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青：金融风暴影响华人工程师的信心

　　而在最重要的工作环境方面，虽然都是在中国生长，但周青觉得自己已经适应了美国企业的工作环境，回到中国后包括观念、管理等方面的差异也同样需要适应。

　　“当时她来推动这个事儿，我们决心也蛮大。第一点我说要做好思想准备，回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就不往回走，有一个人找到了就先走，谁先找到谁先走，另外一个咱们再打点打点，想着两个人有一个工作也可以了。”就这样，下定决心的周青很快回到国内，太太也在一年后找到了公司外派驻上海的职位，3年后也来到了北京。

　　从企业到学校

　　在这一次回国的选择中，周青完成了两个大的置换，一个从美国换到中国，一个从企业换到学校。“为了寻求改变，做出的牺牲主要是工资上的牺牲，因为在学校做教授跟企业里面做肯定还是不一样的，特别是早期回国还是能拿到比较高的工资。”

　　2003年的时候尽管没有像今天这样繁多的企业组建了自己的研发中心，但周青那时同样也有去企业的选择，待遇上也比在大学要优厚得多，但他最终选择了去清华汽车工程系。

　　“我当时的选择就是企业和学校，选择学校有两点，一点我个人比较喜欢在学校工作或者喜欢学校的环境；第二点人也想换一换，我的专业方向没有想去换，但是这种环境可以换。”

　　此外，他还觉得在学校工作，相比企业的影响更为长期，“主要还是自己的兴趣，我觉得我的影响是比较长远的，我们实验室有3个人在上汽工作，其中有两个是我培养的。”

　　而更大的可能还来自学校的开放性，“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汽车企业，比如现在我实实在在跟丰田有科研和项目，几年的人员交往之后就有不同的体会。在清华完全不一样，科研的环境，这个视野要比那个视野大得多。”

　　至于所谓的牺牲优厚待遇，或者放弃高薪等说法，周青似乎显得颇为理性。“我觉得我这个放弃也是我自己的选择，没有必要说成是放弃那边优厚的工资待遇或者生活待遇，我还是想到中国来做一点自己的事儿，初衷肯定还是求自己的事业发展，所以放弃是自己的选择，一定是有得有失。”

　　到今年9月份，周青已经回国整整5年，清华大学也成为他工作过的4个地方里时间最长的。他的学生也给予了他莫大的肯定，两次被学生评为清华的“良师益友。”尽管因为回来只有5年，手下还没有一个博士毕业，但已经毕业的那些学生让他的硕士生看到了跟随这个老师的潜力。“很多人选择跟我读博士，我也很感谢，说明在我这儿读了几天，他们觉得跟周老师再多学几年投资更值当。”

　　无论学生选择工作还是出国进修，周青都不会跟学生说为国家做贡献等等大道理，而是从其自身生活和工作的角度告诉他们，将来最终的发展还是在中国。而在此前提下，出国进修甚至积攒海外的工作经验，都是提升自己身价的有效手段。这种朴实到近乎实际的言语，其实正实践了他最初当教师影响汽车未来的想法，而学生们也因此而更加信服这位严谨细致的老师。

　　中国吸引力

　　也许因为周青回来的早，了解情况，他在有意无意间还充当起了“宣传员”的角色，甚至他还笑称，目前国内企业的许多“海归”工程师都是被他“忽悠”回来的。

　　“我回国后每年都去底特律，有过几次机会专门讲中国汽车发展的前景这些东西每次都有六七十个工程师参加。”这也可以看出中国汽车工业对于底特律华人工程师的吸引力， “其实没有人跟我讲要我替中国汽车产业挖人，只不过那些人都是我的朋友，人家提出来关心这个题目，我也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关心这个题目，那我就实话实说。”

　　正如周青所言，其实底特律的华人想回来的很多，不管底特律是否景气，因为他们都觉得这边会发挥得更好一点，但是真正付诸行动的人很少，一个是家庭确实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还有一部分就是权衡得失，可能留下的权重会更大。

　　“100个华人工程师里面有70个都想回来，最后可能只有5个付诸行动，其他人都在使劲想，天天都在想，有了这个金融危机，有了这么不景气，有这么多裁员又可能会强迫，那个时候天平变了，要权衡的因素变了。”

　　这似乎就是中国汽车企业的机会所在，但如何利用好却学问颇多。

　　首要的问题就是“海归”人才的利用方式，目前太多的企业都采取了寻找类似“学术带头人”的角色，期望一个高薪聘请的海归就能迅速建立起一个研发的团队来。当然如果真的存在这样的人才，这无疑是一个快捷和低成本的研发能力形成方式，但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全才”在汽车领域根本不存在。

　　一个知名的例子是韩国，在其汽车工业启动之初，曾在几年内有近两千名韩裔工程师从海外归国，建立起了韩国汽车工业最初的研发框架。需要注意的是，这其中的重点不仅是两千这个庞大的数字，更重要的是这些工程师几乎涵盖了汽车研发的各个方面，车身、发动机、底盘等几大部分均包含在内。这种系统能力的形成、开发流程的建立才是“海归”们带给韩国汽车工业的最大财富。

　　此外还需要有效的沟通，国内企业的意图和想法如何能有效传达到底特律，并被人理解，在周青看来，那些早先的“海归”就可以胜任这样的工作。“这些人就能干这些事，这些人已经在中国干了两三年了，他知道中国所有的事儿，他也知道底特律的形势，沟通应该不成问题。”

　　当然，中国的汽车企业也要制定好的人才政策才能吸引这些人才，这种政策不光包括工资待遇方面。比如对人才的尊重使用、子女问题的解决乃至在管理模式和工作流程上的磨合，都是“海归”们关注的焦点。

　　“子女问题其实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10岁以下和18岁以上已经高中毕业的孩子可能还比较好办，但在这中间的年龄段比较麻烦，留在美国又没人照顾，只能来中国就读昂贵的国际学校。”

　　最后，地域环境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肯定相对容易吸引到人才。而集中于这些城市的合资企业，也因为与“海归”们此前的工作环境相似度更高而成为许多人的首选，这对于一些自主品牌企业来说也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可以说对那些想要回国的人来说，牵绊的理由繁琐而具体，比如子女、比如房子，而更重要的还有回国的心态问题，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有回国想法的人都是想在事业上有一番作为，因此对职位等事业发展空间必然有所要求。但目前国内的实际情况是，公司副总、研究院副总这样级别的高级职位已经不多，其实到目前，金融风暴对底特律的影响还没有体现到个人生活层面，更多的是通过对企业的影响而对这些华人工程师的信心产生了影响，如果国内企业能够及时调整政策，借此机会延揽一批人才其实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而对于想要回来的人，谋定而后动似乎可为箴言。“我们这样的人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不安于现状，还有一部分是安于现状，因为他在美国发展得很好。”在周青看来，想要回来的人其实都是像他一样的前者，或许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企业该如何利用这次可能的人才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