　大众奇缘

　　故事的开端，发生在文革刚刚平息的1978年9月底。当时，中国汽车工业奠基者，时任一机部副部长的饶斌向国家计委提出建议，在上海引进国外先进装配线，此建议得到了中央和上海市的全力支持。

　　很快，上海轿车项目引进办公室就在武康路390号成立。中方先后向通用、福特、丰田、日产、奔驰、雷诺、雪铁龙等汽车公司发出邀请，各方也先后派代表团来华商谈，但最终流于失败。于是，目光开始聚集到当时对中国上上下下都很陌生的大众品牌。

　　大众前董事会成员，全程参与了上海大众合资过程的德国人马丁·波斯特在他所著的《上海一千天》中描述了大众与中国的奇缘。

　　1978年，时任一机部部长的周子健率领中国代表团到德国寻求海外合作伙伴，当他们乘火车从柏林去往斯图加特途中经过沃尔夫斯堡，发现还有一个大众汽车公司的时候，当即决定下车去看看。周子健一行人从沃尔夫斯堡火车站步行到了大众工厂门前，这位身着中山装的部长通过翻译告诉门卫：“我是中国机械工业部部长，要见大众汽车领导。”就这样，大众汽车进入了中国高层的视野。

　　伴随着接触的深入，他们发现这家德国企业正是中国所需要的合作伙伴。因为当时中国坚持三大合资原则：首先，合作方要提供适合我国市场需要的先进车型；其次，要提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管理模式，共同建设完整的现代化轿车工业，并且对方在国际上应该已具备较强的竞争力，并能参与商品出口以解决外汇平衡；第三，同意对横向零部件企业提供技术帮助，加快零部件国产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只卖商品，不卖技术”的日本企业显然不能入围，法国雷诺和雪铁龙虽然积极性都很高，但他们的车型却不太适合中国市场，最后坐到谈判桌前的大众汽车，让上海看到了希望。

　　这家德国企业是惟一愿意既提供最新技术又愿意投入资金的伙伴。很快，德国大众就慷慨地拿出他们正在研制的B级轿车(即后来1982年上市的桑塔纳)。

　　技术换市场

　　在大众汽车内部，前总裁哈恩坚定地支持与中国合作，虽然反对声音频频不断：“中国的汽车工业基础几乎为零，远不及韩国，合作产生的回报太慢”，但背负巨大压力的哈恩，依然坚信自己的判断：中国将是一个空前广阔的市场。

　　哈恩力排众议，坚决地推进与中方的合作，他甚至走了一条美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都不愿意走的路——技术换市场。从1978年开始接触到1984年10月10日，《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合营合同》在北京签字，期间整整经历了6年。有人开玩笑说，390号里工作的女职员刚进去时才结婚，谈判结束时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协议签署后的第三天，中国政府副总理李鹏和联邦德国总理科尔便为上海大众奠基，中国汽车工业翻开了一个新的篇章。

　　事实证明，哈恩和他的团队做出了一个极富诚意而有远见的决定，此后的20多年里，大众在华也因此取得累累收获。随着90年代一汽-大众的建立，挂着大众徽标的德国车最终替代了日本车的地位，如今，南北大众的实力依旧在中国汽车市场名列前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德国车俨然就是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典型代表，中国市场也迅速成为大众最为重要的海外市场和利润主要增长点。随着双方合作的加深，上海大众的本土研发被纳入到德国大众全球研发体系中，开始向“德国制造”注入中国元素。

　　启迪“中国制造”

　　德国大众在华20多年，其发展轨迹足以写成一本中国汽车工业的参考手册。黑红黄三色国旗所代表的制造精神为具有深刻的借鉴价值。

　　高质量源自高制造标准和工艺水平。在德国几百年的工业化进程中，形成了一套严格周密的标准认证体系。尤其在汽车工业中，近几十年完成了一套从法律强制碰撞安全认证到第三方安全认证的体系。

　　每一辆在德国市场上出售的新车，必须首先通过德国法律规定的强行认证碰撞试验。通过此项试验之后只能证明此车是合格、合法的，而它真正的安全性评价则交由第三方机构完成，它就是由欧盟出资，多方参与的Euro-NCAP。该机构每年都会采用比法律强制标准更严格的标准对几乎所有主流新车安全性进行碰撞试验并从一星到五星进行分级。

　　由于德国参与机构较多并且具备高度的专业性和客观性，Euro-NCAP机构常设在德国，主要的碰撞试验也都在德国境内的试验室完成。公正、权威的评价令该机构对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具备了详细的标准，在执行环节中，工艺水平就成为了关键因素。除了高精度的加工设备，工人素质的影响也至关重要。门类齐全的教育体系为德国建立了极其雄厚的人才储备。

　　德国学生从5年级之后便可以为自己未来的教育选择不同方向。一部分学生选择进入文理中学（类似中国高中），毕业后参加类似中国高考的大学入学考试进入大学或职业大学；另一部分学生可以选择进入类似中国职业高中的学校就读，在9年级时选择就业，或者参加考试进入文理中学，再通过“高考”升入职业大学；还有一部分学生完成9年的基础教育阶段之后，便进入企业实习或学徒5年，也可以取得相应学位证书。

　　德国的教育体系中明显突出了对职业教育的关注，选择高考进入大学的学生只有大约30%，这部分人将成为德国精英教育的主体。而更多的学生则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学习状况在其他两条职业路径上取得文凭。这些学生由于接受过细分专业职业技能多年的培训，可以在短时间迅速适应工作岗位。

　　大众、奥迪、宝马、奔驰这些德国车企的典范已经悉数进入中国市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质：从来不曾单纯地输出低附加值的产品，先进技术、本地化的供应体系的建立是它们进军海外的前提。它们在任何国家，都是以对市场的诚意、高度的本地化和过硬的品质赢得市场。

　　中国民族汽车工业必须要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虽然我们发展很快，我们看到了进军国际市场的必要性，但是我们也必须同时做好充分的准备。在汽车工业历史悠久、基础雄厚的国家中，切不可侥幸、冒险。中华尊驰在全德汽车俱乐部的碰撞试验室里的那一幕，显然不应该发生，无论此后采用什么手法进行弥补，“来自中国的废铁”这个称号已经深深烙印在欧洲人的心头。

　　既然可以有一个更好的车身结构，那么为什么要拿一款不完善的产品去欧洲冒险？在那里失败的机会只有一次。

　　即便是在那些尚属不发达国家的市场中，一样也要用十分的诚意去面对。大众在中国树立的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中国汽车在非洲、东南亚和其他发展中地区，单纯的廉价是没有远见的行为，技术的领先和本地化的培养才是长远立足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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