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先驱南怀仁--“汽车始祖”在中国

汽车消费服务时代来临--中国汽车第一卡

颜光明：福特欲打重庆南京两张牌的背后

　　历史轮回，今又困惑。我想，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当”汽车始祖”醒来时，汽车已不再是奇技淫巧的玩具了，而是富国强民的利器。

　　北京车公庄6号，外国传教士的墓地。

　　这是一所院校，大多数人只知道这里是北京市党校，行政学院。

　　300多年前，这里是北京的郊区，叫“藤公栅栏”。现在是北京的二环，繁华的市中心。

　　院墙,楼宇隔断了车水马龙的喧嚣，树木,花草归还于一片宁静。

　　问闲散遛弯的老人，“这里的外国人墓地怎找？”

　　“前面那一片树林就是.”。.老人用平缓的语速，眼都不抬地用手指着说，前面拐弯就能看到了。

　　春暮初夏，一场细雨过后，校园清新，树枝抽翠，一片生机盎然。

　　校园里的人都知道，这里有一块传教士的墓地。如果留心的话，就会发现，这宁静的校园与中国近代史有着密切的关系。每年国外的使节和元首来这里不少，还有大批的外国的学者教授和留学生来此拜竭。在此徜徉呼吸心情并不轻松。

　　“来到这里，有触摸历史的感觉。”

　　这是印象，更是心里驱散不去的复杂感情在起作用。

　　来此地的人都不会把眼前围墙围起来的墓地当作风景，幽静的四周大有时空倒转的沉思。

　　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的坟茔就在这里，康熙皇帝亲赐的墓碑依次排列。

　　利玛窦碑高有3余米，伟岸耸立，只有在孔庙大殿和皇帝陵墓才能见到。其中南怀仁的墓碑虽然比利玛窦小一号，但气势不凡，独享龙恩。康熙不仅亲撰祭文，还封谥号。

　　“尔南怀仁，秉心质朴，四野淹通。来华既协灵台之掌，复储武库之需……可谓莅来惟精，奉职費懈者矣。邃闻溘逝，深切悼伤。追念成劳，易名勤敏。”

　　康熙此谕用满汉两种文字刻在南怀仁碑碑阴，碑阳用汉文和拉丁文镌刻。迄今为止，用三种文字刻写碑文实属少见。

　　南怀仁（FEYDINAND VEBIEST 1623-1688），比利时人，传教士（耶稣教会教士），在华传教28年，官至钦天监监正，掌管观象，推算节气历法，是当时在华传教士中官职做到最大的一位外国人。享此殊荣与至尊别无二人。在众多的历史文献资料中，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个“传教士、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却很少知道他是“汽车始祖”的先驱。

　　“第一部文献记载的自动机器三百年前就在北京制造和行使了。”

　　这是国外一位叫谢尔的学者（专门研究机动车历史）在“北京的先驱”一文中的开场白。他认为，这辆车的存在是有文献切实记载的，根据这一文献可以复制这辆车。

　　这就是南怀仁1687年发表在德国《欧洲天文学》上介绍“自动机器”的文章。

　　四年前，我在比利时汽车博物馆里看到过南怀仁身穿清朝官服观看这辆车合影的画像。后来我把它带了回来（画册）陈列于上汽汽车文化展示厅。尽管国内也有人研究过，只是简单地提到，并未见到过详细的资料介绍。上个世纪30年代末，美国人维因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技术评论》上发表“汽车之始祖”一文，介绍了南怀仁的自动机器的成果，认为南怀仁在北京利用蒸汽推动车和船的试验是前无古人之举，并将南怀仁用拉丁文写成的文章译成英文。1943年，清华大学原副校长刘仙洲又将此英文译成中文，刊登在上海出版的《东方杂志》上。抗战时期，上海耶稣神学院的胡同铎曾根据此事撰写过一篇“汽车发明在中国”的文章。后经天津大学魏励勇教授考证得出结论：“南怀仁系将布兰卡之汽轮机用之于车辆和船舶上，又加上了转向机构，最后在原理上作了广泛的建议。”

　　“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创举。”

　　中科院院士席泽宗撰文说，在用蒸汽做动力方面，南怀仁的试验比瓦特制成复式蒸汽机早1115年，比西明顿将蒸汽机应用于轮船早123年，比司蒂芬孙用于火车早150年，比布尔用于汽车早200年……最后，这位院士说，南怀仁不仅在中国科学史上有其地位，在世界蒸汽机史上也应大书一笔。

　　这些介绍和评价散件于零星的学术研究的缝隙里，仅仅只言片语而已，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但对于关心汽车史的人来说，则看出了名堂。

　　近年来，围绕“汽车始祖在中国”我曾收集和查阅了不少资料。令人遗憾的是，多数资料来源还是二手居多(从国外杂志翻译过来)，缺少原创。引经据典主要还是缓引外国人的说法，尚未见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独到的见解和深入研究。相比较而言，还是国外关注度要比国内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在比利时，南怀仁被当作传播西方文明火种到东方国家的先驱；他的“发明”被当作对人类文明的贡献陈列在博物馆里，记录在历史的史册上；他的形象被当作圣贤塑造成城雕（穿着清朝官服）留作永久的纪念。而打开中国的汽车史却没记载，在清朝的正史和野史中也没留下踪影。

　　长期以来，汽车在大多数人的概念中是舶来品，根深蒂固。如果将南怀仁的“自动机器”成果搬出来也许会动摇一些人的看法，会发现早在300多年前中国已经完成了近代汽车雏形的基本原理，用今天的话说，这就是“概念车”。尽管这车并不实用（是为讨好皇帝哥哥做的玩的玩具），但却是当时最具高科技含量的“玩具”，是一种科技发明。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出这里既有中国传统技巧，又有西学原理相互借鉴柔和的痕迹。而结局如何？在一些守旧之士看来这都是洋人的“奇技淫巧”却被扔掉了，或束之高阁，被人遗忘了。好在南怀仁是个有心之人，养成了把自己的“科技活动”记述下来的习惯，梳理成论文寄自欧洲发表，这才保住了他的研究成果未被流失。据了解，南怀仁在华的科技活动及研究成果，大量的著书都被保存了下来。他的突出贡献就是北京现在还保成完好的北京建国门外古观象台仪器实物。

　　南怀仁是个传教士，在中国待了有28年，深得康熙皇帝的赏识，官至高位，靠的是西方的科技知识，用他的话说，“欧洲天文学给康熙皇帝留下深刻印象，以及西洋机械师给他带来的怡乐，一定会把它的目光转向科学背后的信仰.”。这正如有人在剖析传教士在中国的影响时说，“蜜蜂本意是觅食，但它转播了花粉。”

　　南怀仁就是凭着传授科学之便为他在中国的仕途之路扫除了障碍，最终成了康熙皇帝西学的启蒙老师，实际上的科学顾问。

　　“17世纪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笔特书，那就是欧洲天文，数学的流入。”

　　这是著名变法维新人物梁启超对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起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的所做的中肯评价。他说，这是中国知识界与外国知识界的再次接触。用县在的话说就是对外开放。如果从历史上看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清间的天文便是第二次。后人把最早欧洲科学知识传入中国过程中起开路先锋作用的三个人（意大利人利玛窦、德国人汤若望、比利时人南怀仁）中就有南怀仁。二月河在创作《康熙大帝》时，曾把这一情节写了进去。他说，康熙会说七种“夷语”(亚洲国家的语言）。我们今天的数学术语如“元”、“次”、“根”就是此人的创造。据史料记载，康熙十分器重南怀仁，并拜他为师，学习天文，数学和力学。康熙曾将自己的经历对大臣们说，“尔等惟知朕算数之精，却不知朕学算之故。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致大辟。扬光先，南怀仁于午门外九卿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人知其法者，朕思已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应证了二月河之说。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1704年，即康熙四十三年，由于罗马教廷禁止中国教徒祭祖，拜孔和当朝人士对西学的排斥，中西文化由此中断。中国由此再次闭关锁国，失去了对外界的了解，而此时的西方世界在文艺复兴的浪潮中正在加快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才知落后挨打的滋味是什么。

　　在南怀仁的墓碑前我在想，假如南怀仁的“发明”不被当作“奇技淫巧”专供皇宫贵族们的玩具，而是用于使用的工具又将是怎样的结果？假如开明的皇帝把这一成果看成像“古观象台”制造的火炮那样重视又将会怎样的情景？假如当朝的有识之士都有一点科学意识的话又将是怎样的局面？

　　历史没有假如。南怀仁的“发明”付之东流在中国这似乎是命里注定的必然，成为东西方文化冲突的祭品也就在所难免。就像光绪皇帝被囚禁在瀛台病入膏盲之时，在洋人看来“生病的不是中国皇帝的肉体，而是这个庞大帝国的政治”。尽管康熙开明最终还是敌不过受旧势力，在倒掉西方污浊的同时也倒掉了盆里的婴儿。这是似乎是一种悖论，锁住了历史的车轮。这一困惑就耽误了几百年，“汽车始祖”与中国失之交臂，岂能不思痛？

　　历史轮回，今又困惑。我想，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当汽车始祖醒来时，汽车已不再是奇技淫巧的玩具了，而是富国强民的利器。

　　尽管扼腕痛惜，但南怀仁还是有幸，恰逢康熙盛世，创下西方传教士在华最兴旺的时期，留有汽车先驱的美名在中国。300多年过后，当院墙外车轮的喧嚣穿过树林，掠过坟茔，萦绕墓碑之时，南怀仁一觉醒来定会大呼：汽车改变了世界。而世界的目光则会在这里定格：汽车始祖就在这里。

　　由此，车公庄6号将不再是被人遗忘的角落。撰文/颜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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