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最大的新闻就是华北各地频发的雾霾了，一说到雾霾，肯定有关部分又会把罪魁祸首归咎于汽车尾气，然后继续加大力度针对私家车各种“限"了。最近北京更是放出了要收拥堵费的传闻。这不禁让人叹息，为什么这么多地方政府一提到“治堵”，只会想到“限”？
限牌限行对于污染的治理是否有效果呢？肯定有，但是收效并不大。以北京为例，据环保部门测算，2012年，即使是重污染日，启动一半车辆限行措施之后，污染物排放减排也不过15%。污染严重的河北邯郸，未限行时空气质量状况为“中度污染”，质量指数为“186”。限行后变为“轻度污染”，指数为“106”，有一定好转，但是显然并没有达到根绝的效果。
然而，限制交通的负面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如今的大城市里，早晚高峰，公交系统运行压力已经非常大了，几乎每辆公交车都有超载现象，限牌限行之后，公交系统负荷进一步上升，市民将普遍面临“公交难”，会是继“上学难”、“看病难”之后又一大难。更有甚至，由于实行了单双号限行，很多家庭不得不选择再买一台车，单双号限行日轮流使用，毫无疑问增大了资源浪费。在限行的成都，有76%的网友认为尾号限行影响到了正常的生活。
而治理机动车污染的最大元凶，就是缺乏监管，却每天承担着物流生命线角色的形形色色的超载大货车！大部分的机动车尾气排放都是由于这些大货车的排放不达标而造成的。但是对于它们的监管，显得十分无能为力。于是，排放总量占比偏小的私家车，就因为好监管，反而成了替罪羔羊。
有句话说得好：“治堵如治水，宜疏不宜堵。”市民出行本身就是一种刚需，正是因为资源地域分布的不均衡，使得人民需要通过交通手段来解决。交通越发达，某个意义上就说明了资源分配越是失衡。百姓要行，而政府却非要限。最后的结果只会是，政府与民间形成角力，像专车的兴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限牌、限号、限行之后还是堵。
看看世界上其他国家，为什么除了印度，都没有中国这么普遍、严重的拥堵呢？一个是公共交通建设和城市秩序治理的水平有差距，但另一个更重要则的是城市本身的规模不同。根据两年前的一个国外报告，全球人口最多的87个城市中，中国内地占了20个，还有88个常住人口超过五百万的特大城市，这两个数值比其他任何一个大国都要多。
在以前旧的思维中，城市越大、大城市数越多，表明一个国家的发展越好，甚至在那时候大烟囱的数量成了权衡城市发达程度的一个标志。大城市的资源越来越集中，当城市内部的密度增加到一定程度，就意味着无法缓解的拥堵。所以除了期待公共交通和城市秩序的改善外，还有一个根绝拥堵的举措，就是优化各地区的资源配置，甚至让大城市“变小”。
那怎么样才能让大城市“变小”呢？单靠市场调节是不行的，资源的集聚效应一旦形成，是很难逆转的，人力、财力、物力都有从众心理，除非城市本身资源枯竭。所以，行政干预和引导，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补充手段了。以市场配置为主，辅以一部分行政引导的复合做法才是王道。譬如泛珠三角、京津冀一体化、卫星城建设等等，用户政、财税等手段让资源在城市之间自行调剂，这都是很好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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