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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工业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发展之路，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中国汽车工业50年”究竟从何时何地发端，却是“证”出多门，各执一词。 1999年底，在中国汽车协会召开的“四届二次理事和常务理事会”上，协会负责人曾明确指出：“中国汽车工业经过50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已经为迎接入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无疑，这里所指的“50”年，是从新中国建国之初算起的。然而，在去年7月该协会公开发出的征集“中国汽车工业五十周年纪念活动总体方案”的通知中，却又出现了“2003年是中国汽车工业五十周年”的新提法。这一提法倒是与吉林省和长春市人民政府于2002年9月28日联合发出的“中国汽车工业五十周年庆祝活动邀请函”中提到的“2003年7月15日是中国汽车工业五十周年” 相吻合，只不过前者立足的是全国汽车行业，后者立足的却是一方经济，并且把“新中国民族汽车工业摇篮”的桂冠，戴到了“长春市”的头上，理由是“中国最大汽车生产基地就坐落在这里”。需要声明的是，我在这里无意评判孰是孰非，只是觉得把 “长春市”和“一汽”等同起来的提法不够妥当，至少混淆了地方与企业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还有一篇颇具官方色彩的题为《中国汽车工业五十年》的文章，把中国汽车工业50年的范围，圈定在1949年至1998年，并将其划分为“创建”、“成长”和“全面发展”三个阶段。这个“50”年既未提及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存在的中国汽车工业的“萌芽”（如长安汽车集团的前身），也不认同“长春市”或“一汽”是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若以此种划分作为圈定中国汽车工业50年的底线的话，那么，近4年来中国汽车工业的迅猛发展则应该被视为“腾飞阶段”，而这样一来，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史也就不是五十年了。 总之，无论是把“中国汽车工业50年”圈定在哪一年哪一地都无关宏旨，重要的是在即将开锣的各式各样的庆祝或纪念活动中，如何坚持用科学的态度来面对历史。单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在其去年下发的通知中所倡导的“生动真实地再现历史，客观冷静地审视中国汽车工业同世界的距离，探索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道路”等原则要求，倒是充分地体现这一点。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历史，就要充分尊重历史所具有的客观性，既要看到其进步的一面，又要看到其落后与不足的一面。因为，无论宏观还是微观，所有的历史都是一部无法改写的大书，最简单的理由就是“历史是在不可倒流的时光中已经发生过的事实”。 历史的长河总是在不断地奔涌向前。同样，人类文明的进程也总是在不断的进步与发展之中，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则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一个重要标志，尊重历史自然也就包括了对于科学严肃性和纯洁性的尊重。例如，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四大发明，虽然至今还在被子孙后代们引以为豪，但究其对人类文明的推动和发展，其威力之大和用途之广却是咱老祖宗所始料不及的。如果仅把目光停留在“发明权”上，就未免太有些小家子气了。客观说，西方人把中国人发明的火药拿去造了快枪快炮，回过头来还用其打过中国人，这从民族自尊心上来讲的确是让人受不了的，但单就火药制造技术的丰富与发展来说，那些把中国的四大发明拿去并使之发扬光大了的西方科学家和制造商们，在推动人类文明进程方面的功绩却与我们的老祖宗是有着同样值得称颂的功绩的，不仅火药如此，活字印刷术、造纸术亦同样如此。无数史实证明，任何发明创造，只有融入到人类集体的智慧结晶之后，才能得到充分的丰富与发展，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历史，不仅要客观公正，而且要敢于面对历史的真实，尤其在纪念或庆祝“中国汽车工业五十年”的时候，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回顾历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面向未来。据有关史料显示，在1949年至1965年的14年中，中国汽车工业“创建”之初并非是“白手起家”，而是在“前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一批重点工业项目中列入建设一座现代化的载货汽车工厂”的背景下诞生的，其中所指的“一座现代化的载货汽车工厂”，就是后来被人们简称为“一汽”的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也就是今天一汽集团的前身。如果按“自主知识产权”的定义对其重新解读的话，一汽的“国”字号品牌里至少是要打些折扣的，因为在“前苏联援助”的这句话里，至少包含了人家曾经出过的图纸和专家，而“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个基本定义却是不容置疑的“独创性”。另外，在这14年里，虽然“国家对汽车工业共投资11亿元，形成一大四小5个汽车制造厂，年生产能力近6万辆、9个车型品种。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近29万辆，其中：国产汽车17万辆（一汽累计生产15万辆）”，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但其发展速度却是相当缓慢的，全国14年生产的汽车总量，还不如当今一个中等规模的汽车厂家的年生产量，如此缓慢的速度，当然值不得为其敲锣打鼓了。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历史，不仅要敢于面对真实的历史，而且要善于“闻过则喜”，勇于把“落后”的历史当作未来“进步”的一面镜子。如果明明是“短儿”却偏要护着，甚至用“以偏概全”的不恰当方式来夸大成绩，恐怕就会有阿Q遮盖头上疥疮的嫌疑了。 史料证实，从1966年至1980年的12年中，也就是被人称之为“成长阶段”里，中国陆续兴建了一批“几乎全部仿制国产车型”的汽车厂，其中“解放牌车型20多家，北京130车型20多家，跃进车型近20家，北京越野车近10家；改装车生产厂点近200家”。这些厂家共生产大、中、轻型客车13400辆。全国累计生产各类汽车163.9万辆。 12年对于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来说，正是其从嗷嗷待哺到完成性别特征的迅速成长时期，而中国汽车工业的这个“成长阶段”却只能以“保有量”的方式统计出累计生产各类汽车169万辆，其中148万辆还是载货汽车。若按平均年产量来算，每年也不过就13万辆左右。与此同时，世界汽车工业在这一时期却进入了迅猛发展阶段，那些数字不说也罢。需要看清的是，中国汽车工业的“成长阶段”依旧是在蜗行之中，离“先进”的头衔远得很。 再看1981年至1998年的又一个17年，由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这短短的17年间，中国汽车工业就完成了“汽车老产品（解放、跃进、黄河车型等）的升级换代，结束了30年一贯制的历史”，“汽车、摩托车车型品种、质量和生产能力大幅增长，全国生产的各类汽车累计为1452万辆”。 显然，这个阶段比前两个时期的发展快了许多，但真正值得大书特书的却是近4年来的迅猛发展和巨大变化。据统计，从1999年至2002年，中国汽车的产销量分别从1998年的163万辆和160万辆，跃升到2002年的320万辆和322万辆，几乎翻了一番。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8.4 %和19.1%；私人汽车保有量2001年达到770.78万辆，比1998年增长82%；其中私人客车保有量2001年达到470万辆，比1998年增长103.7%。摩托车产量则连续4年超过千万辆，年出口超过20%，成为世界第一大摩托车生产国。难怪中汽协一位负责人感慨地把这4年称之为“是我国汽车工业快速健康发展的4年；也是我国汽车工业的社会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深刻变化的4年。” 事实也是如此，在并不太短的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史中，真正称得上“快速健康发展”的时期，就在这4年里，而导致其“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因则在于“我国汽车工业的社会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健康是相对于不健康而言的，很显然，相对于近4年来的健康发展，中国汽车工业此前所走过的路应该说是一条不健康或至少是不怎么健康的路。在回顾与总结中国汽车工业半个世纪的发展史时，必须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因为它直接关系着中国的汽车工业能否健康地走向未来。历史是不能改写的，但未来却可以浓墨重彩地描绘。用科学的态度面对历史，同样需要用科学的态度去面对未来。 如今，中国不仅加入了WTO，而且正在加快与世界全面接轨的步伐。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只有实事求是地面对历史，才能脚踏实地的面对未来，从而也才能虚心地吸纳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带给我们的科学成果和现代理念，信心百倍地去锻造我们的光荣与梦想。在党的十六大方针指引下，中国人民正在离小康社会越来越近，中国的汽车市场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和最具发展潜力的竞技舞台。可以肯定地说，中国汽车工业不仅正在迎来了一个有史以来的最好的发展时期，而且必将在崛起之时成为各国的汽车制造商们的一个强大而友善的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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