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众中方第二任副总经理王荣钧，先后参与过一汽、二汽创业，他遇到的最大压力，就是桑塔纳的零部件国产化进程太慢。按照合同，国产化的每一个零部件都必须送到狼堡，由大众进行技术认证。但是两年过去了，通过了认证的零部件占整车的国产化率只有2.7%，只有车轮、收录机和天线是国产的。
按照当时的传统思维，各级官员最直觉的反应就是，德国人在卡我们的脖子，逼迫我们永远买大众的散件装车。于是，“中国人在合资企业没有话语权”，“大权旁落”的斥责不绝于耳。
1986年6月，国家经委副主任朱熔基，专程为桑塔纳的国产化到上海。见到王荣钧，冷冷地对他说，你的日子过得不错嘛。王荣钧没有唯唯诺诺，他把一张照片拿给朱镕基看：一只轮胎在实验台上经过高速运转，橡胶破裂，帘子布翻开。王荣钧说：“轮胎算是经过德国大众认证的，还出现了这样严重的质量问题，国产化的难度不能低估。”
朱熔基十分意外，完全改变了前来兴师问罪的初衷：“我们的国产化，如果每搞一个，就是一个不知哪天爆发的火山，后果不堪设想。看来今后桑塔纳零部件的国产化，就是要坚持德国大众的标准，绝对不许搞‘瓜菜代’。桑塔纳国产化要100%合格，降低0.1%我们都不要。”
在朱镕基倡议下，建立了跨地区、跨行业的“上海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共同体”。后来，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提出，桑塔纳共同体不搞“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上海牌”，要搞全国择优定点的“中华牌”。这倒是一个挺形象的提法。
永远不要低估上海大众的历史功绩——不折不扣地执行国际一流水平的质量标准。顶住无知和偏激的压力，开了一个好头。我断言，如果当初在标准上放了水，今天中国轿车业恐怕只是世界三四流水平！
达到德国大众标准，对于零部件厂是一场脱胎换骨的过程。过去中国生产方向盘测试指标只有六个，而桑塔纳的方向盘指标竟有一百多个。“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高的标准！”几乎任何一个零部件都让中国人如此感叹。
面对无数次的失败和退货，众多零部件厂成立了“特区车间”。日日夜夜地实验、攻关。德国大众也组织了上百名退休专家来中国，不要一分钱工资，帮助解决了大量技术和管理问题。
那些“脱了一层皮”，终于获得大众认可的工厂，都有一种“三军过后尽开颜”的欣慰。过去，零部件厂要看整车厂的脸色。一经大众的认可，其他整车厂纷纷主动上门定货，而且“一律免检”。
90年代初，上海桑塔纳的年产量突破了10万，国产化率达到90%。市长朱镕基说：“中国工业品真正达到国际水平的，屈指可数，桑塔纳轿车算一个，它是上海的希望所在。”
1991年春天，邓小平来到上海大众，看着一辆辆簇新闪亮的桑塔纳从生产线上开下来，无限感慨地说：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我们生产汽车还会用锤子敲敲打打，现在大不相同了，这是质的变化！
（85集纪录片《安定车记30年》，在优酷汽车，腾讯视频汽车，一点资讯，以及网上车市等网站和移动端同步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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