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下的中国汽车工业如何发展

　　2007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采用稳健的财政政策，从紧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

在这种大的环境下，中国汽车工业怎样适应这种新的变化？为此，本报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博士。

　　记者：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经济波动的内生因素是能源、原材料的供给不足和消费能力不足这两个因素导致的，而外部因素并不明显。这次经济的波动是在我国加入WTO后产生的，是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远远超过以前的情况下发生的。您认为这次波动与以前的波动有何区别？

　　冯飞：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两次通胀、一次紧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两防———防止由偏快转向过热，由结构性的价格上张转向通货膨胀，过热和通胀的苗头是存在的，如果不控制，有可能出现过热和通胀。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第一次通胀是在1988年，当时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状况来看，还是短缺经济，出现了抢购风潮。1994年主要是房地产泡沫，形成1994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当时中央推出了双紧政策———从紧的货币政策和从紧的财政政策。由于当时的政策力度比较大，加上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我们出现了通货紧缩。从这几次经济波动情况看，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规律———我国经济的波动大约是5年一个周期。

　　这次出现问题与往次有所不同。从供求关系看，我们告别了短缺经济，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现的问题的复杂性比以前要大得多。我国经济全球化以后，外部因素的影响比较大。

　　CPI（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上升有内部和外部两个因素。从内部因素看，主要是猪肉、粮食等农产品价格上涨导致CPI上涨。但从工业品特别是工业制成品来看，并没有出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变化，这部分影响因素主要是来自外部———是石油、矿产品、原材料价格、国际粮价上涨导致的。这一轮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点非常明显———中国经济加速发展，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时期，主要表现为重化工业发展加速。从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过程来讲，大国都要经过这一过程，这一过程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持续15~20年。

　　驱动因素一个是消费结构升级，另一个基本因素是城市化加快。消费结构升级导致对汽车、房产需求的增加，城市化带动对基础原材料、相关设备需求的增加等，这些都对重化工业产品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从整个工业的发展机制看，我们在建国后采取了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改革开放以后，调整为消费导向型工业化发展战略。转型后的中国经济发展形成了与计划经济完全不同的、新的增长模式———居民的需求结构决定了供给结构，供给结构推动产业结构的演进和升级，进而拉动了经济总量的扩张。

　　这种发展的机制与其他发达国家没有什么区别。这个发展阶段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投资———资本密集型、资源消耗型产业走向前台，对推动经济的增长发挥了主导作用。相应地对资源和能源的需求大幅度提高，现在出现能源、资源供应紧张的原因于此有关。

　　这轮波动是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交织在一起的。短期是价格问题，长期是我们发展出现的特征，这是新的情况。重化工业加速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使我们这一轮的宏观调控比较复杂，有些问题不是靠短期的办法能够解决的，比如高耗能产业的发展问题。它确实是导致能源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需求又是它的主要推动力，采用简单的关停方式肯定会导致价格上涨。

　　我们现在有两个需要面对的问题：第一个是投资带动投资。一个行业的关联性很强，他的投资带动了相关行业投资的增长。比如汽车，在能力形成的时候，对钢铁的需求增长，对铁矿石需求的增长，对港口设施需求的增长。第二个是需求内循环如钢铁有一部分需求是本身扩张产生的对产能的需求，如新建钢铁厂的生产能力出现对钢铁需求，运铁矿石要造船，造船就需要钢板…… 我个人认为，对经济过热的控制是必要的，还需要引导消费，将扩大消费需求与引导合理消费结合起来。比如，如何引导大家消费汽车，购买小排量、低能耗、环保型的汽车。

　　1998年出现通货紧缩，当时没有形成新的消费热点，出现主导产业空白。2002年之后出现了一些新的消费热点，经济运行的轨道又回到原来的机制上来了，即消费结构的演进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且这种消费趋势可能是排浪式的消费，从沿海到内地，从大城市到小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分梯次地波及。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的波动实际上是预期的波动，比如人们对未来预期好，于是百姓的购买力就强，经济就增长。那么这种经济的波动对汽车产业、市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冯飞：新的消费热点已经形成，可以保持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短期波动会对经济产生影响，但不会对大势产生根本性影响。世行等国际机构对中国今年GDP的增长预测都是比较高的———大约9.5%~10%，这个速度是比较理想的增长速度。太快了，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比较大，物价上涨的压力也比较大。因此，这轮波动对汽车产业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对消费的影响不会太大。

　　现在的对策是“一稳一紧”———稳健的财政政策，从紧的货币政策。稳健财政政策的含义是在合理把握财政支出规模的基础上，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较大幅度增加对社会保障、卫生、教育、住房保障等方面的支出。从紧的货币政策，其含义在于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和投放节奏。这样，自2005年以来“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明年将变成“一稳一紧”相搭配。

　　所以对汽车产业的影响是局部性的、是温和性的影响，对一些企业会有些影响，比如贷款可能比较困难。但企业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解决资金问题，比如说汽车产业的资金来源一直存在着直接融资少、间接融资多的问题———从资本市场获取资本少，从银行贷款多。我们认为应该直接融资多一点，间接少一点。在这种环境下，可能推动企业向资本市场转移。

　　在资源、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同时，劳动力成本也在上涨，而汽车价格在下降，这主要是因为生产效率提高了，规模经济效益显现出来了。现在看，汽车产业对上游产业价格上涨的吸纳能力还比较强。同时要注意的是，生产效率的提高是有一定限度的，这可能导致产业竞争进一步加剧。

　　记者：在这种宏观背景下，汽车产业怎样才能减少波动对产业产生的影响？目前，国家在控制经济过热中采取了两个重要的手段，一是从紧的货币政策———降低投资冲动；二是实施新的《劳动法》———保护和提高劳动者的权益。您认为在这种环境下，汽车企业的发展方式、提高效益的方式、管理方式是否会出现某种变化？

　　冯飞：从融资的角度看，企业由此可能加快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方向的转变。

　　另一方面，新的《劳动法》颁布后，可能导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因此需要提高生产效率，生产效率的提高有相当程度是资本替代劳动———靠机器替代劳动力，提高自动化水平。这可能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发展模式、管理方式转变的一个特点。

　　汽车行业应当是资本密集型行业，但现在资本密集型的特征还不突出。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汽车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移将不可避免。

　　宏观调控对小企业的影响会比较大，比如贷款可能困难一些，但对大企业影响不会太大。记者：前几年我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中国汽车工业的竞争不够充分，您现在怎么看这个问题？

　　冯飞：现在，我国汽车产业已经进入到有效竞争的阶段，或者说是比较充分的阶段。

　　记者：上汽对南汽的整合，东风与哈飞的谈判，似乎在向大集团方向发展，现在再放进新的企业来，对行业还有好处吗？是不是不需要新的合资企业了？是不是已经到了整合的时期了？

　　冯飞：现在还不到不放新的投资者进来的时候，因为中国汽车产业固定的格局还远未形成。

　　能源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涨、原材料价格上涨、汽车产品价格下降、从紧的货币政策，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可能推动新一轮汽车产业的洗牌。产业的兼并重组，可能成为未来两三年的主旋律。

　　记者：媒体一直在呼吁搞自主创新，中央也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概念，以前很多人都认为合资企业不可能搞自主开发，可现在大众、广州本田都开始搞自主研发整车了。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从宏观经济角度怎样理解这种现象？另一个是从微观角度看，这种现象能否成为一种趋势？跨国公司可能将自己的技术拿给中国吗？

　　冯飞：从市场规模角度讲，再过两三年，中国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生产国。但中国的产量是多个企业堆起来的。日本几乎是日系企业主打的天下，中国则是由德系、美系、日系和韩系等多个生产体系堆出来的，中国企业的规模经济还不是特别高，最多的年产也就100多万辆。在生产环节是达到规模经济了，但在研发环节还不够，一年十几万辆、几十万辆的销量不足以摊销开发费用。

　　所以，在这种背景下考虑跨国公司的研发战略，可能政策因素比较大———是因为政府提出自主创新、自主品牌之后，跨国公司所做出姿态性成分更多一些的行为。但是，随着中国市场规模的扩大，跨国公司会加大在中国进行技术研发的投入，但核心部分永远不会离开本国。(注:冯飞博士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