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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年度论坛上，清华大学汽车产业研究院院长赵福全从“可持续发展”和“政府新角色”两个方面发表了演讲。他不出意外地对着33万辆的“喜人销量”唱起了反调。他认为，“大跃进”带来的并非惊喜，而是隐忧。其中包括了商业模式、地方保护、核心技术等多个方面的问题。同时他也表示，“如果将新能源车交给市场就死定了，但如果继续由政策主导也死定了”。
以下是N.E.S记者整理出的赵福全部分发言。
33万辆的背后——单体销量少得可怜
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处于“大跃进”式的发展中，但如果没有政策和监管改革，新能源汽车的未来是看不到方向的。以目前的状态来看，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激动，实际上我们更应该高度关注“大跃进”背后潜在的隐忧——去年我们销量冲到世界第一，但是，这33万辆有多少企业参与？轮到每一家企业有多少？几百辆，几十辆，甚至几辆的都有，单体销量低得可怜。日本一家企业每年卖15万辆，我们一个国家总共卖了33万辆。汽车产业什么规律都不是，就是规模！规模！规模！有了量，所有人日子都好过。政策造就市场，政策一旦退坡怎么办？就会出现“断崖式衰退”，所以挑战还没有开始。
“唯销量论”已经过时
任何一个改变人类出行模式、改变整个社会结构的产业要想靠企业家、靠老百姓，都是免谈。在油价低迷期间，中国汽车产业能发展成今天这样，依靠的就是体制的优势、国家的优势，这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但是，恰恰就是在这种体制下，应该如何换档？我们是“萝卜+大棒”。做到了销量达到33万辆，这反倒让人担忧，所以这时候更应该对新角色进行思考。
为什么出现骗补？因为赚钱嘛，那如果取消补贴我们的市场又会如何呢？商业模式路在何方？所以我们的政策体系会成为新能源汽车产业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系统性不足，地方保护严重，监管严重，执行力不强，构成了目前的问题。这需要整个国家冷思考，积极地行动，确保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过去是唯销量论，只要卖出去就成功，所以我们拼命补贴。但现在进入调整期，这时候应该促进政策和市场的融合，就叫“准市场机制”。如今，唯销量论已经过时了，政策体系要有新内涵、新使命、新作用。很多人说，已经到了33万辆，交给市场吧，我认为那就死定了，但继续政策主导吧，我认为也死定了。所以政府要进入“换档期”，要重新梳理我们曾经做过的事儿，天平补齐，这才是可持续发展的绝对前提。
地方保护害了新能源汽车
实际上地方保护是害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地方保护具有“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想法，但地方应该补充电，补充电造福子孙万代，补产品只是昙花一现，这些问题应该解决。
另外，我们真的要在政策定上有系统性，要站在国家的高度，政策更要有透明性。现在有很多非汽车产业想进入汽车产业，他们是没有产能的，但按照现有的汽车产业政策必须要建工厂才能造新能源汽车。我觉得应该鼓励那些拥有技术、拥有商业模式的企业利用现有产能来做新能源汽车，为什么还要逼着他们拿600亩的地，雇2000个工人，为什么不能把现有产能用足呢？
市场的脆弱超乎想象
实际上我们现在三电解决了，也没有把车造好。因为传统车身、底盘车身，内外轻量化都没做好。传统汽车是新能源汽车的基础，没了这个基础就是空中楼阁。同时智能网联汽车是新能源汽车的翅膀，这就是很多IT企业要进来的原因。可持续发展最大的挑战，在于我们的市场之脆弱超乎想象。我们并没有掌握核心技术，一旦市场培养好了，外面所有人都可以进来，我们就会被打得落花流水。
我们国家政府更应该在商业模式上下工夫，商业模式不是简简单单弄几个App，未来是一个技术+产品+体验+商业模式的社会，如果缺了商业模式就没了催化剂。所以我认为应该多做新能源汽车的工艺展示和科普宣传，让消费者真的知道，新能源时代已经到来，它是解决子孙万代的事儿，国家在这方面坚决不会动摇，商机也无限，值得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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