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否认，法律是需要威慑力的。在“杜宝良事件”中，他的105次违章全被电子警察拍摄下来，这本身就充分体现出法律的威慑力。这种威慑力具有无情的一面，但是分析人们和媒体近期对“杜宝良事件”的反思，暴露出的恰恰是期望交通管理者能“有情”的一面。

    人常说“人民警察为人民”，交通管理者严格执法只是手段，根本目的应当是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构建“马路上的和谐”。杜宝良连续违章105次，每次违章对司机本人和公众安全都是一种威胁，没出任何交通事故是万幸，“听之任之”显然与交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目的不符。对此，交通管理者为何不能“有情”些，服务意识强一些，力争在“杜宝良们”前几次违章时就通知司机本人并及时给予警示和教育呢？如果把电子警察一次不落地拍下违章、“杜宝良们”一分钱不少地交了罚款视为“严格执法”的全部内涵，类似的交通管理疏漏还会在“严格执法”的氛围中继续上演，这绝不是人们反思“杜宝良事件”的最终目的，也不利于保障首都良好的交通秩序。

    在22日的表态中，北京市交管部门表示，“将充分应用世界上通用的非现场执法方法，扩大管控面，加大执法力度”。既然说到“世界上通用的非现场执法方法”，那么为什么不对比一下，在德国等交通管理高度智能化的国家里，非现场违章的司机也会收到罚单呢？交通管理与世界接轨既要体现在安装摄像头这种硬件层面上，也应当体现在科学管理、人性化服务这种软环境的层面上。否则将很难摆脱“断章接轨”的嫌疑。

    “杜宝良事件”后，媒体和网民纷纷对这一现象发表反思性的观点，根本目的是希望北京市交通管理部门能从中吸取教训，改进执法方式，提高交通管理能力。这与“严格执法”“从严管理队伍”这“两个从严” 根本没有矛盾。但是，如果“杜宝良事件”暴露出的“以罚代管”的不良倾向得不到控制，“严格执法”就是不全面的，就会渐渐丧失教化和服务的功效，不利于构建“马路上的和谐”。

(责任编辑：曹月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