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汽车工业总公司总经理董扬：永远的吕福源

　　我敬爱的师长、老领导吕福源部长离开我们已整整一年了。一直想写文章纪念他，但是迟迟没有动笔，主要原因是不知如何下手。在中汽、在机械部，我做他部下6年，其后他在教育部、商务部任职期间，我仍与他有联系，在我工作、生活的关键时刻，都去向他请教，彼此常有畅谈。作为上下级，他曾亲自指导我们进行过艰难而极有意义的工作，我深深地体会到他的睿智、他的执著；作为忘年之交的朋友，我又为他坦荡正直的为人、极敬业的工作和极认真主动的学习精神所深深感动。

　　本文将以我亲身经历的工作为线索写出，题目取为“永远的吕福源”。我也感到题目有些不切，但唯有这样，才能表达我的心情。因为我愿意在心中永远保持对他的景仰、尊敬和学习。如果有关权威部门能在总结他的一生的基础上，将他树为某种楷模，我将深以为荣、深以为幸。

　　以事业为己任

　　几乎与每个熟悉吕部长的人交谈，都感到大家被吕部长积极努力的工作精神所感动，与我所熟悉的汽车行业的诸多学者、专家、工程师、优秀的企业家相比，吕部长对工作的责任心最强，他是以事业为己任。在一汽时，以振兴一汽为己任；在中汽及机械部工作时，他实际上处于专职负责中国汽车工业政府管理工作的最高位置，他是以振兴中国汽车工业为己任；其后他在教育部、商务部任职，他又以当时的职责为己任。

　　1993年秋，新一届政府改革，汽车工业的管理职能由中汽总公司划入机械工业部，吕部长带领我们36人从中汽总公司进入机械部成立汽车工业司，他先任司长，后任主管汽车工业的副部长。

　　在汽车司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吕部长曾作过一个很多人至今难忘的讲话，他强调了五点：一是要提高政策水平，从市场经济角度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观点；二是加强团结；三是处好各方关系，包括原中汽总公司、国家计委、经贸委、科委、部内各司局；四是行业工作要抓大事，重点是支持重点企业、引资、科技进步，包括车身开发和发动机电控技术；五是学习，要钻研业务、精通业务，大学本科也就四年的时间，要利用四年任期，大家提高水平。当时听了讲话，顿感耳目一新，感到新领导站得高、看得远、讲话有水平，也很有感染力。而现在回顾，从我自己也当过领导的经历来体验，才真正理解到吕部长当年讲话的用心良苦。当时我们这些在中汽总公司工作的人普遍有对中央不重视汽车工业的抱怨；而如何接受好机械部的领导，如何处好与机械部其他专业如机床、电力、农机等司的关系，处好与原中汽总公司及各汽车大企业的关系，又成为严重的课题；同时汽车工业也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之中，必须在人员大大减少的同时提高管理的水平。吕部长是在预见到这些变化、这些难题，并意识到责任重大而艰难，才讲这番话的。他希望这支队伍不要内讧，善处各类关系，认真学习，提高工作水平，真正担当起把中国汽车工业推向大发展的政府管理职能。所幸的是，我们这些人没有辜负吕部长的期望，而他本人也多次赞许这支队伍。

　　不管关于中国汽车工业发展道路的争论有多少，但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发展是主要途径；而在这条途径上，应加强技术开发、避免单纯制造，加强零部件发展、避免单纯整车组装，这是大家的共识。基于此，吕部长亲自领导机械部汽车司搞了三次大规模的PSE（即展示、研讨与展览）活动。这三次活动都是国内外大企业悉数参加，按国际接轨的方式进行。而三次的主题分别是家用轿车、研究开发与零部件发展。关于这三次活动的细节，自然会有别的同志回忆回顾，但我在几年后回顾，并把这三次活动串起来看，我看到了吕部长的战略意图。第一步，在汽车工业管理机构缩水、轿车进入家庭争论激烈的形势下，研讨家用轿车，引起外资对中国汽车工业极大关注，保持了汽车工业的旺盛发展势头，而第二步、第三步，则是在外资进入、对外开放成为中国汽车发展主流的形势下，强调开发、强调零部件，力图避免中国汽车工业陷于单纯的制造和组装，避免中国汽车工业成为外国大公司的附庸。

　　1994年，《汽车工业产业政策》颁布，吕部长是这部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尽管这部政策从颁布之日起，就有受到很多责难、非议和抵制，但是其中关于零部件级差税率的内容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汽车零部件的发展，而其中限制内资、外资随意进入的规定，也对稚嫩的中国汽车企业起到很强的保护作用。

　　在机械部时期，吕部长很刻意地维持汽车司工作相对集中统一，这在政府机关是罕见的。在汽车司成立之初，他就在何光远部长的支持指导下，规定汽车司工作相对封闭，汽车工业的发展规划、科技规划、《目录》管理、进出口计划相对独立。在部领导提出干部轮换的时候，吕部长提出汽车司可以在内部轮换。对于吕部长的这一思路，我想至今在原机械部系统仍有不同看法，但我相信，吕部长之所以这么做，主要出发点是考虑到管理人员已大大减少，而汽车工业的管理的复杂性又确实大于其它产业，他不愿看到由于管理程序的复杂化和人员的变化造成管理的混乱。如果他是单纯从自己的仕途出发，完全可以放弃坚持，相信机械部其他领导会给吕部长以更高的评价。

　　在回忆领导时，按说不该讲“走麦城”的事，但据我所知，吕部长以中国汽车工业发展为己任，确实作过不懈的努力，有些事是知不可为而为之，是失败的，他并不在意失败给自己的负面影响。例如，他曾在刚到中汽工作时，即组织汽车模具项目，他认为汽车开发应从车身开发开始，而模具的开发是车身开发的关键，因此他极力组织模具项目，后因主管部门某司长反对而未成。为了引用国外技术促进国内企业的产品开发，他曾发起国内各企业共同出资在美国组织“华鼎公司”，作为国内企业在国外实施产品开发的平台，但此举也因时机不合而失败。他还在国务院主管领导指导下组织过南方两省企业共同引进多功能车的项目，后来也因两省企业分歧太大而主管省领导也各有打算而胎死腹中。通过这些事例，我越发感到吕部长的强烈的责任心，他确以中国汽车工业为己任，这一点永远是我的楷模。

　　注重汽车科技发展

　　由于我长期在汽车工业的科技管理岗位工作，曾任汽车司科技处处长，所以我对于吕部长对汽车科技发展的关注和指导是最清楚的。从1991－1996年间，我有幸在吕部长的直接领导下，亲历了汽油机电控项目及联合电子公司创立的全过程。

　　车用汽油机电子控制技术，是汽车大幅度提高节能和排放水平的关键技术。该技术的应用，是汽车由纯机械产品走向机电一体化、高技术化的关键步骤。虽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内就开展了有关的技术研究，但大家对于该技术何时能在中国应用很不乐观，而生产企业在应用方面也不积极。

　　1991年，当时的国家科委在组织全国科技攻关计划时，同意将汽油机电子控制系统列入，并同意给予800万的攻关经费，这是当时汽车行业最大的国家攻关项目。当时吕部长任中汽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他就对这个项目非常重视并决策制定了现在看来是奠定项目成功基础的几条原则：

　　一是联合攻关，搞一套基本型，成果应用于各企业的各种机型。

　　二是攻关与引进相结合，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结合一汽、二汽、北京吉普的实际机型应用。初期技术对象是克莱斯勒公司的I-4系统，因为该系统可以直接用于切诺基吉普和一汽引进的克莱斯勒发动机。当然项目后期，真正引进的是世界第一的博世系统，但攻关与引进结合、科技与生产结合的原则和搞一套基本型的原则还是得到了坚持。

　　三是打破部门界限、团队工作，由当时分管科技攻关、项目规划、外资引进的我和陈林、董一如同志及其他有关同志组成实际的工作小组，而吕部长则事必躬亲，亲自指导。这在政府管理中是很罕见的。

　　在随后的引进技术工作中，又确定了两条原则：

　　一是全国跨行业跨地区大联合。要求一汽、东风、上汽、北汽等参加，吸收想干汽油机电子控制系统的兵器系统，航天系统及江苏省、黑龙江省参加。虽然后来航天部和黑龙江省退出了，但大联合的局势保持到最后。这样做保证了在该技术应用初期就有足够大的市场，迅速实现了一百万套经济批量的目标，也保证了人力、财力、物力不分散，保证了项目的成功。

　　二是货比三家，高起点。通用汽车、福特、克莱斯勒、菲亚特、博世、西门子公司都参与竞争，后来是在福特、博世、西门子三家中比，最后选中技术最高、条件最好的博世公司为合作对象。在产品技术选择中坚持高起点，坚持引进多点喷射，摒弃单点喷射；选择技术先进的新型喷嘴，不要外方提供二手设备的老型喷嘴；坚持包括当时看来并不马上能用的先进空气流量传感器和氧传感器等。

　　现在看来，以上原则对项目的成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当然，也有些设想后来没有实现，比如要求对方提供源程序，比如希望中方参与的汽车企业能分享技术等等。

　　由于吕部长的正确领导，汽油机电子控制系统项目得以顺利实现，该项目的实现为全国加快实施欧－Ⅰ排放标准做好了物质的准备。我本人估计使全国汽车新排放标准实施提前了两年时间。而科研攻关与技术引进的结合，使我们以国家拨给800万元人民币的代价，在引进中节省了至少2000万美元的技术转让费。同时，联合电子公司已成为国内最大的汽车电子企业，年销售额达几十亿，上交税金几亿，利润也很可观。这个项目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汽车企业独一无二的政府强烈主导、跨地区跨行业联合、对汽车技术进步产生巨大促进、又取得很好经济效益的项目。吕部长是这个项目的设计者和指导者。我想，单为这一件事，汽车行业也不会忘记他。

　　当然吕部长对汽车科技进步的推动决不止这一件事。

　　在汽油机电子控制系统项目之前，他组织过模具项目。在汽油机电子控制系统项目之后，他又指导我们按汽油机电子控制系统模式开展ABS和安全气囊的项目，后来由于环境变化和有关部门不支持而未果。在九五计划编制过程中，他又指导我们向国家科委申请将电动汽车和车身开发项目列入国家级攻关计划。在他的指导下，这两个项目是有机的结合，既跟踪了世界前沿的电动汽车技术，又兼顾了中国汽车企业自主开发技术瓶颈的整车概念设计和车身开发技术。一汽和东风都是这两个项目的主要参与者，后来这两大集团车型改进能力的形成和捷达、小红旗的改型及爱丽舍的开发，也和这两个项目有很大的关系。

　　此后，在1997年、1998年，吕部长又提出实施发动机设计技术和虚构设计技术的设想，可惜由于机构的变化未能实施。

　　在吕部长的思考中，汽车工业的科技发展是系统工程，应先局部后整体，陆续突破关键技术，最终形成较完整的自主开发能力。

　　1997年，他还提出过翻译出版国外汽车技术科技系列专著的设想，后来陆续出版了一些如《汽车工程手册》等。

　　1996年9月，机械部在长春组织召开科技开发能力战线现场会，在会上，吕部长结合汽车工业的自主开发能力做报告，重点讲了十个问题，主要内容是：一是首先要研究市场，看市场需要什么产品；二是要注意经济效益，要制定成本目标和利润目标；三是有明晰的战略与规划；四是建立特定的强有力的开发机构；五是有一支好队伍，企业近期看财务，中期看产品，远期看人才；六是敢于善于利用国外技术；七是利用先进的开发方法，如并行工程、系统工程等；八是要持续不断地投入；九是重视零部件同步开发和配套；十是重视产品的社会责任，要注意安全、无公害、节能节材。由于他兼有企业和政府工作经历，又对国际国内汽车工业发展进行过深入研究，他的这个报告理论性与实践性都很强，受到行业内外一致好评，至今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高超而务实的领导艺术

　　由于吕部长具有丰富的经历和经验，而且又勤于思考，所以他有很高超而且务实的领导艺术。

　　在汽油机电子控制系统项目初期，他就决定在中汽总公司和后来的机械部汽车司成立联合的工作小组，打破部门界限，避免了推委扯皮、公文旅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用他的话讲，叫“企业化运作”。1993年，上汽公司提出要参与项目并控股的要求，吕部长一方面决然支持上海，一方面运用个人的影响力，让一汽和东风继续参与项目，这是项目从攻关到引进生产的关键步骤。1993年元月，航天部突然提出不参加联合，单独与德尔福合作，吕部长又及时争取到国家经贸委支持，坚持联合道路，避免了项目的夭折。在项目实施中，他运用自己在一汽工作的经验，指导我们与外方先谈原则，优先确定事关项目大局和中外利益冲突的投资额、股比、产品基本型、技术转让深度、技术转让费、CKD价格、合资企业管理模式等重大问题。事实证明，这是合资引进工作的重要方法。这一项目方法，在我到北京汽车工作后，在引进韩国现代等重大项目中，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汽车司成立初期，吕部长就指导建立了司务会制度，定期由各处汇报工作，处长以上的干部共同研究各项重要工作，目的是打破部门分工界限，避免专权腐败，提高工作水平。我认为这是当前政府权力很大而经济形势又变化很快的情况下，政府部门最好的工作模式。

　　在汽车行业管理职能转到机械部后，以什么形式继续对汽车行业进行有效的指导成为值得研究的课题，吕部长采用了在协会年会上做年度报告的方法，每年一次，广纳各方意见，经过他本人认真思考，对全行业提出指导意见。各企业都十分重视，都派主要领导参会，认真听取吕部长的报告。吕部长还首倡召开汽车行业主要企业领导人联席会议，会议每年轮流坐庄，而参会企业领导人要认真准备，共同研讨企业面临的重大问题。这一研讨会延续至今仍在按期举办，只是吕部长他再也不能参加了。

　　吕部长的讲话是有很高的水平。他讲话首先是分析深刻，极少人云亦云；同时逻辑严密，前后呼应；由于他的勤奋，他讲话材料翔实、言之有物、旁征博引，国际国内数据信手拈来。他讲话的节奏也掌握得很好，很少讲半句、吞半句，语速、语调适当，听者清晰流畅。美中不足的是他很少让人或自己完整成稿，而多以纸片列提纲，即席发挥，这样很多讲话恐无完整的记录。

　　完美的人格

　　认识吕部长的人无不一致认为，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勤奋的人，加上他的学识、敬业，所以他有极强的人格魅力。大家都知道他爱学习，看书、逛书店是他几乎唯一的嗜好。无论到国外还是外地出差，他都要抽时间逛书店、买书，在北京，节假日，也常以逛书店度假。由于他的博学多识，所以他在汽车工业的方面很渊博（因为我和他交往几乎都是为工作，所以其他领域他是否渊博我不知道）。我由于在科技管理岗位多年，自认为汽车新技术知道不少，但吕部长常常让我惊叹甚至措手不及。他是唯一一位批评过我学习不够刻苦的领导。有一件小事让我印象很深：他曾问我，你知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英文如何说？我讲了几个他都说不对，应该是Revolution is not a diner party。是他在底特律书店里看到的。

　　他工作认真，对下级要求也严，经常严厉批评。他曾戏称自己为Tough boss，但我们作下级的从未有怨言，因为他的批评都是出自公心。工作中有矛盾是难免的，各部门之间、政府和企业之间，常有不协调之处，吕部长作汽车工业主管多年，这些矛盾就我所见就很多，但据我了解，他在一汽的老同事、汽车各大企业领导、机械部的其他老领导都一致认为他是个好人。正如恩格斯在评论马克思时所言：他没有一个私敌。

　　他律己很严。作为下级，我从未送过礼品给他。他也不好工作范围外的交往。但我知道他在下级、同事乃至领导面前人缘很好，我想这可能主要源于他的人格的魅力。我曾随他拜访过徐冠华部长，拜访中吕部长作了长篇发言，历数中外汽车技术发展状况，并要求科技部对汽车项目给予支持，两位部长谈得很深入，我能感觉到彼此对工作的认同并发展为个人的认同与默契。当时徐部长就对吕部长的要求表示支持，而且在以后还多次引用吕部长谈话的观点和数据。有一次吴邦国同志（时任副总理）召开专题会研究北京汽车问题，吴邦国同志点名要求吕部长发言并说：福源同志是我认识的部长中最懂汽车的。那是吕部长到外经贸部工作第一次参加国务院会议。会上吕部长就从外经贸部的立场结合他对国内外汽车工业及北京汽车工业的清晰了解作了深刻的分析和重要的建议。而在会后的总结中，邦国同志也很重视吕部长的意见。那是事关北京汽车发展的一次关键性会议，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贾庆林同志和北京市长的刘淇同志均参加会议，会议做出了对北京汽车工业发展至关重要的决定。我相信北京汽车行业全体干部职工都不会忘记吕部长。

　　吕部长有时还很有幽默感，听说他在当教育部副部长访问美国，会见美国教育部长时，曾半开玩笑地说，自己管辖下有两亿多人，相当于一个大国的总统。当然他没有说相当于美国总统，那样就不好玩了。

　　吕部长去世已整整一年了，大家都为他的死惋惜。都在说他要是不那么辛苦就好了，他要是早做手术就好了，但我认为不然。吕部长是个极认真的人，对工作的态度、对疾病的态度，是他自己深思熟虑后决定的，别人是难以左右的，他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他按照自己的信念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留下了未尽的事业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会永远记着他，永远崇敬他！

　　永远的吕福源！

　　董扬

（ 责任编辑：陈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