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岚清
郭力同志是最早主持筹建我国汽车工业的重要领导人，也是第一汽车制造厂的第一任厂长。今年是他百年诞辰。郭力同志于1976年病故，尽管他离开我们已整整四十年，但凡是认识他的人，一提起郭力同志，对他在我国汽车工业发展史上做出的重大贡献，对他的创业敬业精神、科学务实的作风、渊博的学识素养、勤奋的工作态度、卓越的领导才能、廉洁自律和关心爱护同志的高尚品格，至今仍记忆犹新，肃然起敬。
主持筹建中国汽车工业第一人
郭力同志是我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早年就读于哈尔滨第一工科学校，并参加秘密抗日活动。1936年，因组织遭到破坏，他回到家乡组织地方抗日武装，在冀中一带进行游击战争。1938年任冀中军区锄奸队教导员、冀中军区兵工管理处政委、晋察冀边区工业部兵工处处长、兵工厂厂长。1949年新中国刚建立，政务院设立重工业部，由陈云同志兼任部长，郭力同志任该部顾问室主任，参与苏联援建我国重大工业项目的前期洽谈和准备工作。1950年2月，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期间，周恩来总理与苏方达成由苏援建一批重点工业项目的协议，其中建设汽车厂是重中之重。重工业部让孟少农和其他几位同志开始研究筹备事项。孟少农同志原就读于清华大学，抗战爆发随校西迁，毕业于西南联大，并考取公费留美，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曾在福特、斯蒂贝克等汽车公司任职。1946年抗战胜利后，他拒绝美方的优厚待遇，乘中美首航班轮回国，应聘到清华大学创办汽车工程系，其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转赴根据地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调他到重工业部工作。同年3月成立汽车工业筹备组，任命郭力同志为筹备组主任，孟少农同志任副主任，主要负责筹建我国的汽车工业，还兼顾筹备拖拉机、坦克及航空工业。旧中国虽然有些有识之士怀着实业救国的抱负想造汽车，也做过一些尝试，但由于种种原因都未能圆他们的汽车梦，只留下了一些汽车修配和简单的零配件制造业，就现代汽车制造工业而言，在这个领域几乎是空白。筹备组最初只有二三十人，郭力同志按照周恩来总理指示，首先集中精力延聘人才，组织筹备组同志到哈尔滨、昆明、重庆、上海等地，调查日伪和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汽车修配厂的情况和有关人员的下落，只要是能找到的包括从欧美等国留学归来的技术人员，郭力同志都以礼贤下士的精神，把他们延聘到筹备组中来。当中国要建设汽车工业的消息传出后，北京、上海等地的工程技术人员也纷纷要求到汽车筹备组工作，很快增加到一百多人。筹备组利用美国援蒋留下的部分机器设备，在北京南池子建立了实验室，并与几所大学联合组织高年级学生到一些机械工厂实习，为培训技术干部和筹建汽车研究所做准备。当时集结到筹备组的同志们，虽然都是爱国人士和进步学生，但毕竟过去生活在国外或旧社会，对新中国各方面还不够了解和适应，何况那时条件又很艰苦。郭力同志耐心做他们的政治思想工作，与他们谈心交朋友；工作上信任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生活上像亲友似地关怀照顾他们，团结他们开展筹建工作。当时各方面条件都很差，连开水都要自己烧。孟少农同志是一位学者和专家，对生火炉烧水这些事做起来都很费劲，郭力同志就让自己的夫人给他烧水送水，不让他为生活琐事操心，以便集中精力投入工作。
筹备组另一项工作是调查研究，收集旧中国与汽车有关的工业信息，找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委托美国礼和（REO）汽车公司建设汽车厂的设计资料，从美国购买Sterling公司的汽车图纸，作为制定建设汽车工业计划的参考。与此同时进行厂址的勘察预选工作，先后在北京、石家庄、太原等十几座城市选址，经过对当时综合条件的分析，感到都不太适合。后经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指示，改在东北四平至长春一线选择，因为当时东北的交通条件、城市基础设施和工业水平相对要好一些。
1950年年初，根据中苏双方商定，汽车厂由苏联进行工厂设计，提供汽车的图纸，并提供成套设备和贷款，由中方负责施工建设。1950年年底，苏方工厂设计专家组来到北京，建议建造年产三万辆载重4吨卡车的完整汽车厂。筹备组孟少农等同志与苏联专家去东北考察厂址预选方案，经过勘察对比分析，1951年3月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同志批准，正式下文决定在长春市郊建厂，从此筹备组的工作进入具体建厂的准备阶段，并着手收集各种设计资料，提供苏方编制工厂初步设计。1952年年初，由当时在苏联完成学业并参与筹建工作的陈祖涛同志带回工厂初步设计，经筹备组审查同意，中财委于3月批准。初步设计批准后，郭力同志派孟少农同志为中方代表，率领李刚、陈祖涛、潘承烈、窦英伟等同志赴莫斯科，配合苏方进行工厂的技术设计和施工设计的联络工作，商签派遣人员赴苏实习计划，以及设备订货等项事宜。
汽车工业筹备组最早是在北京灯市口原工程师协会办公，后来人多了，迁至北京鼓楼附近扁担厂胡同乙一号。在郭力同志领导下，筹备组为我国汽车工业的诞生做了许多前期筹备工作。郭力同志先后从几所著名的工科院校招来150名大学生，为他们办汽车专业培训班，学习汽车构造、驾驶、拆装和维修技术，还让他们到上海、天津等地工厂去实习，储备人才。郭力同志对大家在紧张工作学习后的业余生活也很关心，他设法弄来一张乒乓球台，与大家一起锻炼身体，还在假日组织大家去郊游，一起席地野餐，好像是一家人一样。至今还留下一些六十多年前郭力同志与筹备组同志们在长城和郊游野餐的珍贵照片。我参加筹建工作稍晚一些，当时听他们谈起郭力同志的这些往事，令人感动，也使我对筹备我国汽车工业的最早历史有所了解。这个筹备组后来改组为“第一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一机部）汽车工业管理局”，以后迁到长安街现在首都博物馆所在地办公，长安街上的公共汽车，还专门设了一个“汽车局”车站，给人们留下了历史的记忆。
第一汽车制造厂的第一任厂长
1952年4月，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签发委任状，正式任命郭力同志为长春汽车厂厂长。当时工厂代号“652厂”，以后中央正式命名为第一汽车制造厂（以下简称一汽）。他接到任命后随即带领汽车筹备组的部分同志赶赴长春，到现场主持建厂准备工作。至此，建厂的具体筹备工作在国内外紧锣密鼓地迅速展开。由于当时中苏在建厂前期工作配合默契，进展顺利，双方认为原打算四年建成的目标有望提前一年完成，第一机械工业部党组为此向中央提出请示报告。报告被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发了言，一致赞成三年建成出车，并于1952年6月9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达了《关于力争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要求工厂1953年开工建设，1956年建成投产。文件高度概括地分析了与建厂有关的具体情况，确定了建厂方针。指出我国技术落后，又没有经验，要在三年内建成这样大规模的工程，无论施工力量的组织、施工的技术，都将会有很大的困难。“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通报全国，责成有关部门，对长春汽车厂的建设予以最大的支持，力争三年内建成。”同时，文件还具体指示：“目前所需的技术干部和行政管理干部，中央组织部应迅速尽量予以调配，将来该厂所需要的国内制造的设备，各企业部门应尽量予以优先制造，并切实保证质量；在材料和物资供应上，国家物资分配局应保证优先予以调拨，交通部门应保证及时运输。”文件还要求，“建设中重大问题应随时报告中央。”党中央为一个工厂的建设正式下达文件，是很罕见的，可见当时党中央对建设我国汽车工业的重视和期盼。在郭力同志领导下，创建我国汽车工业的大幕正式拉开。
我是1952年由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东北参加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当时还有一段插曲。我们先到沈阳，东北人民政府人事部门给我开的介绍信，是分配到“毛泽东汽车、拖拉机、坦克制造厂”工作。当我到长春市委报到时，才被告知中央已决定三厂分别建设，当我拿着介绍信按地址到汽车厂报到时，却是市中心重庆路上一座空荡荡的二层楼房（后来成为新华书店）。我将信将疑地走了进去，遇到一位同志才知道这就是“长春汽车厂”。他把我领到一位老同志的办公室，经介绍他就是主管人事工作的副厂长宋敏之同志。他热情地表示欢迎，简要地介绍了一些情况，并说明天郭厂长要亲自接见我们新来的同志，随后让人安排我住下。
我们这些来自各地的大学生报到的第二天，第一次见到厂长郭力同志，他热情地欢迎我们的到来，向我们介绍了建厂的规划和筹建情况，随后还兴致勃勃地带领我们这些年轻人，驱车向市郊驶去。当来到市郊一个叫孟家屯的地方，汽车停了下来，郭厂长招呼我们下了车。他指着那一望无际刚收割完的庄稼地兴奋地对我们说：“我们就要在这里建设我国的第一座汽车制造厂了!”他还指着远远的一座断垣残壁，对我们说：“你们看，那就是日本侵占东北时用来残杀我们同胞的细菌工厂!”郭厂长当时的话虽然不多，却使我们的脑海中重现了旧中国的苦难景况，更加点燃了我们将建设新中国第一座汽车工厂的激情，从此也开始植下了对汽车工业的深厚情结。郭力同志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不仅是一位高级领导干部，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和平易亲切的学长。从此，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七年多。由于我有一段时间曾在厂长办公室工作，因此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
1952年筹建工作转移到长春现场后，郭力同志面临的首要任务一是招兵买马，二是安营扎寨，三是中苏双方密切配合进行工厂设计、施工设计和准备，国内配套工业的布局安排，以便开展大规模的施工建设，以及生产准备工作。
“招兵买马”。中央关于建设汽车厂的文件发出后，全国各地，特别是吉林省长春市很快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支援汽车厂建设的热潮。从东海之滨的我国最大城市上海到天山山脉，从大小兴安岭到三江，除青海、西藏两地以外所有的省、市、自治区，都为支援汽车厂建设做出了贡献。数千名干部从五湖四海会聚到一起，当年就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建设大军。郭力同志尊重知识，重视人才。他深知一汽能否顺利建成投产，关键在于人才。我记得他曾谈起过，二次大战期间，德国的重工业几乎都被炸毁，但他们战后恢复工作进展较快。1950年联邦德国的汽车年产就超过三十万辆。他强调说他们工厂虽然被毁了，但是那些人才还在，这是关键，而我们最缺的就是人才。他还向我们讲过这样一个风趣的故事，当时汽车筹备组有一位胡亮同志，他负责工厂选址，在组织有关专家论证，提出建设相关汽车配套工业的建议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胡亮同志是1938年清华机械工程系毕业的，是个进步学生。抗战期间搞过一段汽车方面的技术工作，既会开车，又会修车。后来他到冀中根据地军工处来工作。正好当时缴获敌人的汽车都不大会驾驶，更不会修理，胡亮同志来了，大家感觉如获至宝。开始他还不是党员，根据地生活又艰苦，万一他吃不了苦离开这里，这些汽车就玩不转了。郭力同志幽默地说：我定了三条，一是对他的生活要好好照顾，吃小灶；二是指定一位同志帮助他进一步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条件成熟时介绍发展他入党（注：胡亮的入党介绍人就是他的夫人祁田同志——离休前为国家审计署副署长）；三是要求大家注意一点，千万不能让他走了。可见郭力同志求贤若渴的心情。胡亮同志与孟少农同志一样，不但是我国汽车技术领域的大专家，对我国汽车工业的筹建曾做出重要贡献，以后又一直是汽车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胡亮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领导人，他始终面带微笑，一点架子也没有，当年和我们这些年轻人接触时，有时还互相开玩笑。除了筹备组集中的人员（主要是技术骨干），郭力同志进一步“招兵买马”。中央和东北局选调了679名干部（其中厅、局级干部150名），建立工厂领导班子框架和精干的办事机构。在筹备组的基础上，进一步招聘从欧美回国的“海归”专家数十人，通过上级机关由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河南、湖北、四川等地选调、招聘过去曾从事过汽车维修和机器制造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郭力同志还派人到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著名大学，动员应届毕业生成批来参加汽车工业建设。到1953年建厂开始前，陆续征集各方面人才四千多人，组成了创建汽车工业的技术、业务首批骨干。对于调来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区别不同情况，有的分别送到清华、大连理工、人民大学为转业干部专门开办的速成班补习文化，学习业务；对部分学历较高的，选送去大连俄语专科学校学俄文，以便去苏联实习和配合苏联专家来厂工作，成为技术业务的领导和骨干；有的则派到国内机械行业任职实习，让他们在工作岗位上边干边学，掌握生产技术和管理业务。郭力同志还组织我们这些大学生突击学习俄文，参与翻译有关的书籍和苏方提交的部分资料，还从哈尔滨请来俄罗斯教师来执教口语，以便将来与苏联专家共同工作或到苏联实习。
当时从四面八方调来的同志，虽然热情很高，但对汽车工业确实不懂，对大规模经济建设没有概念。当年我们1200名上海各高校的毕业生，响应祖国号召到达沈阳时，东北人民政府举行了盛大欢迎晚会，高崇民副主席在致欢迎词时说：“我代表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人民热烈欢迎你们，和我们共同参加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经济建设，这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复杂的光荣任务……”我作为这批同学的总队长，当时还代表大家表了决心。但是对什么是大规模经济建设，什么是大型工厂企业，我们当时的确一无所知。郭力同志作为一位过来人，十分了解这一点。我们到长春不久，他便组织大家到正在恢复和扩建的鞍钢、中苏合营的大连造船厂等大型企业去参观，向他们学习。这才使我们对现代化工业企业和管理的艰巨复杂性有了感性认识，获益匪浅。
“安营扎寨”。为了保证工厂顺利建设，中央调来庞大的施工队伍。土木建筑工程由建工部负责，由上海调来的建筑工程兵第五师、从哈尔滨调来工业建筑公司、安装公司施工，加上汽车厂本身的筹建人员，为了保证两万多人的建设大军有地方办公、居住，郭力同志多方设法，组织修复了伪满留下的“875大楼”和“师范大楼”，作为建厂指挥中心，改建了用作职工医院的“白楼”，用于教育培训中心的“灰楼”，解放军移交的仓库，供职工临时居住的“四联”、“绿园”、“孟家屯”等简易宿舍，以及培训技术工人的“黄楼”，接收了部分企业供职工实习等，这些就是最初的施工现场的设施。在长春市的大力支持下，还完成了通水、通电、通讯、通暖，铺设了铁路专用线，为施工现场准备了必要条件。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郭力同志主持配合苏联进行工厂设计时，坚持“以人为本”、“安居乐业”的原则，工厂和职工宿舍同步规划设计、同步建设。在建厂初期，尽管我们的住宿条件十分简陋艰苦，而且宿舍经常搬家，但大家都能理解，并没有什么怨言。当后来看到职工宿舍正在与工厂同时施工，每个单元住房都有厨房、厕所、暖气、热水、淋浴，还有地板时，开始大家还怀疑这些宿舍是否给领导同志建设的？后来听说是职工宿舍，大家高兴极了，工作热情也更高了。郭力同志刚到长春时，市委让他住在一所伪满留下的小洋楼里，当职工宿舍建成后，他就搬进厂里的宿舍。
“建厂和生产准备”。为完成三年建成投产任务，在进行土木建设工程的同时，必须与以苏方为主进行的工厂设计、设备制造等密切配合、对接，还有大量生产准备工作，任务既紧急又繁重。例如，在土木建设工程进行的同时，要将七千多台（套）设备及时安装就位，“解放牌”卡车两千多种零部件要一个一个地调试生产合格，九百多种金属材料要供应到位，还有四百多种外供的原材料、配套产品要逐项鉴定验收等。郭力同志领导这一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与土建工程同步进行，有条不紊，这充分展示了他卓越的领导才能。我们亲眼目睹了他在天寒地冻中辛勤地忙碌着，尽管有时还哮喘咳嗽，但他始终精神饱满，给大家很大激励和鼓舞。
高风亮节 “当了厂长找厂长”
1953年年初，正当大家在郭厂长领导下热火朝天地忙碌着一汽筹建工作时，一个令人有些意外的任命宣布了。中央任命饶斌同志为一汽厂长，统一领导工厂建设工作，郭力同志改任第一副厂长，接着又任命他兼总工程师。饶斌同志早年就读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抗战期间曾在贺龙同志领导的120师工作，任军分区政委、书记等领导工作。解放战争期间，他在东北工作，曾任哈尔滨市市长、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中央指派这样一位高级领导同志来担任建厂工作的总指挥，对调动千军万马使工厂如期建成投产，自然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对郭力同志的“降级”，大家还是有点不大理解，认为郭力同志是一位很好的领导，又没有犯过任何错误。然而不久就解开了这一谜团，原来是郭力同志自己主动向中央和东北局请求的。不久郭力同志的一位老战友文格同志向我们透露主动“让贤”细节。他说，郭力同志曾经向他表示，打算请求中央派一位更强的领导同志来当厂长，自己可当副手。文格同志深感意外地对郭力同志说，中央选你当厂长，也不会是随便决定吧？而郭力同志则对他说，中央决定汽车厂要三年建成投产，工厂地处东北，如能有一位熟悉东北情况，资格老一点、能力更强、位置更高的同志来当厂长，这样会更有利于调动各地的力量支持一汽建设。郭力同志还表示，一汽要顺利建成投产，在建厂的同时，必须同步进行生产准备工作。苏方又多次催促他尽快到苏联去审查工厂技术设计和生产组织设计，筹划专家来厂工作，以及派人去苏联实习等事项。如果能有一位同志来统一领导建厂工作，他便可以重点抓生产准备工作，对三年建成投产大有好处。郭力同志深思熟虑后，便亲自去沈阳、北京，当面向东北局、中央有关领导提出选派厂长的请求，并推荐了饶斌同志，经过他的努力争取，终于如愿以偿。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参加一汽建设的同志，的确是凭着建设新中国的满腔热血和激情，没有考虑什么个人的名利得失。许多从地方和部队转业来厂的领导干部，由于不懂工业生产技术和管理，开始大多是低配使用。例如，地方的正厅局级干部到一汽当处长，县委书记当科长，县长当副科长，能上能下，特别是能下，都是常态。但是像郭力同志那样“当上厂长找厂长”，还是独一无二的。大家知道这些情况后，对郭力同志如此顾全大局、高风亮节的品格，格外钦佩，传为佳话。一汽建设的实践证明，郭力同志的请求和中央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当时建厂工作有两大战线，一条是基本建设战线，一条是生产准备战线。基本建设战线，是由建设部副部长刘裕民同志率领由朝鲜战场回国的工程兵第五师，以及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局负责施工，建设高峰时约有两万多人。生产准备战线就是未来一汽建成后的职工，这个队伍也是数万人。两条战线既是独立的单位，又必须紧密协调配合。为此中央决定，组成一汽建厂委员会，由饶斌同志任主任，刘裕民（建工部副部长）、郭力、张哲民同志（建筑公司领导）任副主任，饶斌同志还兼任建筑公司经理，统一指挥，完成三年建成的艰巨任务。郭力同志要在负责向施工单位提供全部设计资料，并对施工质量进行全面监督的同时，集中更多精力抓生产准备工作，保证工厂建成后便能顺利投产。在郭力同志领导下，历经三年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完成了建厂准备工作。1953年7且15日举行了隆重的开工奠基典礼，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安装在即将开工建设的工地上，宣示新中国的汽车制造工业即将在这里创建。
在建厂和投产期间，郭力与饶斌同志长达七年的共事中，他处处维护饶斌同志作为一把手的威信。饶斌同志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把基本建设抓得轰轰烈烈，掀起了全省、全市支援“一汽”重点工程的热潮；郭力同志主抓生产准备，踏踏实实，认真细致，一环紧扣一环，两人配合非常默契，是名副其实的黄金搭档。虽然那时并未明确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但他们与党委的关系也处理得很好，相互尊重，相互支持，配合默契。除了党委会议外，常见饶斌、郭力同志与党委书记赵铭新同志、副书记方劼同志及党委其他领导同志，个别谈心，交换意见。在这样一个坚强团结的班子领导下，经过广大建设者艰苦奋斗，保证了中央要求三年建成投产任务的完成。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当时不仅是建成了当时亚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厂，而且是建设了一座具有生活配套设施的汽车城。这样一个庞大的建设工程，只用了三年就顺利建成。
郭力与饶斌同志相处，不仅二人经常在办公室研究工作，我们还时不时看到下班后，饶斌同志被郭力同志拉到他家里去吃饭，后来发现其他领导同志也到郭力同志家里蹭饭吃，除郭力同志夫妇好客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的夫人会做一手好菜。可见当时同志之间的关系和情谊。他们的同志友谊一直延续到生命的终点。“文革”期间，郭力同志受迫害，他的“老三届”二女儿身患肺病，下不了乡，又留不了城，缺吃的，没住处，无处安身。无奈之下，她给正在鄂西北山区筹建第二汽车制造厂（以下简称二汽）的一位领导同志写信求助，从而来到二汽。随后饶斌同志被解放，来主持二汽建设，对她就像对自己女儿一样关怀爱护，培养她成了二汽《汽车工人报》一名记者。
既是大工厂又是个大学校 既是厂长又是校长
郭力同志是一位勤奋好学、博学睿智、尊重知识、重视培养和爱护人才的领导者。一汽虽然有苏联的援建，建厂期间和建成以后，先后有188名专家来厂指导帮助，但工厂能否持续稳定生产，关键还是我们自己要有足够的生产技术和管理人才。郭力同志对欧美留学回来和国内的技术人员都非常尊重，并委以重任。但毕竟人数很有限，总体来说，人才严重短缺是最大的难点。为此郭力同志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人才。
1952年年初，郭力同志来到长春的第一件事，就是向长春市要了一座伪满的敌产（我们当时都习惯称之为“黄楼”），办起了一所汽车工业学校，并亲自兼任校长，第一批300名学员大多是从报名抗美援朝参军的学生中挑选的，目标是培养技术工人。这所学校为一汽投产后培养了大批技工骨干。后来又创办了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吉林工业大学前身），为我国机械工业培养了大量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
根据中央关于全国支援一汽建设的指示，1952年开始，从五湖四海调来大批干部和职工，包括我们这些大学生在内，但大部分都没有大工业生产技术、管理知识和实践经验，甚至没有大规模汽车生产的概念。郭力同志在各种会议和学习班上常说：汽车生产不同于一般生产，它依靠一个大规模、同步有节奏、加工精度高又能互换的零部件的生产。因此，任何一个零件，任何一道工序都丝毫不能马虎，必须有严密的生产组织和严格的工艺纪律，还要有大量的专业人才去管理和掌握它。他的这一重要理念，使大家认识到，对建设管理现代化大量生产的汽车厂来说，其实大家都是“白丁”。要尽快摘去“白帽子”，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刻苦地从零开始学习。在郭力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办起了各种夜校，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干什么学什么的原则，有针对性地组织学习。当时大家的学习热情极为高涨，下班以后，办公室经常是灯火通明。青年技术人员和业务干部，有的在学俄文，有的在翻译整理苏联来的设计资料。许多由地方和部队转业的干部和工人也纷纷在夜大、中技、文化补习班学习，有时赶不上回家吃饭，经常是啃窝窝头去上夜校，做习题，不知熬过多少个夜晚。一汽的第一代职工，大部分业余生活可以说是在刻苦学习中度过的，整个一汽就好像一所大学校，这所大学校在大家心目中的“校长”正是郭力同志。
1953年，饶斌同志到任后，郭力同志领导下的建厂前期准备工作基本安排落实。1953年7月，一汽得以顺利破土动工建设。郭力同志作为中方总代表，在配合苏联工厂设计和设备供应等工作的同时，将工作重点转向生产准备，其中一项重点任务是派人到苏联汽车厂按岗位对口学习培训，前后共派出518人，延续四年之久。这是我国在鞍钢之后，向苏联派遣时间最早、人数最多、管理门类最全的一次出国培训项目。1954年，郭力同志亲自参加并带领一批实习生，在苏联汽车厂实习长达一年之久。一汽的各个管理部门、重要生产车间的领导和关键生产岗位的工长，几乎都有人在苏联实习过。在实习过程中郭力同志提醒大家，首先要认真学习他们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但也不能完全照搬，例如他们是“一长制”，工厂党委的作用很小，党的组织生活很涣散，这一点就不能学。一边学一边要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考虑我们怎么办。他还强调实习时间很短，要抓紧时间刻苦学习，要抓紧党团组织生活，严明纪律，注意中国人的良好形象等。当1956年厂里派我率领最后一批同志去实习时，他还特别向我做了以上叮嘱。这些同志没有辜负组织上的期望，按厂里的要求圆满完成了实习任务。
在一汽投产后，郭力同志结合当时企业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对“管理、服务和监督的关系”，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用理发员的作用比喻说：“理发员是管理者，是为理发人服务的。理发时，理发员让你往后仰，你就得往后仰，让你歪脖子，你就得歪脖子。因为他是管理者，他要把你的发理好，美观大方，不这样摆弄不行。你说我就是不服你理发员管，那结果无非两条：一是不理了；二是随便乱动，不听指挥，那可就说不定剃头刀啥时伤着你。而相反，管理者要给被服务者创造好条件，不能这姿势也不行，那姿势也不行，使被服务者为难。也就是说，职能部门一定要有规章制度，而这些规章制度从根本上讲，是有利于被服务者的。”一个幽默生动的比喻，把企业中几大部门的辩证关系说得一清二楚，成为当时一汽人的管理理念之一。
一汽从各级领导到职工，经过当年的刻苦学习，以及建厂和大生产实践的锻炼，迅速成长为专家能人。不仅为我国汽车制造工业，也为机械工业甚至其他行业的发展，输送了大批人才。
郭力同志是一位坚持原则，讲究科学，实事求是，既不随声附和，又讲究工作方式方法的领导同志。在“一汽”建成后，他这种素质和品德更充分表现出来。他深知，大工业生产，不尊重科学不行，没有严格的生产技术纪律和管理制度不行。在郭力同志主持下，将从苏联学习到的知识和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按产品设计的要求，编制每个零件的工艺规程和每道工序的操作卡，贯彻实行严格的质量标准和工艺纪律；制定了一整套生产调度、定额管理和厂内经济核算制度。不但使一汽建成后就能顺利投产，后来还在其他机械制造企业中得到推广。
坚持原则 讲究科学 实事求是
1956年7月15日是一汽也是中国汽车工业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经三年建设，一汽建成投产了，当第一辆“解放牌”卡车从装配流水生产线上徐徐驶下来时，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结束了我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当时我正在苏联实习，虽然未能与厂里同志们分享那历史性的一刻，我们也在宿舍里举行了一个庆祝联欢晚会。当时我国交通部部长王首道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参加北欧一个国家共产党代表大会，路过莫斯科来我们实习的汽车厂参观，厂长打电话让我陪同。苏联厂长一见面，就向我们热烈祝贺一汽投产。他还对王首道同志说，您这位交通部部长，以后不用进口卡车，可以用国产卡车搞交通运输了。的确如此，一汽投产后，大量国产“解放牌”卡车，很快就随处可见了。但那时街上跑的轿车，主要还是苏制“胜利牌”小轿车。当时大家都有一个愿望：制造国产的小轿车。其实郭力同志早就有制造轿车的考虑。他在派人去苏联实习时，虽然是在主要生产卡车的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后改名为利哈乔夫汽车厂），但郭力同志还安排部分同志，也到主要生产小轿车的高尔基汽车厂学习过一段时间。1957年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同志来厂视察时，同意一汽试制轿车的意见，要求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工作。饶斌同志把试制轿车的任务交给郭力同志总负责。
毛泽东主席对一汽的建设十分关心，从项目的确定，到厂长的任命，包括工厂和汽车的命名也是他亲笔题写的。1958年2月，毛主席来一汽视察时，问饶斌同志：“什么时候能坐上自己制造的小轿车啊？”毛主席这一愿望给大家很大鼓舞。在郭力同志领导下，立即正式开始轿车的试制工作。于是以史汝辑为总设计师的试制组，在全厂的大力支持下，抱着严谨的科学态度，热火朝天地大干起来。终于在1958年5月试制出我国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经过试车取得成功。当时北京正在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中央办公厅要求把“东风”轿车送到中南海，让与会代表参观。郭力同志派总设计师史汝辑和其他两位同志送往北京，并亲自把“东风牌”小轿车送上火车，他还向护送的同志仔细叮嘱了注意事项。当时饶斌同志是八大代表，我也随他在北京，他让我到北京站去接他们。当“东风”到达北京火车站时，月台上的乘客立刻赶来围观欢呼，大批记者采访拍照，一片沸腾。当汽车由北京站驶往一机部汽车局的途中，由于“东风”车头上有一条金龙标识，有些路旁的群众拍手欢呼：“看啊，国产的金龙小轿车造出来了！”第二天，中央办公厅要求立即送到怀仁堂后的小院，供大会代表休息时参观和试乘。在整个会议期间，中央领导同志和与会代表都观看了，有些还乘坐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大家都很高兴。当毛主席观看和试乘时，高兴地说：“终于坐上国产轿车了。”由于主席身材比较高大，他用探讨的口吻说，将来车身能否高一些？这个消息传到一汽后，立即引起郭力同志高度重视，经过研究后认为，“东风”是中级轿车，属于大量生产的产品，要投产还要大量投资建厂，一时难以实现。而高级轿车，当时即使在国外也是半手工小批量生产，投资相对较小，比较适合一汽的制造条件。饶斌、郭力及其他领导同志一致同意立即试制高级轿车，并很快获得一机部领导的批准。当时国内没有可参考的样车，只找到一辆美国克莱斯勒作为参考，对高级轿车来说显然不够。饶斌同志派我到一机部、国家科委去申请科研经费和外汇，并请外贸部通过香港紧急购买了美制“凯迪拉克”、“林肯”和英制“宾利”等三辆高级轿车，作为参考。在郭力、孟少农同志领导下，于1959年紧锣密鼓地展开了设计、试制工作，并调动全厂的力量参与试制工作。郭力同志提出，高级轿车既要具备高级轿车所有性能，外形还要有中国特色，让人一看就是中国轿车。按照这一理念，设计师、工艺师和老技工们共同研究认为，使轿车有足够的动力，必须采用8缸的内燃机，如果8缸直列布置，车头太长，比较难看，于是设计试制了当时技术难度很高的“V”型8缸发动机和液压自动变速箱。在轿车车身设计上，也体现了中国特色文化，例如车头采用了扇形散热器装饰罩，上面镶有毛主席书写的“红旗”标识，车灯采用中国特有的宫灯，车旁还装饰有几面红旗等。在郭力同志领导下，有关同志们克服了重重困难，1958年8月，试制出第一辆“红旗”样车。又经过一段努力，终于形成了“红旗”高级轿车的小批量生产能力。当时“红旗”轿车，被指定为对外礼宾接待和中央领导同志乘用车。1959年国庆十周年庆典，“红旗”作为阅兵指挥车展现在天安门广场时，当时我正在观礼台上观礼，“红旗”阅兵指挥车出现的那一刻，在我心中留下了永恒的记忆。这一切都是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由一汽人实现的，实属不易。饶斌与郭力同志，也无愧是我国轿车事业的创始人。
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期间，一般人都理解为“大跃进”主要就是大干快上，甚至社会上还流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违背科学精神的口号。郭力同志当时对“大跃进”有其独特的解读，他经常对大家说，“跃进”是在正常的轨道上加速运转。有些事物，可以在正常的轨道上加速运转；如果在正常的轨道上加速运转，有些工作可以实现“跃进”。但如果离开正常的轨道，就非但不是什么“大跃进”，而是发生脱轨事故了。虽然在那时特定的历史形势下，一汽受大气候的影响，也出现过一些问题，但由于他的理念既不反对跃进，又赋予跃进科学内涵，因而颇有影响。郭力同志以他的领导智慧引导大家尽量做到实事求是，使生产正常进行。对一汽在“大跃进”中减少损失发挥了作用。郭力同志在随后反右倾群众运动中，以一颗诚挚的心、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担当精神，帮助保护了不少同志。郭力同志在那个年代能做到这一点，的确难能可贵。
严于律己 宽以待人 两袖清风 鞠躬尽瘁
郭力同志廉洁奉公，决不以权谋私，有口皆碑。当时“解放牌”卡车属国家计划分配的紧俏物资，但考虑到可能有特殊需要，也给厂里留有少量支配权。然而郭力同志在一汽工作十五年，除批准允许刘胡兰烈士家乡购买一辆外，他没有给亲友批购过一辆汽车。有一次，他家乡的一位亲属来厂要买汽车，在他家住了十多天，最后还是空手而归。由于生产发展的需要，一汽每年都要招收补充职工。他家乡的亲朋好友听说他当了厂长，先后找上门来要求安排工作，都被他婉言谢绝，从未在厂里安排过一个亲属。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口子不能开，要不我怎么管别人呢。”1936年郭力同志与夫人张蕙兰结婚，第一个孩子出生刚八天，卢沟桥事变爆发，他就离家去进行抗日游击活动，一走就是八年。直到抗战胜利才与夫人重新团聚。郭力同志到一汽工作时，他夫人义务帮助一些家属识字扫盲，被称为“无薪编外干部”。由于郭力同志在冀中军工处工作时，她也做过一些后勤事务工作，有的领导同志要给他夫人安排工作。但郭力同志不同意，推辞说“她文化不高，厂里没有适合她的工作，就做家属吧。”他和夫人虽然是家庭包办婚姻，但他们毕生相互恩爱，传为佳话。
郭力同志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开朗热情，诙谐幽默。他对待同志始终态度和蔼，在讨论问题时，即使他有不同看法，往往也不当面和人顶撞争吵，总是说“让我考虑考虑”，随后他再找机会耐心解释说服。记得有一次我正在郭力同志办公室，有一位车间领导来电话，这位同志在电话中大声抱怨，说钢厂供应的钢板规格不规范，有的还有裂纹，制造冲压零件时产生大量边角余料甚至废品，增加了成本，要求厂里去钢厂交涉，让他们按零件的尺寸供应钢板。郭力同志在电话中说：“好，我派人去了解一下，可能钢厂也有困难，不能太急，我们自己先想想办法……”不料郭力同志最后一句话激怒了这位同志，一下子把电话重重地给挂了，向厂长摔电话！这位同志事后也有些紧张，当郭力同志得知后，把他找来，不但没有批评他，还耐心地向他解释。郭力同志提出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去钢厂要求他们定尺供应，但钢厂也是刚投产，可能一下子不能完全做到，需要自己也想想办法。接着还和这位同志研究起技术措施来，他说能否用边角料冲压一些较小的零件等。这番谈话不但使这位同志如释重负，而且在思想和工作方法等方面，受到一次很好的教育。这位同志事后常对别人说，此事使他十分感动，终身难忘。的确，在郭力同志领导下这么多年，我从来未见过也未听说过他训斥过什么人，他有一种让人很愿意与他亲近和说心里话的魅力。他对普通工人也是如此，那时厂里还流传郭厂长和工人下棋的故事。有一次下班后，郭力同志回家的路上，遇见两位工人在下象棋，见厂长来了，慌忙站起来，郭力同志连忙说你们继续下。一位工人说：“不下了，我已经赢了。”接着又问道：“郭厂长，听说你棋下得很好啊！”郭力同志说：“多年不下了。”边说边同这位工人下起棋来。其实郭厂长与工人下棋不止这一次。这个故事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注意，还在于以后发生的事。原来苏联的工厂设计中，没有职工俱乐部，他认为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也很重要。然而要增加工程项目和预算又很困难。于是郭力同志和其他领导想了一个办法，让共青团发动全厂团员和青年，通过清理施工现场收集建厂的剩余材料，并在技术人员和老建筑工人的指导下，建造了一座职工俱乐部，还在附近种了一片青年林，给职工提供了一个健康娱乐的文化场所。
郭力同志在北方天寒地冻的游击战争岁月中，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冬季外出时总是戴个大纱布口罩，时不时见他气喘咳嗽，但他始终还是若无其事地忙于工作。然而，他对同志却很关心，而且还很细致。1955年，我得了急性黄疸型肝炎，出院后郭力同志见我在办公室吃窝窝头和咸菜，就关心地问，为什么不去食堂吃饭？我说大夫说出院后要忌油一个月，食堂的菜都有油。他听后说：“那怎么行，你到小灶食堂去，我叫他们专门给你做无油的病号饭。”他的话使我十分感动。郭力同志对其他同志也是如此，他见我们厂长办公室的同志身体有不适的表现，总是催促说，快到医院去看看吧。
1964年，郭力同志调到第一机械工业部任副部长，兼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经理。当时适逢中央决定建设二汽。这是在大三线地区建设的重大战备项目，年产十万辆载重卡车（首先生产军用卡车），要求三年建成，由一汽为主包建。最初筹建工作的重任又落在他的身上，他从一汽抽调得力干部组成筹备组，并不辞辛劳亲自到鄂西北山区选厂址，到现场主持筹备组工作会议。但是二汽筹建工作不久，“文革”便开始，郭力同志受到迫害、批斗，二汽筹建工作一度也停顿下来。1972年后，许多老干部获得解放，饶斌同志被李先念副总理授予“尚方宝剑”，主持二汽建设后，认真贯彻小平同志的整顿方针，二汽建设重新走上正轨，克服了重重困难，并于1975年建成了第一条军用卡车生产线，开始大量生产2.5吨军用越野车。郭力同志被解放后，又到干校劳动。他从干校出来不久，我们听说他要来二汽看看，都非常高兴，盼望他早日到来。但是不久就传来他病重住院的消息。我们都很难过，很想去北京看望他。可是1976年二汽正掀起一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逆流。饶斌同志被造反派纠缠得心脏病复发，血压升高到200多，按李先念副总理指示，二汽的同志设法把他秘密护送到上海治病。我们其他同志们一面要维持正常生产，同时还要与反右倾翻案的那些人软磨硬斗，根本无法去看望郭力同志，直到1976年他溘然去世，也未能再见他一面。后来听一机部同志说，他住院期间，部领导去探望他，几度关心地问他有何困难和要求，他始终是两个字：“谢谢”，从来没有提过任何个人要求。他真的没有困难吗？我们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的四个子女除大女儿已成家外，其余三个一个下乡插队，一个当兵，一个在二汽山沟里参加工作不久，夫人没有工作。他1964年调北京后，我去看过他，他住的是一个旧的已弃用的托儿所大厅打成隔间的房子，水泥地，用的是老式双人木床和给普通职工配用的简单家具，也没有什么摆设，空荡荡的。他这一走，一家人的生活都会成问题。然而他临终前竟不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在一般人是难以想像的。可这就是郭力同志，他从不愿给组织上添麻烦，总是为别人着想，不让别人操心的一贯作风，一直坚持到生命的终点。郭力同志没有给他的家庭留下什么物质遗产，却给党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郭力同志走了，带着两袖清风远去了，却把一身正气留在了人间。郭力同志虽然已经离开我们整整四十年，他对我国汽车工业所做的贡献，使我们难以忘怀，特别是他作为一位共产党员的高尚品格，永远是我们心中的楷模和学习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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