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青：金融风暴影响华人工程师的信心

　　尽管当初回国也曾有过机会进入企业，但一个汽车工程系教授的身份，显然在周青眼中更有吸引力，他所致力的事业，则是为中国汽车工业培养未来的工程师。

　“授之以鱼，更授之以渔”，这是清华大学网站上一个汽车工程系学生对于周青教授的评价。MIT（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加上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研发中心和美国联邦政府交通部Volpe 国家交通系统研究中心10年的工作经验，让他在汽车这个学术与经验并重的领域成为难得的“完美”教师。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企业还是学校，周青始终在自己的领域愈加深入，“我这个人可能比较有韧性，1994年博士毕业到现在14年没有换专业方向，在清华、美国交通部和通用汽车，做的都是同一个专业，都是汽车安全。

　　尽管他也坦言，回国的选择让他放弃了一些东西，但却不愿说成是做贡献，“初衷肯定还是求自己的事业发展，有失必有得，回到中国让我有了更多的可能。”

　　因此在谈论到目前底特律的形势时，他也一如既往地冷静，“现在底特律这么不好，有很多人回来，这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压力。”按照他的判断，底特律今后几年还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裁员量，但如何真正利用好这次机会，不仅需要在海外的华人技术人才放平心态，更需要国内企业理性认识。

　　所以在周青看来，比起吸引更多的华人回国，如何使用好已经回国和将要回国的“海归”才是中国汽车企业目前最重要的问题。

　　从周青本人来讲，尽管当初也曾有过机会进入企业，但一个汽车工程系教授的身份，显然在周青眼中更有吸引力，“也许我不会影响到今天的奇瑞或者上汽怎么造车，但是我会影响到它们5年以后的工程师，目前我就有两个学生在上汽研究院工作。”

　　MIT博士的另类选择

　　“麻省理工学院（MIT）是美国最顶尖的工学院，但我的同学大多数都去了华尔街，我这次去美国还跟他们开玩笑说，金融风暴就是你们这些家伙搞的。”周青笑着说起自己的母校和同学。其实这样的选择也不奇怪，名校的学生大多聪明，选择更具挑战、薪水也更为丰厚的金融领域合乎情理。相比之下，周青的一系列职业选择多少都有点显得另类。

　　书香门第出身的周青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力学系，师从时任固体力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余同希教授（现任香港科技大学署理副校长），之后留校任教。1990年出国后，周青在麻省理工学院先后拿到了机械工程硕士和应用力学博士学位。

　　1994年拿到博士学位后，周青就来到了通用汽车的研发中心，从事与他的应用力学息息相关的车身安全研究工作。用周青的话来说，“美国研发技术的最高代表并不在政府甚至大学（美国没有汽车系，该专业分散在各个相关学科中），而是在企业当中。”

　　1999年离开底特律之前，他已经做到主任科研工程师的职位，“一个简单的比喻就是相当于这里的副教授，国内如果你是博士或者博士后，在大学里面就是讲师，所以我毕业之后到那儿就是讲师的位置，过四五年就升到副教授的位置。”

　　但当时家庭的原因促使周青做出了有一次颇为另类的选择——进入政府的研究机构，以此可以来到夫人工作的波士顿地区。同样毕业于MIT的周青夫人，此时已经在美国生物技术的心脏地区波士顿从事科研工作，而她的专业在底特律地区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1994年，周青来到了位于波士顿的美国联邦政府交通部Volpe 国家交通系统研究中心，依旧从事他的汽车安全研究。

　　相比在通用汽车这样的企业研发中心，从技术层面而言，美国政府部门的研发中心显然低了一个档次，但从职位而言，美国交通部的工作却升了一个职位，尽管只是周青口中的“组长”，不过手下也有七八个博士、硕士，毕竟是对自身管理能力的一个锻炼。

　　而且毕竟还能做喜爱的科研，又能增加一些管理的经验，更何况还能到夫人所在的波士顿地区，而政府也需要他这样的人来提高科研水平，因此双方几乎是一拍即合。在这4年间，周青耿学会了从政府的层面考虑问题。

　　激流勇退的动力

　　对于自己职业生涯的几次重要选择，周青总是开玩笑地强调夫人是“第一推动力”，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他几乎总是“逢高而变”，似乎正印证了中国“激流勇退”的古语。

　　“我离开底特律的时候有两个最高点，一个是美国汽车产业是最高点，再一个就是我自己是最高点。”到了2003年，周青似乎看到了未来趋势的变化。尽管没有多么清楚或者量化的指标，但中国与美国汽车工业一上一下的趋势已经促使周青做出回国的决定。不过他也承认，大的方向是看清了，但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速度仍然出乎他的意料。

　　这似乎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正常的产业转型，汽车作为一个传统的产业，在美国已经发展了100年，尽管北美的市场依旧庞大，但从潜力而言，向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转移已经势在必行。

　　伴随着这种全球产业的变化，周青也再一次有了求变之心。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周青坦言自己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尽管晋升没有问题，但一眼就能看到自己10年甚至20年之后的变化，“因为你只要看到比你年长20年的华人什么样子基本上就知道。”

　　“回国是一个求变的心理，一个是求生活的变化，尽管是在中国长大，但现在中国的发展毕竟不同了；另一个就是事业的发展，总觉得想做一点什么事情。”相比在美国的安逸与稳定，中国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周青觉得自己想做点什么的想法肯定能在中国发挥得更好。

　　这种求新鲜、求发展的想法，周青坦言得到了夫人的直接推动，“其实主要是从我太太开始。”这位已经成为跨国制药企业高管的太太显然对他助力颇多。不过在周青看来，如果一旦决定了回国，即使有可能再回到那种安逸的、预测性比较强的环境，工资也可能高一点，但却是他定义中的“往回走”。因为在事业上，回国寻找不确定性中的机遇，是一次向上的行走，而人在往上走的时候常常是很难走回头路的。“当时我跟我太太说这一步迈出去是很难往回走的，不像在美国换一个工作，在这呆三五年再换一个公司，所以我们还是准备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