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每桶120美元 高油价下的政策选择

　　2008年新年伊始，国际油价在首个交易日开盘后突破每桶100美元，令世界咋舌，也宣示了一个高油价时代的到来。但油价“破百”引发的心理震荡，很快就被继续一路上扬的价格所掩盖。短短5个月之后，在本周二，原油期货结算价突破每桶120美元。

　　国际油价保持高位运行，无疑受到了国际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共同影响。简言之，国际社会对地缘政治的担忧，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大大提升对石油的需求，美元的疲软影响到了油价，同时，也不排除一些投机商在推动价格的飙升。而单从供求关系看，当原油期货收于每桶120美元上方时，市场甚至相信，油价创新高不一定会导致原油需求下降。

　　作为主要的石油进口国之一，中国经济毫无疑问将受到高油价带来的影响。根据海关总署发布的数字计算，2007年我国净进口原油15928万吨，同比增长14.7%。原油对外依存度达到46.05%。在如此高的对外依存度下，由于油价上升的刚性影响，许多行业将支付更高的能源价格，成品油价格机制的调整则面临严峻的“闯关”考验。油价的持续上行，也将继续增加通胀的压力。而油价上涨与次贷危机的共同作用，可能导致世界经济的下行，也将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

　　某种意义上，国际油价的高企成为一种倒逼机制——逼迫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逼迫中国加大能源创新的力度；逼迫节能减排工作上一个新的台阶。而在中国当前通胀形势较为严峻的情形下，高油价大大提高了成品油价格机制理顺的难度。

　　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这意味着，要在改善经济总量平衡状况的同时，还要着重解决结构性的矛盾。事实上，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过，总体来看，高能耗、低产能的产业比重在降低，技术水平含量低的产业比重在降低，同时，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明显升高。

　　在国际油价居高不下的情况下，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更显迫切。作为一个能源与资源都需进口的国家，中国要想消化国际高油价等带来的输入通胀压力，一个重要途径便是调整经济结构与降低能耗。经济结构调整不到位，高油价带来的压力也就显得更为沉重。

　　历史地看，能源创新在当前中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这与不少能源本身的不可再生特征紧密相关，也与包括石油价格在内的能源价格一路上扬相关。中国社会与经济的迅速发展，与资源的短缺以及能源的不足构成了鲜明的矛盾。在煤炭、石油等当前主要消费能源价格高涨，且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等状况下，能源创新的任务十分急切。理由简单，解决能源问题的关键在于能源技术的创新。当前，积极开展能源外交，与大力推动能源创新，必须并驾齐驱，不可偏废一方。

　　高油价之下，节能减排任务也更为凸显。节能减排，是一场全民的“战争”。为推进节能减排，政府相继采取了一系列行政、经济、财税等手段，共同作用于此。中央政府甚至曾富含深意地提出，做好节能减排工作是“对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考验”，以此倒逼一些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改善其作为。相比之下，高油价对于促进节能减排，是一种更为直接，也更为简单的动力。

　　显然，无论是调整经济结构，还是能源创新，或是节能减排，都不能简单地视为高油价下中国的应对之道——尽管这些方面工作的改善，都有益于缓解高油价带来的压力。如果要寻找更直接的应对方法，我们认为，拥有完备的战略石油储备和商业石油储备体系，拥有完备的石油现货和期货交易所体系，拥有成熟的石油定价话语权，当是切实可行也必须行之的路径。相比之下，在通胀压力相当大的背景下，理顺油价机制的“闯关”之举则不宜盲动——尽管拖延改革的结果，定会产生不小的经济与社会成本。

　　从近年来油价一路上行的轨迹当中，我们更应看到经济决策上具备科学性与前瞻性的深刻意义。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一个重要而庞大的经济体，在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条件下，已经不能仅仅依靠“摸着石头过河”，而必须强化决策的前瞻性，包括一些改革举措，应当果断而适时地推进。如果贻误改革时机，将会大大增加改革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