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开：“黄河”再造记

　　他是济南汽车制造厂（中国重汽前身）的建设者之一，也是8吨黄河重型车的设计者。本期我们为你讲述他参与的那段历史。

　　口述：王子开

　　编者按

　　济南无影山中路黄屯3区一栋普通的宿舍楼。下午2点半，《汽车商业评论》记者按照约定好的时间准时敲开了王子开老人的家门。

　　冬日的阳光从客厅的窗子里投射进来，给铺设极为简朴的客厅撒上一抹金黄，也更清楚地映出这位83岁老人满脸的沧桑。

毛主席接见山东代表

　　那天下午，王老侧身坐在沙发上，尽力向记者还原那段刻满艰辛与荣耀的历史细节——在那样一段艰苦的岁月中，一群摸索中的建设者们，在简陋的车间和大炼钢铁的炼钢棚里，凭借土办法、穷办法，一榔头一榔头地敲出了8吨黄河重型汽车——有些时候，王老完全沉浸在对历史的回望中，以至于有那么几个片刻，他一句话不说，只是凝神思索。

　　对于媒体来说，这显然是一次“有料”的采访，但接连两个半小时的讲述，对听力已经慢慢退化的王老来说并不容易。为了能更清楚地听到提问，他把助听器上的扩音器递给记者当作“麦克风”，由于“麦克风”与耳机之间的连接线不够长，两个半小时里，王老几乎一直保持身子的微微前倾。

斯太尔项目签字仪式

　　1925年，王子开出生在山东莱州。1939年曾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时，靠乡亲的帮助，在佳木斯一家老乡办的铁工厂当学徒工，后因不堪忍受欺压而回到老家。1944年，在别人介绍下参加了八路军，在胶东军区兵工厂和兵站处汽车大队制造排一直做到副排长，从而与汽车结缘。

　　1948年9月，济南解放，王老随部队进城，接收了国民党的405厂，后来叫济南汽车修理厂。这个厂做过改装，做过配件。1958年，全国搞大跃进，王老继续搞小吉普车，搞2.5吨载货车，搞4吨载货车。最值得他骄傲的是，1959年秋天，他和厂里的干部、工程技术人员、老工人一起设计制造了8吨黄河重型车，从而填补了中国生产重型汽车的空白，为国防、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

斯太尔验收仪式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王老作为汽车制造业的代表，赴京参加了“两弹一星”功勋表彰大会。

　　2006年，当中国重汽集团董事长马纯济亲自将“重汽元勋”荣誉奖杯授予他时，老人家禁不住心潮起伏。“重汽还没忘记我，我只是个代表，（成绩）都是大家一起干出来的。”

　　王老家客厅一侧的柜子上，有一张装在相框里的黑白照片，照片里，年轻帅气的王子开坐在他一手设计生产的8吨黄河汽车里。这是1963年3月，国家一机部汽车局对8吨黄河车做完鉴定并纳入国家生产计划后，1964年《人民画报》记者采访时给他拍摄并刊登在《人民画报》封面上的。

王子开

　　这是王老惟一珍藏的一张老照片，以至于《汽车商业评论》记者提出借用时，他像宝贝似的拿着照片看了又看，最后提了个折衷方法：“我就这么张照片。”他对记者说：“你翻拍下来吧，不要带走。”

　　那天下午5点钟，《汽车商业评论》记者结束了这次采访，顾不上休息一下的王老坚持要将记者送出大门，他怕人生地不熟的记者不认识路，寒风里，背有些微驼的王老一直站在那里，直到记者打上车，他才放心地转身离去。

　　（正文）

　　我上学很少，可以说基本上就没上过学。1939年我到佳木斯一个小私营资本家的铁工厂，在那里当学徒工，那年我14岁。

向祖国报喜

　　4年后我跑回了老家。因为日本鬼子欺压人，在满洲国没法待。回到山东老家时，共产党还是地下党，不公开。那时，地方上的干部经常到村里开会，我才慢慢对他们有些了解。他们那时候印些油印件，都是些革命资料。知道他们需要技术员时，我就自己推荐：“我是技术工人。”

朱德题写“黄河”

　　经过八路军的区政府和县政府的层层介绍，我到了胶东军区，在兵工二厂干车工。1945年日本投降，我们觉得“抗战胜利了，该回家了。”组织没让回。接着解放战争开始，我们跟国民党打。共产党在胶东军区后勤部成立了兵站处，我就到了兵站处的汽车修理厂。

　　那时候变化很快，一会儿是汽车大队，一会儿是汽车修理厂，那些车，其实都是从日本人和国民党那里接收过来的：一方面搞汽车维修，一方面保证后方运输。修理厂发展到了近百人，国民党进攻，我们就撤退，这叫战略撤退。

他们一撤退，我们就把设备搬出来，汽车修理厂就是这样干起来的。

　　接收汽车修理厂

　　1948年济南解放，我23岁，已是八路军胶东兵站处修理厂制造排副排长。组织抽调出大约十几个人，组成一个班，既有新四军，又有八路军，准备接收国民党后勤司令部405厂。这是个汽车修理厂，厂很大，有300多亩地，但大部分作为军用仓库，用来储存汽车配件和油料，少部分是用来做汽车修理。接收前，我们住在张店。学习了接收成员的纪律，叫《约法七章》，很厚的一本书，现在找不到了。

　　胶东军区兵站处与新四军兵站处合并并接收济南的厂子，处长叫靳怀刚，这个人有些传奇色彩，《金粉世家》的历史背景写的就是他家。许浪旋是新四军兵站处政委，他是山西人，是个老革命。后来，许、靳二人就带人过长江，南下接收上海去了。我是胶东军区留下来的。

　　1948年9月我随汽车大队开进济南接收了当时国民党留下的汽车修理厂。接收时汽车修理厂是个空壳子，什么也没有，只有简单的六、七台设备，旧汽车零件都被搬到了市里。这就是济南汽车修理厂的基础。当时我们修理的汽车都是在济南战场上接收的一些破旧汽车，甚至还有些小轿车，维修后都上交给部队。

　　淮海战役时，接收过来的汽车越来越多，达到了2000多辆，我们修好后又都送到前线。我们去淮海战役打扫战场，凡是汽车零件，不管好坏都集中起来运往济南，当时足足拉了四个列车。

　　那时还没人民币，我们发的是北海币。维修人员组织好后，我们就开始修理战场上下来的汽车。修车时最大的难处就是缺乏配件，由于条件太差，我们仅能搞些简单的制造。

　　就这样，胶东汽车修理厂很快就搬进济南市来了。以后随着发展到修车缺什么件，我们就组织一些人研究做什么件。用现在的工艺标准来看，那些配件都达不到合格，因为当时技术力量太薄弱，我们连钢材型号和钢材成份都不懂，没办法，就一步步地研究。当时我们的主要业务还是修车，同时生产一些配件，简单改装一些车。当然，这些车都是用于军用车和政府的公用车。

　　济南刚解放时，很缺公交车，整个济南市大概只有七八辆破旧客车，我们就自己画图改装客车。在改装时，我们把驾驶员座位往前移。我们改装出来的第一辆客车是平头客车，这期间用了多长时间我记不清了。

　　为何要把长头改成平头？主要是为了形象，在当时这也是个新鲜事。1953年 “五.一”节，我们开着改装后的3辆车参加了工人游行，这在当时已是很了不起的了。此后，济南市公交部门用上了我们生产的新式平头公交车。

　　客车、吉普车、黄河载货车

　　济南汽车制造总厂的名字来源于修理厂、改装厂、装备厂、汽车制造厂等。我一直是该厂的老职工，曾先后担任过工务室主任、检验科长、副厂长、厂长等。

　　1953年，我们厂划归中央交通部管，1954年又归一机部领导。一机部对全国汽车配件企业进行规划，仅让我们干底盘配件。

　　解放前国民党时期南京的404厂、济南的405厂（就是后来的济南汽车制造总厂），解放后，我们这两个厂性质类似。南京厂在大跃进开始时搞汽车。

　　看到他们搞汽车，我们这边的工人就急了。我当时是主管生产的副厂长，工人都跑来找我。他们说：“南京那么小的厂都能搞汽车，全国有好多工厂，本来都不是造汽车的工厂，现在都在搞汽车，我们厂还搞不出来？”逼着我带他们搞汽车。

　　那时技术工人本事很大，他们提意见，想办法。说能干的部件都先自己干，由于设备条件一时干不出来的就先买件来装。于是，我向刘德惠厂长汇报，经厂长同意后，我开始组织干部、技术人员、老工人，从选型到解剖分析、分工、下达任务。我们做的第一辆车是吉普车，选这辆车的原因是：不能只讲和平建设，还得考虑军事用车，吉普车可以军地两用。

　　吉普车仿的是苏联嘎斯69（军官干部的指挥车）。我们把车拆解开，从下达任务到生产出车仅用了十几天的工夫。这是生产的第一辆吉普车，并在当年“五一”节献了礼。那年是1958年，原来的汽车修理厂也由此改为了汽车制造厂。

　　接着我们就试制了黄河牌2.5吨载货车，这个车与当时南京汽车厂生产的“跃进”差不多，只是外型有差异，因为一机部要求我们向他们学习。经过很艰苦的努力，我们的样车是出来了，可当时我们的2.5吨载货车只有样车还不行，得成批生产。

　　但是，上级却让我们生产底盘配件，给南京配套。这样我们就开始生产传动轴和方向机总成，还有后半轴、刹车轱等，特别是刹车轱和后半轴，当时也是比较难干的，在那时能生产出来就不容易了，所以根本也谈不上大批量生产。当时美国正对我们国家实施封锁，什么都不提供给我们，因此毛主席号召我们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我们跟南京“跃进”配套，职工很不满意。他们说：“我们做的件都给南京装车，我们也要自己装车。”于是，我们也开始装制。南京能干发动机，我们能干底盘配件，我们供南京底盘配件，南京就供我们发动机，这样，他们可以出车，我们也可以出车。他们生产的车就是“跃进”，我们生产出来的车就叫黄河。

　　黄河是怎么做出来的？可以说，车都是工人用手工和一些简单的模具一榔头一榔头敲出来的。如车架、驾驶室的钢板件厚度都不等。

　　1958年企业下放，我们归山东省交通厅管。山东省交通厅说，你们不能搞吉普车，也不能搞“跃进”，应该搞柴油机货运车。

　　于是，交通厅为我们提供了一辆匈牙利却贝尔车，以它为样品来仿造，我们只造了一辆车，给它取名叫红旗牌5吨载货车。这个车没有批量生产。吉普车生产了几批，也就是一批10辆，一批15辆的，做了几十辆。2.5吨黄河载货车生产了近百辆。那个时候，只有新建的一汽大批量生产5吨货运车，其他大小吨位的车都是进口车。我们厂生产的那百儿八十的车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但也被各式各样的用户给抢购走了。

　　敲出来的8吨黄河车

　　1958年后我们有个冷处理阶段。我们也很困惑：吉普车生产了，2.5吨和5吨载货车也生产了，生产了这么多品种，可我们的发展方向在哪儿呢？那时我们生产的传动轴上的万向节全国闻名，全国也都要我们的货。这时，我们又划归了济南市领导，济南汽车制造总厂的牌子就是市委副书记张俊同志亲自给我们挂的。

　　1959年的下半年在市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还是张俊同志又提出了让我们把汽车制造厂的牌子换下来，让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生产汽车配件好了。因当时的规划发展还得到北京一机部汽车局确认。

　　时任厂长的刘德惠就派我去北京，他说：“你到一机部打听打听去。”这样我来到北京。找到一机部汽车局规划计划处处长。我向他请教：“我们搞试验，搞研究，搞出了这么多车，您是搞规划的，帮我们出出主意，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同时，我把济南市领导的意见让我们“老老实实”生产配件的思路也给他讲了。

　　一机部汽车局技术处的领导很支持我们。但规划部门的领导却说：“我们都规划好了，必须保证大家各有分工。南京汽车厂搞“跃进”车，北京汽车厂搞吉普车，15吨的车放到了武汉。我们还有个8吨以上的重型车没人搞，想叫你们搞，但我们不放心。”他接着说：“你们这个厂不行，不具备条件，干不了。”

　　我一听，心里就犯嘀咕：什么8吨车啊？我们那时还不知道8吨车是个啥样。我就想不管什么样，我们都得争过来，就这样，我向规划部门的领导说：“给我们吧，我们来干。”但当时的管规划的领导没答应。

　　第二天，我就到北京长安街上去看，想看看8吨车究竟是什么样子。不知不觉就到了现在复兴门外的南礼士路口，一机部汽车局离这里很近。我看见了一辆很漂亮的平头车，个头也很大。就问旁边的人：“这是什么车？”旁边的人回答说是8.5吨车。

　　“哪来的？”

　　“捷克进口的。”我明白了，这就是规划处那位领导说的8吨以上的车。

　　日后我火速回到厂里，向刘厂长汇报了进京的情况。刘厂长说：“干！咱们就这么干！”刘厂长跟交通厅很熟，当时交通厅正好有进口的斯柯达车，准备分配给交通厅下属的运输公司用。刘厂长要来了两辆样车：一辆拿来解剖，供我们测绘画图；另一辆留下。

　　那时厂里已有分配来的大学生，再加上原来那些老的技术员，以及厂内各工种的一些八极有很多技术的老工人，组织了30多人的攻关小组：有的搞零件测绘，有的画图，有的做技术方面的分析，一起搞8吨车的前期准备工作。

　　根据配件的测绘，8吨车的图纸是全都画出来了。那时画图纸主要是比着葫芦画个瓢。当时有个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生王作瑞，他给我出了很多主意，先画什么，再画什么。从解剖到画图大概用了两个多月。

　　有了图纸就组织生产，那时的条件要制造这样一个大吨位的车是很难的。现在想起来那真是靠“拼命”的精神干出来的，但职工都没有叫苦的，看到自己的企业发展了，大家的热情非常高涨，为了能向1960年的“五一”（还是“十一”，我记不太清了）献礼，大家几乎吃、住都在厂里，那才真叫艰苦呢。

　　最终我们还是用8吨车向节日献了礼。第一批生产了3辆，用了很多土办法、穷办法。大量的中小钢板件都是工人用榔头敲出来的。我们没有大型冲压机，整个大梁有7.2米长，用手工榔头敲是很困难的。正当危难之际，汽车局在沈阳召开的一次经验交流会上，沈阳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好方法：用大的千斤顶来压大梁。我们受到了启发，回来后，就买了6个大千斤顶做成了压弯的设备。用这个设备，我们达到了年产1万多辆黄河车的产量。后来工厂搬迁后，这套设备继续用着。现在想想，这套设备很有它的历史价值。

　　搞出样车后，交通厅要在青岛开会，厂长让我参加，我说：“好，我开车去。”我就找了个会开车的助手，我跟他说：“我开车，你给我记录，咱俩上青岛，一路去试车。”在此之前，我们也听到很多反映，说“你这车不行，质量不可靠，开出来就往沟里掉了。”带着这些疑惑，我亲自驾车开始了艰难的“青岛试车”。

　　那时我开了一天才从济南到章丘。当时的路况很差，几乎没有正经的公路，四个轮子还不在同一平面上，只能晃悠着走。第二天开出去没走多远，就发现不对，到半路，我趴地一看：“哎，我的天！”车子前梁断了，弹簧也断了，这一路上就这样走走修修，修修停停再走……待我们赶到青岛时人家会都开完了。回厂后，我召开了专题会，把一路上的问题给大家做了分析，并要求把车子重新检查大修。

　　之后我们还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做过2.5万公里的路试，做记录的笔记本用了几十本，记得也很详细。为了让汽车局给做鉴定，我还专门到一机部汽车局技术处跟一位工程师汇报，我记得那位工程师问我：“你们的车做过试验吗？”我把笔记本找出来，说：“2.5万公里都试验完了，这是记录。”

　　我向他实是求事地反映情况：哪月哪日什么件坏了，怎么修的？怎么解决的？工程师当场就发愣了：“这个汽车到处都坏，谁敢叫你们生产？根本不具备鉴定的条件，再研究吧。”当时听了这个结论，心里是很难受的啊。

　　再造8吨黄河车

　　从北京回来后我把北京的意见向刘厂长做了汇报，同时也提出了我的想法。我说：“这个车做不了鉴定，就无法安排生产计划。”只有通过了鉴定验收才能安排生产计划，才算是合法的生产。我们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才能变成合法的了。只有做了鉴定，才能拿到生产材料的计划，否则你去买钢材，人家也不卖，计划经济是不能随便买卖的。

　　刘厂长说：“那咱们就重干。”重干时，正好赶上阿尔巴尼亚跟苏联闹不愉快，阿那时号称社会主义，进口捷克的斯科达车。车坏了后，捷克不给他配件，于是向我们求助。根据毛主席的号召，为支援阿尔巴尼亚，我们就给它供应配件。

　　借着这个机会，阿尔巴尼亚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每个配件都精雕细琢，做得非常讲究。同时，我们自己也重新研究提高了我们自己的装车质量，用这批配件装汽车。汽车装出来后，我和厂设计科科长陈起界开着用新件装的新车又一道去了一汽。

　　为何去一汽？正赶上汽车局在长春一汽厂召开会议，我们带着支援阿尔巴尼亚的这批配件，每个零件都包装得很讲究，看着也很高级。我们跑到一汽厂门口，陈在那里摆摊，我在招待所开会。

　　一汽工人上下班时，看到陈就问他：“你在干吗？”陈解释说：“我是济南汽车厂的，我们生产8吨黄河车，这是我们做的零件，我们是来宣传的。”晚上我和陈见面时，陈起界跟我聊起这件事时说：“这叫圣人门前卖文章。”一汽厂是苏联援建的，整套技术从苏联搬过来，人家是国家投资，我们有谁投资？我们还能干出汽车来吗？

　　回济后我召开了职工大会，把这些话对大家讲了。我咬咬牙说：“干！还得接着干！”我没上过大学，也没什么学位，但工人有事情都喜欢来找我，我也喜欢跟工人和技术员一起商量。

　　做8吨车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驾驶室做不出模子，现在用的冲压机都是800多吨或1000多吨，当时我们连10吨冲压机都没有。后来我们凑了些钱从济南机床二厂买了315吨压机。当时国家是不给投资的，一是国家没钱，二是我们不是重点企业。重点企业的资金还不够呢，像我们这样的老破厂国家哪顾得过来？

　　1963年“黄河”正式投产。我们的锻造能力很差，因为我们有炼钢的条件，就用一吨半的小电炉炼钢，铸造一些复杂构件，如桥壳和轮鼓等。有些大锻件锻不出来，又添加了双锻机，这是别的大工厂淘汰掉的匈牙利进口产品，因为便宜，我们买过来了。靠这台机器我们锻了前梁，前梁太大，我们只得锻了这头再倒过来锻那头，中间大的部分再用小锻，调整后敲出锻件来。

　　机械加工我们费了不少脑筋。汽车前梁上有个转向轴，前轮拐弯时，前梁轴的角度很重要，开车时稍微拐点弯，一松手，就能自动扶正。做了很多次也达不到要求，后来我们自己做了两台钻，一个底盘，按照产品图上的角度要求，组合为一台组合钻铣机，同时加工两头相对称的两个加工部位来保证产品的质量。才达到要求。为保证产品质量和逐年提高产量，我们成立了革新车间，自制了百多台专用的组合机床。

　　再因为，我们生产的是重型车，车轮的钢圈需要特殊型钢做成三块对接成一个圆圈而成。我跑去找钢厂，让他们轧制这种专用的型钢供我们坐车轮的钢圈用。钢厂说我们没产量，不干。我们就用工字钢来改制做成钢圈来装车，这个结构的车目前还在用，包括欧洲、美国进口的重型车都用这种结构。

　　黄河车的前风档玻璃是弯型的。当时，是由上海钢化玻璃厂制造，那里我也不知去过多少次了。先是我们把驾驶室做好后，再运过去，给上海玻璃厂当样板，他们再把弯的玻璃装上。为了让玻璃和驾驶室窗框吻合，我还派了一个钣金工专门为他们安装玻璃做现场服务。定型后，上海钢化玻璃厂就给我们批量生产了。

　　大概是1962年的时候，8吨黄河车造出来了。我们又重新进行了2.5万公里的路试。以前用了一年的时间，这次只花了两三个月。跑完后，我们把车运到北京，拿着记录去汽车局汇报。不仅找了那位工程师，还找了技术处，找了局长，恳求他们给我们做鉴定。

　　我记得很清楚，鉴定会由汽车局副局长胡亮带队。这时就到了1963年3月。汽车局组织了一个鉴定班子到济南来做鉴定，仅汽车局就来了12个人，还有全国汽车行业的专家代表，整个鉴定会开了半个月。最后终于通过了鉴定验收。当得知这个消息后，大家奔走相告，我真是高兴极了。

　　鉴定搞完后，黄河车就被列入国家计划，开始批量生产。每年的生产计划，我们根据条件向上报：如今年计划生产200辆，就给200辆的材料；明年能生产500辆，就给500辆的材料。汽车局批准后，办了手续才能上钢材部门开订货会，保证材料供应。

　　“还得搞军用车”

　　1962年刘德惠厂长被调走。上面又派了个新厂长，他叫杨忠恕。是1963年上任的，到了1965年，一机部又把杨忠恕调到四川支援“三线”工厂建设去了。

　　支援“三线”后，川汽生产出来的第一批车就是军用车，他们引进了法国车型技术。后来，北汽支援陕汽生产的也是军车。这时，我给工人骨干开会，说：“8吨黄河搞出来了，但光搞民用车不行，咱们也要搞军用车。”

　　这样我们又搞了“250”，三个轴都能驱动。我们先搞的是“250”两轴驱动，属四轮驱动。“250”出来后，我们又试制了4辆样车。接着我们开始试制越野车，车试制出来后，这时文化大革命也开始，一切也就都乱了套。于是我就“靠边站”了，后被下派到车间劳动。

　　文革中我们厂有位革委会副主任，他叫苏俊德，主管生产。1967年初，他去北京开会接了个任务，就是后来国庆35年时在天安门前通过检阅时拉导弹的车，让我们负责制造。为这事，我记得当时七机部来了很多人，有二三十口子，要求我们要造自重的8吨、最低载重5吨、8个轮都能驱动的重型车，并且还得独立悬挂。

　　当时，虽然是造反派掌权，但他们在业务上还是很尊重我的，所以就和我商量，我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觉得我们还不具备生产这个车的条件。但当时的造反派硬要干，也就只好硬着头皮干了。试制这个车那才叫艰苦呢。但不管怎么难，型号叫“251”的车还是生产出来了。试车时，他们组织了20多人，开着试验车在前面走，我在后面拉了一车的配件跟着走。

　　试验车的前轮特别复杂，本来应该用等速万向节，可他们却用得是普通万向节，试验场上半米高的一个斜坡，人坐上去后，发动机一启动，一踩踏板，万向节就嘎巴嘎巴地断了，车的后桥壳也裂了，结果，车辆道路试验失败。我的结论是“251”这个车不行。

　　这时，一机部沈鸿副部长来了，他问我这个车还能不能干。我还是坚持说不能干。“为什么不能干？”当时我就说了8个字“结构先进，强度不够”。这个车即使能生产出来，也不能用。

　　“是否还有解决的办法？”沈鸿副部长严肃地问，因为，当时，按照50辆份的部件正在车间里生产，“251”不能用了，部件就成了一堆废铁。压力是很大的。

　　我说：“你是一机部领导，你说怎么办？”

　　后来，又把我叫到北京一机部去开会。当时一机部部长周子健和军代表李水清，李是二炮司令，二炮就是导弹部队，他们需要用这个车。那天开完会后看文艺晚会，两位领导坐在后排，我坐在前排。他俩把我叫过去。李水清说：“怎么办？导弹都出来了，这车还出不来。”

　　他俩最后问我怎么办？我说干不了。没别的办法，干出来就要负责，这个车是用来拉导弹，而不是拉别的玩意儿，我在兵工厂当过工人，知道这里面的历害关系。周部长和李司令知道我生产过越野车，就让了一步，让我先把原先要求独立悬挂的“251”这个车停下，不生产了。

　　根据部队的要求，我建议，首先利用现有黄河零部件，做6×6的“253”，三个桥六个轮都驱动，但不是独立悬挂。他们给了我半年时间。半年后，“253”搞出来后就给了二炮，当时我们生产了150辆，为部队的急需缓解了燃眉之急。

　　“汽车厂也很难”

　　制造了“253”这种车之后，我们又搞了8×8独立悬挂的“252”车。这是我们特意在“251”和“253”之间留出的一个位置，把独立悬挂的车叫做“252”。这就是35周年国庆节邓小平阅兵看的拉导弹的那种车。

　　我虽然不是技术权威，但每个关键点都要我参与决策。做8×8独立悬挂时，我们把以前的设计全部推翻。以前用的是小弹簧，大弹簧用钢棍缠起来。我说不行，这样不保险。我们就改用扭力杆，相当于弹簧的作用，这是采用坦克的结构。

　　回想起来，汽车厂的发展真是靠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后来，咱们国家改革开放，1983年成立了中国重型汽车经营公司。重汽公司第一套领导班子的党委书记叫方劼，他是原一汽党委副书记，在山西省当过经委主任，他被调来筹备组建重汽公司。公司成立后，他兼任董事长，我是副总经理。

　　后来重汽引进斯太尔技术，我参与的就很少了。当时，公司分工还是让我抓老产品的升级和改造。斯太尔新产品有专门一套班子研究。现在看来，引进斯太尔技术是必要的。搞8吨黄河时，我们已感到很落后，产品结构跟不上市场的要求，生产技术也很落伍。当时邓小平的方针政策已经很明确：改革开放，引进先进技术。方劼就带了一些人去美国进行了考察，最后选了奥地利这个产品，用的是德国技术。我非常赞同引进德国技术。斯太尔技术引进后，陕汽、济南和四川三家分工，图纸一样，三家都装车。重汽集团也实现了较快的发展。

　　1986年我离休，离休时61岁。干了这么大半辈子汽车，现在虽然不干了，我还是很关注重汽发展的。2000年重汽重组，下放山东省为省属企业市级管理。短短的7年重组，重汽实现了惊人的发展，应该说这是一个奇迹。

　　现在马纯济是党委书记、董事长，他原是市委副书记，管理企业还是很有经验的。他对我们老干部很关心，每年的商务大会都请我们这些老同志参加。重汽现在的产销量都达到了10万辆，我真是感到从心里头高兴。作为一个中国重汽发展史上的见证人，我更由衷的希望重汽的未来能真正在国际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为我们民族的工业增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