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庆贺程远老师73岁大寿
北京四月，春光明媚，杨柳漫絮。继去年11月后，这是第二次约见程远老师。
4月24日下午，我们一行五六人，本想先行到达采访地做准备，但我们前脚刚抵达，程远老师就后脚赶到，一身正装、笑容满面，他说怕我们久等，便早早出了门。这种谦和，令人既温暖又感慨，与外界对他孤傲、激愤的评价颇为不同。
程远老师不仅是屈指可数的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高级记者，更是汽车媒体圈的泰山北斗。今年是他的第六个本命年，虽年逾七十，但精神矍铄，记忆清晰，当然，依旧固执不改。
下午近五个小时的谈话，老人一直对着镜头正襟危坐，始终未显倦态，详细地回忆了自己当初的“学霸”青春和汽车行业的波澜壮阔。面对眼前这位清醒睿智、率真恳切的银发长者，仿佛看到了一位明清时期的“士大夫”穿越时空，驾车归来。
士大夫者，以文载道，外忧国民，内蕴洒脱。程远老师近半个世纪的记者职业生涯和成就，践行并传承着中华文明精髓的铮铮情怀。
程远老师见证了中国汽车发展最快阶段的成长历史，亦是中国汽车行业最出色的记录者、观察者和谏言者。他真知灼见、针砭时事，文笔犀利辛辣、论述磅礴大气，给中国汽车业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觉，是我辈始终难以逾越的丰碑。
按照一般逻辑推理，程远一定是一位超级车迷，然而，他居然说自己并不爱车，车只是他记者工作的对象，凭着“做就要做到最好”的倔强个性，才成就了他今天的辉煌。
他有拨弄汽车行业风云的手，亦有鲁迅般一针见血的笔，他首先是一位中国宏观经济的观察者，然后才是一位汽车行业的历史见证史官。他说他最喜好的学科是历史，因为历史深刻，饱含哲思。或许，也正因此才成就了他报道的深刻与独到。
士志于道 厚积薄发
“考大学和考研的关键点我遇到了生命中的两位贵人，将我的命运引向了今天。”回忆起求学时代和年轻的岁月，程远老师心怀感激地回忆起半个多世纪前的时光。
程远出生在陕西安康的一座小县城，幼年家境贫寒，本没有条件接触大学的文化殿堂。上小学四年级时，偶遇一群到安康实习的西北农学院学生，听闻这帮“天之骄子”的高谈阔论后，他就萌生了对大学生活的向往。这位追梦少年在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硬着头皮“啃”逻辑学、汉语语法、文学史等高中甚至是大学的教材内容。
优秀的人总是特立独行的。上中学时，下学的路上同学们喜欢成群结队，程远却选择“孤独”，独自一路背诵课文和外语单词。如此日复一日，中学六年，他背诵了大量唐诗宋词和古文名篇。高中语文课本60%以上是文言文，他全部熟读背诵，远超老师的要求。
岁月总会犒劳当初的付出，他回忆说：“小时候的积累为我后面的写作打下了坚实基础，每每写作时，那些名言佳句和典故，就从脑海中蹦出来。”
1962年初中毕业考高中，恰遇国家遭遇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大量学校停办，特别是贫困地区，他所在的陕西安康地区，十个县几十所中学，仅保留一所省属安康高中招生160名，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其难度丝毫不亚于今天的高考和考研。而他却仍旧忙着应考大学，即使这样，还是轻松进入了这所省属高中。
高中学习阶段，数理化作业大多是在课堂上边听课边完成的，而课余时间则用来阅读文史类书籍。在中学阶段，他不仅文科突出，数理化也十分优秀，作业本常常被老师批上“100，传阅”，用今天的话说，是一枚成色十足的学霸。
1965年，中国文革前最后一次高考，程远填报的志愿都是文史类，只有最后一个志愿应学校要求而填报了北京广播学院。但令他沮丧的是，偏偏就被北广外语系录取。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刻，他既失望又愤怒，把通知书扔在地上用脚踩，固执地说：“不去报到，明年重考”。
或许人生就是要带着某种使命而来的，该你走的路，哪怕再扭，也会有人引着你前行。就在这时，程远的第一位“贵人”出现了，是他高中的英语老师，一位由北大下放当地“改造”的“右派分子”刘尧卿。刘老师平日不与外界交往，深居简出。在得知程远的情况后，竟然晚上摸黑到程远家，劝其前往广院报到，听了刘老师劝导，程远决定去北广报到，否则，文革前这趟大学“末班车”就要与他失之交臂，他也许就要永远做一名知青了。
进了北广，因为不爱学英语，程远心情十分苦闷，经常缺课，不是在寝室看文学经典，就是背上面包，去北海旁边的北京图书馆待一天。当时，北广外语系是要为国际广播电台培养人才，更是要为国家加入联合国做人才储备的，前途甚是光明。但程远却不喜欢这种安排，我行我素，便成了落后生。
在北广第一年，他就赶上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动荡期，年轻率直的程远又吃了不少“愤青”的苦，他因为“言论问题”被审查批斗了8个多月。虽然后来清查运动“一风吹”，但毕业分配还是受到很大影响，进不了原定的国际电台和其他外事部门。辗转颠簸，回到了陕西安康老家，进了县广播站。由于是“科班出身”，很被重用。但三个月后，县广播站发现他档案中有189份“黑材料”，就将他辞退了。
工作没了，无奈之下，程远到北京上访。当时北广已经“斗批散”，是学校留守处刘美兰老师伸出援手，把他安排在空无一人的6号楼栖居。这个楼里堆积了很多抄家留存的书籍和新闻教材。程远如饥似渴地海量阅读，离京回家时还带了四大提包。正是这一遭遇，让程远接受了一次新闻基础教育，差不多等于重上了一遍大学，终生受益。真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程远他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也是悲哀的。社会上的士大夫精神消失了，然而在这样的阴霾下，总还是会有些许胸怀社会，追求自我精神价值的影子在惺惺相惜。恢复高考后，为了改变处境，程远决定考研。
1980年，他考取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但复试老师途中身体染恙，半途返回北京，程远未能复试，便接不到入学通知书。这时，他的第二位“贵人”出现了——温济泽，时任社科院干部局局长兼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主任，后接任院长。他说“这个人我了解，让他来报到。”
中共新闻广播活动家、教育家温济泽
温济泽原是中央广播事业局第一副局长，被错划“右派”，发配广院教书。程远了解到温济泽13岁参加革命，历史清白，为人正直，主张“解放”温济泽，并作为领导干部“结合”进领导班子。但是遭到一些人的强烈反对，还说他“妄图给老右派温济泽翻案”，要砸烂他的“狗头”。
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程远想起两句古诗：“鸾鸟凤凰日益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但想不起出处，就请教温济泽。温济泽告知语出屈原《涉江》，并写成字条交付程远，同时对他的人品和治学精神予以了高度肯定，鼓励他坚持独立思考。程远一直珍藏着这张字条，成为终生纪念。
在温公的亲自干预下，程远比别人晚十天进了研究生院。回想往昔，程远感慨地说：“没有温公，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
以文载道 内化于心
程老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的记者生涯。我们好奇地问他：“您认为您是一位记者，还是一位行业专家？”他很坚定地回答：“我是一名高级记者。”
1983年，程远研究生毕业，被刚刚创刊的《经济日报》副总编、他的硕士生导师张沛要到了《经济日报》。当时《经济日报》初创，人才短缺，年轻人有更大的发挥空间，而《人民日报》是老报，人才济济，严格的论资排辈，年轻人很难有发展机会。
在《经济日报》，程远笔耕不辍、纵横版面，经常有重头报道见诸报端。当时京秦铁路开工建设，程远被派上京秦采访，并要求“周周见京秦”。他的长篇通讯《心上的路》一发表，在社内引起了不小反响，并受到同行采访的新华社、人民日报前辈的好评。
陕西人的倔劲，被程远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他不断探索努力下，没多长时间，就把当时几个不容易出成果的钢铁、化工、汽车、统计等冷门行业跑出了从未有过的精彩，并引起了相关行业和高层领导的重视。他的一些文章还曾被中央党校列为阅读教材。他也曾被召进中南海和中央党校解读行业形势，平日里也经常受邀参加各种经济研讨会，被聘为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小组顾问。
1991年，他写的四篇组合报道《首钢经验思辨录》一经发表，就被香港《经济日报》转载，并配发评论，视其为“能了解下一步中国企业改革的整体思路和理财思路”，“很值得真正关心中国经济的人士和研究中国企业改革的人士留意、关注”。这组文章惊动了时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同志，他还专门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经济日报总编辑范敬宜和程远本人，并长谈两小时。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亲切接见程远
古人云：“志高则言洁，志大则辞宏，志远则旨永。”程远认为，当记者就应该要有自己的声音。他说，现实社会表象错综复杂，若要识清事物本质，必须要分析深刻、见解深邃。程远以写经济述评著称，文章行云流水、平实易懂、内涵深刻，看问题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呕心沥血。
有人总结他的文章有三大特点：一是有思想，有观点，不人云亦云，常常能见人之未见；二是逻辑性强，层层剥笋，让人无可辩驳；三是语言简练、犀利，多用短句，读起来朗朗上口。尤其在反映汽车行业问题方面，他总是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职业精神撰文，微波涟漪地影响着国家的行业顶层设计。国家发改委工业司有官员就称他是“汽车界的鲁迅”。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汽车业新的发展历程。中国汽车开始起步，中国管理部门罔顾与世界汽车业的巨大差距和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现状，为急于进入“世界先进汽车之林”，而提出“高起点，大批量，专业化”的发展方针。程远则认为，“高起点”发展忽略了国情和市场，忽略了众多的平民大众。中国汽车要从现实出发，从低端做起，造人民群众能买得起的车子。他撰文《高起点，中国汽车曲高和寡》，呼吁先发展简单实用、与当时平民百姓消费能力适应的产品，走平民化道路。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思想还偏于守旧，常常把轿车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相联系，对发展轿车有很多顾虑。程远则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发展轿车首先是个经济问题，归根结底也是个经济问题”。见报当天，报社晨会期间就接到国务院办公厅电话，说是让给邹家华副总理办公室送30份当天的《经济日报》。开始大家还有点紧张，担心捅了什么乱子，后来才知道，是邹副总理肯定了程远的这篇文章，要送给相关部门学习、参考。一些国家部委领导都是未识其人，先赞其文。
汽车界曾经有相当一批人片面理解“规模经济”，认为投资越多越好，项目越大越好。虽有企业因巨额投资变成沉没资本而陷入困境，比如神龙公司，但主流舆论仍在鼓吹“大投入，大产出”。程远则主张“滚动发展”，他撰文《规模经济，中国汽车的陷阱》，深刻阐述了两种发展模式的优劣。
他一直积极推动汽车业市场化改革，鼓励竞争，反对过度行政干预。他撰写的《“汽车办”比“馒头办”更值得研究》，让吉利汽车董事长李书福至今念念不忘，还在大会上宣讲。他还大量撰文批评行政干预，如《谨防审批思潮又抬头》《扶持三大与市场竞争》《轿车决战在市场》《绕不开的竞争》《中国汽车难免一场厮杀》《保护过度更该为汽车业落后买单》《治散只能靠竞争》《走向竞争，中国汽车“五十而知天命”》《市场竞争不能是“鸟儿在笼中飞”》《缺乏竞争力的企业会垮得更快》等等都是这方面的扛鼎之作。
程远在《经济日报》从业20余年，他以心源为炉，笔端为炭，1991年便成了我国当时最年轻的高级记者，并作为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6年被中央组织部确定为“储备专家”。由于他行事正派，还被中央直属机关授予“精神文明先进个人”。
记者是无冕之王，可以激昂文字，为民族发声，体现个人精神价值。现在看来，程远这种直率的质疑和反抗的精神是可以理解的，进而也觉着他的可爱了。
他在与年轻记者聊天时，鼓励我们要多努力，“《经济日报》前总编辑范敬宜说过，新闻行业真正有才华的人是压不住的，你的才华终究会从你的文字中流淌出来。”
经济日报原总编辑艾丰
他的研究生师兄、《经济日报》前总编辑艾丰认为，程远是一位“学者型记者”，善于思考，他的“倔劲”让他敢于表达自己的见解，是相关领域的“权威记者”和“大腕记者”。而他自己则认为，新闻记者能成为他的终身专业，实在是一场误会，他更希望自己是位历史学家，阅读往昔，以鉴当今。
然而，程远仍被历史推进磅礴发展的汽车洪流中。也许中国少了一个悲愤而深刻的历史学家，但是却多了一位敢说敢言、直陈写实的行业卓越记录者。
毕生弘道 经世致用
改革开放后，高度垄断的汽车行业，也进入了转型升级的新时期。程远正是随着这个时期逐渐成熟起来的新闻记者。他以汽车行业的专家学者身份受邀参与国家汽车政策研讨，代表中国参与国际汽车行业的发展交流，著书立说《留下的并非一片空白》《谁来装备中国》和《程远有话就说》。
程远说，这些年来他就只想尽力把报道写到最好而已。
程远说的“最好”是指“记者要写出能够影响决策的报道和评论”。这种思想的自觉性不仅是出于民族情怀，更是他站在宏观经济高度去关注汽车行业的独特视角。他文章的深刻性，除了他对理论政策的透彻理解和深邃思考外，还与他“钻”入一线采访，与各相关部委领导及车企高管的深交有关。
在其48年的新闻工作历程中，连续报道汽车行业就有30余年，程远坦言，“我对汽车的思考，总结起来就是8个字：发展、竞争、自主、市场。”这凝练的八个字，正是涵盖了他对中国汽车行业发展的全部思考和质疑。
上世纪80年代初，程远就开始大力呼吁轿车家庭化，并推出一组《轿车如何进入家庭述评》的系列报道，认为家轿不仅关乎国家宏观经济、汽车支柱产业的发展，更是百姓的一种权益。他撰文《汽车不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假如没有了汽车我们的生活是否更幸福？》，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汽车果然不再是梦，而是成了普罗大众的消费品。
中国汽车真正的大戏是从新千年开始的，从跨国汽车公司布局中国的合纵连横到自主汽车品牌的异军突起；从汽车价格的高不可攀到价格高台跳水的争先恐后；从汽车新政的密集出台到汽车社会的彷徨到来。这位见证中国汽车历史发展的记录者和研究者，在这一关键时刻气势磅礴地写了一系列报道。比如，中国要求加入“WTO”，汽车界一片恐慌，程远撰文《车阻关前》《车到“关”前必有路》，陈述“入世”并非中国汽车末日降临，反而是个融入国际的机会。事实证明 ，中国汽车正是在加入世贸组织后进入高速发展期。
由于中国轿车价格奇高无比，中国人往往要多掏数倍于国外的钱购车，汽车降价就是消费者最为关心关注的话题，而厂家众口一词“轿车不能降价”，还成立轿车价格联盟，旅进旅退，对付消费者。程远冷静清醒地推出了一系列力主轿车降价的文章，他观点鲜明地指出：“我们应该看到，从长远看，降价的最终受益者正是轿车制造商和销售商。”
他大量发表了催促汽车降价的文章，如：《降价不降价是谁说了算》《暴利能使汽车业提高竞争力吗？》《轿车企业不能一听降价就冒火》《就是不给汽车暴利“平反昭雪”》《价格战也是高层次竞争》《打价格战需要真本事》《不降价中国汽车就离世界更近了吗？》《汽车降价是厂家自身的“内部革命”》《厂家要和消费者一条心》、《谁能不打价格这张牌》、《降价是厂家对消费者表达的最大善意》等等。
楚囊之情 不破不立
程远一直是鼓励发展自主品牌的舆论领军人物。他的第一篇汽车报道是写一汽“解放”汽车的换型改造。经过深入实地调查研究，一气呵成写出8000字的独家报道《第二次创业》，一汽老厂长黄兆銮读后热泪盈眶。一汽建厂30周年大型庆祝活动上，程远的这篇文章被制成“引导牌”，置于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这也成了他对发展国产自主品牌汽车期许的萌芽。
一汽老厂长黄兆銮
2003年推出的与一汽老厂长耿昭杰长篇对话《没有自己的品牌，造多少车都是别人的辉煌》，以及接踵而至的系列评论《三大企业不能和公众闹对立》《三大企业该为汽车自主出把力了》《“三大”企业 自主创新是“不能”还是“不、为”？》《汽车自主品牌为何成为严重而迫切的问题？》等，是中国媒体第一次大张旗鼓、旗帜鲜明地提出大型汽车企业要带头搞自主的强烈发声。
这些报道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中央领导做出重要批示，一时间，三大车企倍感压力。接着，程远一发不可收拾，又连续撰写了《汽车自主品牌出局将是中国产业的“国难”》《自主品牌成败，决定中国“汽车强国”命运》《60年一个轮回，中国汽车重归自主》《让坐自主品牌车成为一件体面事》《公车改革，高级干部要带头坐自主品牌车》《领导带头坐自主品牌车比任何大话、空话都管用》等文章。
还有一些整个行业失语的关键事件，也是程远仗义直言，才让我们今天得以窥见一斑。
二十多年过去了，面对今天来之不易的自主品牌大发展的局面，这位力主汽车自主品牌的舆论领军史官信心十足地说：“我觉得自主品牌有希望，我们现在积累了资金、人才、技术，还拥有世界上最宝贵的市场，但是核心技术依然要靠自己摸索，这部分已经很少了。”
在他2008~2017年700多篇未收入作品集的文稿中，有诸多对市场方面鞭辟入里的分析内容，比如《一千万辆中国汽车由量变到质变》《汽车达不到一千万辆又怎样》《一千万辆不能成为中国汽车硬指标》等等。
对于汽车市场，程远坚定地认为：“市场是核心竞争力。”他很惋惜地谈到，市场是最宝贵的资源，而我们轻易地就把市场让出去，这是大失误。
针对中国汽车发展方向性问题，程远调查撰写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文章，时至今日，重温这些旧文时，依然能品味出文章的新意和现实意义，这也让我们不禁为程远老师的洞见和智慧击节赞叹。
程远和寰球汽车传媒总出版人吴迎秋（左一）、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左二）在一起
对于当下方兴未艾的造车新势力，程远认为要跳出汽车圈来看造车热。程远在2003年的一篇著名文章《“干不了别的就去造汽车”》，对于一哄而上乱象的解读，今天看来仍然有着现实的讽刺意义。但对造车新势力的发展，程远总体还是持鼓励竞争的态度。
程远对于政策过分干预市场，依然充满了“愤青”般的正义感，他认为，政府没必要搞审批，审批制是“寻租”之源，容易产生腐败。
对于汽车行业始终“大而不强”的问题，程远也很是在意，并且一直用自己犀利独特的观点在发声、记录。
程远老师一直认为，管理部门两大主要政策“合资引进”和反对“散乱差”，都有重大失误。管理部门借反对“散乱差”之名，限制本土企业进入，客观上保护了合资企业的垄断利益，阻碍了中国自主品牌的发展，耽误了中国汽车做大做强的机遇。
对于无限制的合资，他更是撰写了大量文章予以批评，如：《合资何以成中国汽车不归路》《是什么阻断了中国汽车的强国梦》《合资公司规模越大中国离汽车强国越远》《市场沦丧是中国汽车的最大危机》《合资为何也成“独木桥” 》《本土企业为何争相要合资？》《全面合资就免谈汽车强国》《为既得利益者所绑架 中国汽车合资没有尽头》等等，不一而足。
程远是考察过中外车企最多的中国记者之一，对于市场的洞见，更是清醒深刻。正如著名媒体人武卫强所讲，“程远老师的一系列评述文章如一支支利箭划破了沉寂的夜空”，“推动了中国汽车业的发展，也可以说改变了很多事件原有的运转轨迹”。
在汽车媒体越来越市场化、浮躁的当下，程远老师的文章如同启明星，让我们看见洞见的智慧和光芒，也不断启迪着汽车媒体圈的后生们。然而，更令人肃然起敬的是，程老的这种在时光流转和时代变迁中从始至终“不变”的本色。
历史无结尾，岁月亦无始末，只是周而复始地循环往复。文字是悠远流长的，思想也是传承延续的，这位汽车媒介的泰斗，见证了中国汽车奇迹地崛起的全部过程，并且成为整个价值链中最为忠实的谏言着，他们这一代人的努力，成为了中国汽车史无前例的崛起的强大推动者。
他说，这是他们这一辈媒体人的使命。但是，我们认为，这也是一代代新闻记录者们生生不息的传承，更是中国士人千年来薪火相继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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