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在各部门百般辟谣后以人鬼未觉的速度实施了汽车限购，引发了市场的不小躁动，并直接成为了成都关于8日零点实施汽车限购谣言散播的导火索。

　　这场谣言最终以涉事4S店总经理被行政拘留收场。然而据坊间流传的消息称，其实成都4S店以限购为名，制造市场紧张气氛催促消费者加快购买决策的“促销手段”早已成风，只是这家名为“长征汽贸”的一汽大众4S店以向意向用户群发短信落下了口实。其实近两年在限购问题上做文章的经销商不在少数，而以散播汽车限购谣言被行政拘留的也非孤案，2012年深圳就因这项“罪名”处罚过几名销售经理。

　　经销商之所以乐于冒险试法，无非就是看到了限购令对销量短时带来的巨大提升效应，像杭州一些库存压力大的经销商在此次限购政策实施前夕，基本达到了清库效果，实现了零库存，很多甚至连展车都销售一空。面对这样的商机，像成都这样具备限购潜力的城市，大部分经销商都已经备足了库存和发票。由于存在非常大的利益关系，这个过程中，就很难避免部分经销商会因利起歪念，散见于网络论坛上有关各地限购的消息基本多为经销商放出。

　　成都这次事件由于官方的及时澄清得到了遏制，但在成都车市还是引起了不小轰动。谣言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扩散，说明市场对限购令存在高度敏感性。从谣言引发的市场慌乱程度来看，用“惊弓之鸟”形容那些持币待购的消费者再贴切不过，密集释放的恐慌性消费行为在之前实施限购的几个城市都有过强烈表现，杭州在3月25日那一晚卖出的车超过以往一个月的销量。这不是勒庞所指群体性格中的从众心理作祟，因为这确实关乎直接的经济利益——一旦实施汽车限购，消费者就可能要面临两种状况：长时间摇不到号，或者要额外多支出数万元购买一张车牌。普通家庭无疑视此为负担，限购逼得他们不得不提前下定购买决策。

　　与这种恐慌性消费行为相伴而来的便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易受到损害，比如原有的优惠在抢购中就可能被取消，一些消费者会为了一个名额勉为其难购买了并不是自己心仪的座驾，甚至部分消费者情急之下会买到展车或有瑕疵的车辆。近日，有关杭州限购之夜消费者买到库存车的纠纷已经见诸报端。

　　应该说，无论北京、广州还是天津与杭州，在汽车限购这个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上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头，政府在这方面的公信力受到质疑，因为几乎每一个实施限购的城市都没有做到将汽车限购这样的公共政策做到公开透明，而是秘而不宣，并且在实施前以高姿态辟谣，导致消费者无所适从。正如此，谣言才有了市场。

　　今年初，成都市政协常委蒲虎曾公开提案成都应实施汽车限购政策，因为现行的“限行”措施并不能有效缓解成都中心城区的道路拥堵状况。截至今年的3月初，成都市机动车保有量为340.16万辆，汽车保有量达268.59万辆，其中中心城区的汽车保有量就达到连114.18万辆。成都当地媒体的报道称，交通部门根据时下汽车保有量的增速，将汽车平均长度和道路公里数进行换算统计，得出的结果是“预计再过3年半的时间，即2017年的6月，成都人开车出门就会发现绕城的每一条道路上都将停满车。”这些信息无疑都指向了汽车限购的可能性。再加上去年7月，中汽协所猜测的8个可能会实施汽车限购的城市中，天津、杭州已相继“沦限”，成都还会远吗？虽然有关部门站出来辟谣，但是有了前面几个城市的前车之鉴，政府的这种辟谣说服力已经被大打折扣。

　　在可以预见的一两年内，加入到限购阵列的城市会越来越多，因此这种状况必须得到改观，否则会给市场的机能带来阶段性紊乱，一些消费者的权益将得不到保障。

　　数据显示，截止到2013年底，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到1.37亿辆，相较2003年增长了5.7倍。全国有31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100万辆，其中北京、天津、成都、深圳、上海、广州、苏州、杭州等8个城市汽车数量超过200万辆。再加上中汽协去年曾预言可能实施限购的8个城市（分别为杭州、天津、深圳、成都、石家庄、重庆、青岛和武汉），在这样的数据面前，成都、深圳、苏州、重庆、青岛以及武汉都有可能成为限购的“下一站”。

　　相较成都，深圳、重庆等的道路拥堵情况有过之而无不急，尤其深圳早在两年前就喊出车辆密度属全国之最，仅按照200万辆汽车来测算，深圳目前道路总长6100多公里，其道路车辆密度已达到328辆/公里，超过了国际上270辆/公里的警戒值。然而截止到今年3月份，深圳汽车保有量实际高达272万辆，道路车辆密度值为445辆/公里，其每天早晚高峰的通勤状况可以向而知。在去年底就有观点称，“如果再不抓紧实施车辆限购，半年后深圳交通会瘫痪的”，远比成都堪忧。

　　再看重庆，在天津加入限购阵列后，重庆便成了唯一一个还没有实行限购的直辖市，但有关汽车限购已是传的满城风雨。此外，汽车保有量百万辆以上的城市如青岛、大连等也都传出过政府有意限购的消息。但如上文所述，因为北京、贵阳、广州、天津以及杭州关于汽车限购如出一辙的政府作为让消费者对任何辟谣信息都不再完全信任，车市的恐慌性心理日渐蔓延。行政力量的这种野蛮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到了市场的健康指数。

　　接下来，确实无意限购的城市应该以一种民众能接受的方式认真辟谣。对此可以借鉴武汉和石家庄的做法。武汉为了遏制谣言构成对车市的不利影响，在今年2月，武汉市人大常委会二次审议汉版《道路交通安全法》，经过第一轮审议后，“限购”等控制车辆保有量的内容被删除。而石家庄的做法是，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孙瑞彬亲自出面辟谣，明确表示石家庄现阶段不会实施汽车限行限购，主要任务是淘汰黄标车（如果这两个城市接下来也实施限购，那么政府的公信力将完全扫地）。而对于已经酝酿限购的城市，最好能将限购政策制定公开透明化，并提前公示政策的实施时间，给消费者和市场留足时间，各地不应再以牺牲政府公信力为代价，讹言惑众。

　　汽车限购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涉及到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在制定过程本就应公开透明。如果接下来再有城市效仿前车，无疑会进一步加重市场恐慌心理。中汽协在给出限购预言时曾判断，其所列出8个城市都实施限购，那么将可能拉低市场整体增幅2个百分点，可见限购政策对车市影响之大。如果各地放任这种谣言满天飞，政府却无力回击辟谣，那么对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之深也可以大致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