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两个小时，我们倾听一位老前辈、一位老领导、一位亲历者对“红旗”事业的记忆。
《汽车商业评论》记者葛帮宁
延伸阅读：
编者按：
继《拓荒》之后，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汽车人口述历史系列丛书之《红旗》终于正式出版发行。
1月13日，《红旗》新书交流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原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总经理、董事长李刚，中国工人出版社社长芮宗金，红旗销售总经理助理张伟以及本书作者《汽车商业评论》常务副主编葛帮宁出席了新书发布会。
红旗对于中国汽车工业的历史意义毋庸赘言。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红旗》的开篇序言中如此写道：“世界上如果有这样一辆轿车，能够赢得整个民族的骄傲，能够承载整个民族的情感，能够牵动整个民族的关注，那么她只能是‘红旗’。”
《红旗》一书全景披露了国车红旗的前世今生，真实呈现了在国外封锁、国内封闭，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的情况下，老一代“红旗人“艰难造车的工匠故事。
作者葛帮宁历时近10年，采访十几位红旗车的创造者、参与者和见证者，史汝楫、李刚、范恒光、吕彦斌、王振、刘经传、李中康、赫世跃、艾必瑶、智百年、华福林、杨建中、王季荃、贾延良、赵国相这十五位讲述者构成《红旗》口述史的主体。
李刚在发布会现场回忆了当年任车间技术科长时攻克发动机上消除噪声的液压挺杆技术的历程，他勉励现在的汽车人也要继续坚守工匠精神。
每个口述者都从自身的角度讲述跟红旗车的渊源，给读者还原出一个最接近真实的红旗车的历史。他们的讲述，既有成绩，也有反思；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既有痛失良机的感叹，也有继往开来的胸襟。
很多被采访的口述者如今都是七八十岁的高龄，不少人在近年相继离世，那段历史随着这些老人的离世也逐渐被尘封。这也让《红旗》一书的史料价值更加凸显。
正如葛帮宁在发布会上谈到，这本书已经成为历史资料的一部分。“还原历史，抢救历史”，这也是她十多年一直坚持做中国汽车人口述历史的初衷。
本书还首次公开了多幅红旗设计手稿，展现了许多珍贵的红旗历史图片。
作为亲历者的李岚清同志在读完《红旗》样书后也深有感触，“我不仅对那段历程有了更具体、更鲜活的了解，同时也把我带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再次引起我对那些老同志们的深切怀念。”他在撰写完序言后，还对本书读者讲述了自己所参与的“红旗岁月”。
今天，我们特意刊发《红旗》后记——《听岚清同志讲“红旗”》，以飨读者。这篇讲述既为我们展现了当年民族品牌荒岛求生的艰辛，也为我们生动再现了红旗漫卷西风的荣光。
▲原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总经理、董事长李刚（右二），中国工人出版社社长芮宗金（左二），红旗销售总经理助理张伟（左一）以及本书作者葛帮宁出席新书发布会。
2016 年11 月2 日。北京。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万寿路俱乐部，一楼会客室。
下午三点一刻，一位年过八旬、精神矍铄的老领导步履轻巧地走进来，同我们一一握手后入座。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李岚清同志。在此前的口述历史访谈中，我从很多老同志那里听说过岚清同志与“红旗”、与中国汽车的故事：在1953年一汽奠基大会上，他与其他五名青年共产党员将毛主席亲笔题写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汉白玉基石抬入大会会场（登陆“一汽在线”即可观看相关视频）；他被派往苏联莫斯科李哈乔夫汽车厂和高尔基汽车厂实习；他随饶斌同志调任一机部；建设二汽；负责筹备三汽（第三汽车制造厂，也就是重型汽车厂），以及后来到中央工作，历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两届国务院副总理。
于是，在本书初步成形后，经多次与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商讨，我们萌生了请岚清同志为“中国汽车人口述历史”系列丛书之二《红旗》文集作序的想法。
“口述历史”是《汽车商业评论》杂志创刊伊始征询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推出的品牌栏目，迄今已寻访上百位老一辈汽车人，通过他们本人讲述，或亲属回忆，或同辈叙述，共同构成口述历史主体框架。其中，收录于《红旗》文集的十五位主要讲述者基本都是当年“红旗”事业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时间的长河缓缓流淌，参与口述历史的一些老同志已陆续离世。我们认为，通过记录他们讲述的历史，留下永不磨灭的奋斗精神供后人传承，激励一代又一代汽车人继续前进，故将他们的口述集结出版，意义重大。岚清同志曾在一汽工作七年多，并曾在中国汽车工业主要奠基人和创建者饶斌同志办公室工作，正好参与并见证了那段艰苦创业的历程。因此，请他作序，当是最合适人选。
在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的帮助和积极努力下，我们递交了请示报告，然后满腔热忱地等待。让我们十分感动的是，不到一个月，岚清同志看完《红旗》样书后，以其亲身经历和所见所知为素材，亲笔撰写出序稿，再次创造了“红旗速度”（当年用手工打造的第一辆“红旗”仅用时30天）。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岚清同志还同意与书稿作者及有关方面同志当面交流，就自己撰写的序言听取意见，力求史料翔实准确。
于是，就有了11月2日下午这次见面。
“读完《红旗》样书后，我不仅对那段历程有了更具体、更鲜活的了解，同时也把我带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再次引起我对那些老同志们的深切怀念。”那天下午，岚清同志的思绪再次回到了那火热的时代。作为一名亲历者，他缓缓为我们讲述了自己所参与的“红旗岁月”。
1952年，我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赴东北到正在筹建中的第一汽车制造厂（以下简称一汽），当时的保密代号为652厂工作。
开始厂里让我边学俄文边参加一些资料翻译工作，接着被分配做计划工作，参与建厂总体计划的编制，不久被调入厂长办公室担任饶斌厂长的秘书。1956年至1957年赴苏联两家汽车厂实习，回国后先是回到计划处工作，然后又继续担任饶斌厂长秘书，在一汽工作七年多。
这一段是新中国历史上取得辉煌成就的年代，也是我们这一代人难以忘怀的激情燃烧的火红岁月。关于我国汽车工业创建的历史，同志们已有许多叙述，我在过去有关的文章中也有提及。这次看到老同志们关于创建我国轿车工业，从试制“东风”到小批量生产“红旗”的回忆，比较生动、细致、鲜活地呈现了那段历史，弥足珍贵。
作为参与和见证者之一，我在这里做一些补充。
▲1953年，在一汽奠基大会上，李岚清（左二）等六名青年共产党员将刻有毛泽东主席题写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汉白玉基石放置在厂区中心广场。
一
制造轿车的设想来自何处
1957 年4 月，第一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一机部）部长黄敬到一汽调研，提出要在解放牌卡车基础上开发越野车、煤气车、翻斗车等系列产品，也提出试制小轿车的要求。1957年5月，一汽接到试制小轿车的任务，并开展试制工作。
毛泽东主席对一汽的建设和发展一直十分关心，从项目的确定，到主要领导人选，建设的方针和进度，他都亲自过问，连工厂和卡车都是他亲自命名题写的。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主席来到一汽视察。在视察过程中，他问饶斌和党委书记赵明新同志：“什么时候能坐上自己制造的小汽车？”这对一汽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也进一步加速了小轿车的试制进程。
从新中国建国之初成立的汽车工业筹备组开始，陆续集结到一汽的专业同志，这时都已成为汽车专家。于是以史汝楫为总设计师的设计试制组，在全厂的大力支持下，抱着严谨的科学态度，夜以继日、热火朝天地大干起来，终于在1958年5月试制出我国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经过试车取得成功，使我国初创的汽车工业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东风”牌轿车的试制成功，与1956年一汽建成投产，结束了我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这在当时都是轰动全国的大事。
二
关于“东风”牌轿车的定名问题
我是从饶斌同志那里听到的。有的同志说是黄敬同志首先提出的，也有说是孟少农或清华大学的宋镜瀛教授首先提出的，对此现在很难查考。
但当时如果要公开征求意见的话，恐怕大多数一汽人首先想到的都会是“东风”，因为那时毛主席“东风压倒西风”的名言已广为流传，因此大家都认为这个车名理所当然，非常赞同。
或许也正因为这样，大家对哪一位首先提出并未关注。1975年二汽建成后，制造的国产卡车就接过“东风”这个品牌。我记得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汽车技术的总领军人孟少农同志，对“东风”品牌情有独钟，他亲自决定使用“AEOLUS”（伊尔诺斯，古希腊神话里主管东风的风神）作为“东风”产品的英文名称，大家都非常赞赏。
三
关于我国第一辆“东风”牌轿车
送到北京中南海展示的过程
1958年在我国圆满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之际，5月5日至23日，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主会场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在历时19天的会议上，讨论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饶斌同志是会议代表，我随他来到北京。会议期间，适逢“东风”轿车试制成功，他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报告了这一消息。杨尚昆同志听了很高兴，并提出尽快送到会场来给与会代表看看。饶斌同志立即给一汽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郭力同志打电话，要他派人尽快把车送到北京来，郭力同志接到电话后立即安排。当时最大难题是怎么运，用平板货运列车，又怕轿车被撞坏了，不放心。幸好郭力同志联系上铁道部，调来专用列车才解决了这一难题。
我记得那是1958年5月14日下午，饶斌同志让我到北京站去接车，并具体联系安排有关事项。当“东风”到达车站时，站台上的旅客立刻赶来围观欢呼，大批记者采访拍照，一片沸腾。由于轿车车头的发动机罩板上镶有一条金龙标志，有些群众拍手欢呼：“看啊，国产的‘金龙’牌小轿车造出来了！”
郭力同志派来送车的同志有：“东风”小轿车总设计师史汝楫、机修工部主任纪世彪、设计处试车司机田玉坤。当汽车由北京站经过长安街驶往一机部汽车工业管理局（以下简称汽车局， 位于现在的首都博物馆），途中故意放慢速度。我发现一路上交通警察都朝我们微笑，并兴奋地给以放行的手势。
当轿车驶进汽车局经过一机部领导观看后，饶斌同志带领我们将“东风”轿车送进中南海怀仁堂后院。杨尚昆同志立即接见了我们，听了饶斌同志的简要汇报后，他很高兴，让第二天一早就把车子开进中南海会场展示几天，他还指示中央警卫局同志给长春来的三位同志和我，还有另一位同志钱海贵办了中南海出入证。当我们准备离开时，他顺便问起轿车的牌子。饶斌同志指着车头上的一排拉丁字母（DONG FENG） 说，叫“东风”。杨尚昆同志弯腰观看后提出说，这不好，看不懂的还以为是外国车呢，要换上汉字。
我们完全理解和赞同这个意见，因为在北京火车站群众就曾经误会过。饶斌同志让我们赶紧去办。可是只有一个晚上，时间太紧，确实是个难题。首先“东风”这两个汉字怎么办？这时我立即想到，在报纸上见过毛主席“东风压倒西风”的题词。
可到哪里去找呢？幸好我的一位亲戚张沛同志当时在《人民日报》担任副总编辑，于是马上去位于王府井的人民日报社找他。他和报社的同志看到第一辆国产轿车都很高兴，便让编辑部立即影印出毛主席写的“东风”两字交给我们。
拿到字以后如何雕刻制作呢？我们立即在东安市场附近找到一家能打造金银首饰的铺子。一位老师傅说能做，但必须是纯金的，因为别的金属太硬，用手工无法雕刻。我们同意，老师傅立即动手制作。
这时我又在灯市口附近找到一家汽车修理厂，平行作业，请老师傅把八个拉丁字母拆卸下来，用腻子把洞眼补好，上底漆磨平再上同色油漆，居然与汽车的颜色毫无区别，最后把雕刻好的“东风”两个汉字镶嵌在车头上。老师傅们为此忙碌了大半夜。啊，金光闪闪，太漂亮了！大家都很高兴。他们的工作热情、高超技艺和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使我们深为感动，同时也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国产首辆轿车的自豪和钟爱。
第二天一早，开会前，饶斌同志就带领我们进入中南海。杨尚昆同志让我们把带来的有关“东风”轿车的介绍发放到每位代表的桌面上。当我们发放完后，大家都兴奋地互相开玩笑说，没有想到“东风”的资料也成了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文件”了。
在此期间，与会的许多中央领导和代表们在休会时，常来此休息和观看“东风”，不少领导同志还乘坐在院子里转了一圈，非常热闹，大家都很高兴。对此，史汝楫等同志已有叙述，我可以补充一点印象较深的场景。
例如，周恩来总理看完车后，讲了一些鼓励的话，随后坐在园中椅子上休息，不少同志围上去和他聊天，我还记得他曾指着几位记者，笑谈他们在延安、重庆等地的往事。有时他还仰头开怀大笑，使人们感到非常亲切。
还有一次，我站在车前向《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同志介绍时，听到身后有人在按轿车喇叭，回头一看是陈毅同志。吴冷西同志以为我不知道陈毅同志，还特意向我介绍说，这位是陈老总，副总理兼外长。
我向陈毅同志做了简要介绍并回答了他的问题，他不时含笑点头示意。吴冷西同志的介绍理所当然，因为当时主要媒体是报纸和广播电台，虽然一般人知道中央领导的名字，但只有照片常出现在报纸上的领导人，才能认识他们面貌。吴冷西同志见我是个小青年，所以向我介绍。其实早在1950年我就见过陈毅同志，当时他是上海市长，我们复旦大学请他做过报告，那是一次特别精彩的形势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我至今还记忆犹新，2011年我还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过追忆那次报告的文章。
记得有一次，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等几位党内德高望重的老前辈，看到国产轿车特别高兴，都要上车试乘，我们怕太拥挤，想请他们分两批，他们说没关系，一起上车吧。结果前面坐一位，后面坐三位，乘车在园子里转了两圈，他们还高兴地伸出手向大家致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朱德、贺龙等几位老元帅也来观看、试乘。记得贺龙同志观看时，先是举起大拇指表示赞赏，试乘后他建议车子将来生产时是否可以稍高一些。的确，不只是身材高大的贺龙同志乘坐不便，其他同志上下车时，我们也感觉到这一点。当邓小平、彭真同志观看时，我印象最深的是小平同志提的问题相当专业，史汝楫同志都一一做了回答。
5月21日，毛主席观看和试乘那一天，据在场值班的史汝楫等同志说，毛主席观看和试乘后，高兴地说：“坐了我们自己制造的小汽车了！”他还用探讨的口吻说：“ 将来车身能否高一些？”这些情况传到一汽后，进一步强化了一汽人要为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制造高级轿车的愿望。
“东风”轿车在中南海展示一个星期，我们不但有机会见到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与会的同志，有时还跟他们面对面地进行过交谈。可是还有很多领导同志，当时我们不知道是谁，对不上号啊。
还有一点，我们在中南海好几天，也没想过和老一辈领导同志一起留个影，当时有记者，特别是一位叫侯波的女记者拍了很多照片，我们也从未想过向她要一张。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有一次我应邀到中央党校讲课，讲完后他们送我一本《伟人邓小平》画册，当我翻阅时竟发现一幅小平、彭真同志那次观看“东风”轿车的照片。当时中央党校的同志并不知道照片上有我，何况照片上的我还是一个26岁的小青年。照片的场景是史汝楫正向小平、彭真同志做介绍，我正准备拿笔记录他们的指示。这唯一的留影对我的确是意外的惊喜。
▲1958年，邓小平（前排右一）、彭真（前排右二）同志在中南海参观东风牌轿车，李岚清同志（前排左二）准备拿笔做记录。
四
“东风”是严格按科学程序，设计试制出来的，无论是外观和质量都比较好，可谓一炮打响，本可以投入批量生产。但为什么会停“东风”，造“红旗”呢？最为流传的说法是，当时听说北京要造中央领导乘用的高级轿车，车名已选定叫北京牌。一汽的同志听到这个消息后，一致认为高级轿车首先应由一汽造。因为一汽是当时我国汽车工业实力最强的基地，再加上已成功试制出“东风”轿车，自告奋勇承担试制高级轿车的任务是理所当然，何况当时正是你追我赶、热火朝天的时代。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原来一汽发展规划就有分步研发新品种设想。当“东风”轿车在中南海展示的情况传到厂里后，一汽上上下下都感到我们中国领导人应当乘坐国产轿车（当时中央领导同志乘坐的都是苏制大吉斯和吉姆牌轿车，陈毅同志因兼外长，有一辆奔驰轿车），而“东风”是普通轿车，因此加速试制高级轿车的步伐。为与“东风”相区别，起名“红旗”。
另一个原因是“东风”试制成功后，开始小批量试生产，同时又试制“红旗”，两条战线作战，难以兼顾。“东风”是普通轿车，很难用半手工方式制造，需要批量生产，则需要大量投资新建轿车厂。当时连中央决定筹建的第二汽车制造厂（以下简称二汽）都下马了，再建新厂势必不可能。况且那个时代对普通轿车是否有大量需求也是个问题。然而对高级轿车来说，当时在苏联甚至西方国家也是小批量制造的，因此一汽领导层决定暂时放弃“东风”，先集中力量搞“红旗”，这个意见获得了一机部的批准。
五
关于试制“红旗”的一些点滴记忆
1958年，开展了大会战，“红旗”高级轿车设计、试制工作交叉作业。当时大家的主导思想是自力更生，但毕竟高级轿车是怎么回事，多数同志都未见过。因此当务之急是设法弄几辆样车来，以便参考。于是就分头去找先进的国外样车。
饶斌同志向一机部、汽车局领导请求支持，并派我到北京办理。我首先向汽车局张逢时局长和负责技术工作的胡亮同志汇报。两位领导很支持，并认为最快的办法是请外贸部设法通过特殊渠道在香港购买。
胡亮同志打电话给陶亨咸同志（时任一机部技术司司长），经商量同意，通过外贸部了解到香港市场上有现货的高级轿车是美国的“卡迪拉克”（Cadillac）和英国的“本特莱”（Bentley），并提供了报价。一机部领导同意并批准作为新产品研发费用拨款。这件事在部、局领导大力支持下，一路绿灯，进行得很顺利。但问题是，一机部只能批准人民币拨款，无权动用外汇，而购车又必须用外汇。于是一机部正式行文，派我去国家科委申请外汇科研经费拨款。
当我拿了部里的文件去国家科委办理时，有关司局同志因我不是一机部的干部而未予受理。我想可能是该同志不大了解此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无奈之下，我直接去找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刘西尧同志的秘书黄照霞（刘西尧同志1954年作为准备建设的第二汽车制造厂筹委会主任和厂长在一汽实习，我和黄照霞在一个办公室，与刘西尧同志也很熟）。
多年不见的照霞同志见到我特别热情，我向他说明情况后，他立即去向西尧同志报告，并让我去他办公室。西尧同志见到我也很高兴，关心地问了不少关于一汽的情况，还把有关司局的领导找来听了我的汇报，他当场就签署批准了一机部的报告。接着办理了有关手续，便去外贸部商办购车事项。
当时主持外贸部工作的李强代部长，在一汽筹备和建厂初期，他曾在苏联任商务参赞，对一汽建设非常支持，曾出过大力，他和饶斌同志经常通国际长途电话，大都由我转接的。当他知道我到部里办事，也热情地见了我，并指示有关同志尽快办理。
每当我想起这些往事，都能引起对那些厚爱一汽的老一辈领导和同志们的深切缅怀。
“红旗”高级轿车的试制并非一帆风顺。1958年在“东风”的基础上，全厂的能人巧匠，在高度热情和忘我工作精神激励下，终于在当年国庆前，很快用手工“敲”出两辆“红旗”样车。车子的外形设计很有特色，看起来也有高级轿车的气派，但是毕竟时间太紧，试车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未能实现向国庆献礼的心愿。
然而一汽人并未气馁，反而更加坚定了造高级轿车的决心和信心，也认识到高级轿车和普通轿车有很大区别，并非把普通轿车拉长放大那样简单，需要从整体结构上加以研究设计。于是成立由饶斌同志亲自挂帅的指挥部，在郭力、孟少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总结经验教训，以科学精神和高度热情重新设计试制，对“红旗”原型样车从总体结构和动力系统等方面做了重大改进，其中也有若干创新。
经过参与设计试制同志们又一年夜以继日的奋斗，拥有V型8缸发动机、外观庄重且很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高级轿车终于试制成功，定名CA72型“红旗”高级轿车。一汽人从零开始，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仅用了一年多时间就设计制造出国产高级轿车，当时这在全世界亦属罕见。
1959年9月下旬，由陈子良同志（时任一汽锻工车间主任）带队，将30多辆“红旗”和两辆敞篷“红旗”阅兵车送往北京，由有关部门分配给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国庆十周年阅兵使用。
1959年国庆前，中央任命饶斌同志为一机部副部长，一机部同时调一批同志到部里工作，其中包括我。饶斌同志让我在节前先赴京报到。这时国庆十周年庆典即将举行，“红旗”车又将首次参加庆典阅兵，一机部办公厅领导给了我一张庆典观礼证和国庆音乐会入场券。
记得国庆十周年那天，我站在天安门下西侧观礼台上，看到国防部长和阅兵司令员乘着“红旗”阅兵车互相驶近，司令员报告后，进行阅兵并顺利完成，我非常兴奋。说实话，原来我还有点紧张，担心万一车子出故障熄火。当看到“红旗”又一次经过慢速阅兵行驶的考验，心中一块石头才落地。从此“红旗”成为共和国历次庆典的阅兵专用车，“红旗”高级轿车也走上新的征程。
说到国庆十周年音乐会，也给我留下了永久的记忆：一是，那是我第一次进入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也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宏伟壮丽的殿堂。二是，一个特别节目使我难以忘怀，那就是由两百多位开国将领组成合唱团的大合唱，当时我们称之为“将军大合唱”。合唱的指挥不是音乐家，而是李志明上将。在军乐团伴奏下，他戴着白手套英姿飒爽地指挥将军们唱起激昂雄壮的歌声时，使人深感震撼，展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崭新的一面。歌声方落，台下立即响起经久不息的雷鸣掌声，大家衷心地为他们喝彩。这些将领不仅是身经百战的英雄和开国功臣，也是具有文化艺术修养的建国之栋梁和英才，我默默地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礼。
▲2016年11月2日，李岚清同志（中）与本书作者及有关方面同志交流，征求对序言的意见。图左一至左三分别为李惠乐、傅京生、郭世君，图右一至右三分别为左红妹、葛帮宁、叶焱章。
整整两个小时，我们一直沉浸在岚清同志的讲述中，沉浸在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一位老领导、一位亲历者对“红旗”事业和对中国汽车事业的挚爱之中。
“世界上如果有这样一辆轿车，能够赢得整个民族的骄傲，能够承载整个民族的情感，能够牵动整个民族的关注，那么她只能是“红旗”。”在本书后期工作中，岚清同志这句话一直回荡在我耳边。
透过这句话，我似乎看到我国第一辆轿车“东风”送抵北京时群众夹道欢呼的场景，看到时年26岁的岚清同志在中南海会场里为参加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中央领导和代表们介绍“东风”轿车的情景，看到我国第一辆“红旗”CA72 热火朝天的试制情景，看到“红旗”检阅车参加国庆十周年阅兵典礼举国欢庆的场景??
我想，把岚清同志讲述的内容记录下来，是另外一篇关于“红旗”的口述历史，既为我们展现当年民族品牌荒岛求生的艰辛，也为我们生动再现“红旗”漫卷西风的荣光，从而有助于我们从更多角度更多层面了解“红旗”事业。
和其他老同志一样，岚清同志的讲述也是以生动个体、以亲历故事折射了当时的时代大背景。尽管每位同志当时所处的岗位不同、从事的工作不同，讲述的重点也不同，但就是这种不同使得今天我能多角度地记录“红旗”，多角度地回放那些难忘的岁月，读者通过这本《红旗》也能比较全面地了解那个火热的时代，因此，岚清同志的讲述也是一份珍贵的史料。我在这篇后记中特别把讲述内容收录进来，与其他老同志的口述一起放在本书中，互为补充完善，相得益彰。
是的，从来没有一款车，能像“红旗”这样让人们激情飞扬。从来没有一款车，能像“红旗”这样让人们爱痛交织。这不仅因为它当年的辉煌，更因为它所代表的一个符号，一种图腾，一种精神。
我希望用这本书，用这些文字，向这种精神致敬，向老一辈“红旗”人致敬，同时也向岚清同志再次致以诚挚的谢意。
（购书热线：010-82031248、62005996 ）
END
对本文有任何看法，请向下滑动去“写评论”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