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万辆“黑车”分布在北京的各个角落里,这个数字超过了6.7万辆正规出租车的数量。他们的背后,是7万个家庭和超过10万名顶着“黑锅”的从业人员。他们揽活拉活,和他的乘客们说着各种各样的“小段子”,却并不为自己“非法”的身份烦恼。
除了看起来活得更轻松,他们和健谈的北京“的哥”们并没有两样。
合法者越过越累,牢骚满腹;“非法者”却财源广进,谈笑风生——这不是个例,而是整个行业的写照。北京市的出租车市场,扭曲如斯。
数不清的整顿出租车市场、“打击黑车”的行动非但没有让“黑车”绝迹,反而让这个“地下市场”有燎原之势,并且在其中出现了“公司化”的影子:他们没有工商注册,没有营业场所,也没有“照章纳税”,但是他们组织有序。
从“的哥”到“黑的哥”
41岁的张万全(化名)从1994年开起了“黑车”,最多时“统治”了近200辆车,是他那一片“黑车”司机无人不知的“老大”。但他也有个“根红苗正”的出身。
1990年张还是个正规的出租车司机。那时候他开的是一辆黄色“面的”,当时只交了5000元押金,而车份也只有900元/月。那也是北京出租车市场的“黄金时期”,他的小日子过得不错。
但好景不长,1993年公司“面的”换夏利,要求司机买断车辆,一辆夏利卖到13万。张万全还穷,拿不出这么多钱,只好失业在家。
“也不会干别的,只会开车,当时也想不出别的招儿。”半年之后,张万全借款买车,开始了“黑车”生涯。从“面的”到桑塔纳,一干就是十多年。
可让张万全没有想到的是,当时这一“下下之策”,却让他日后的生活比在“阳光中”出租车司机好了很多。
“玩着干,一个月怎么着也能赚个四五千元。”张万全算了这样一笔帐,“如果开出租,一个月5000元份钱,一年就是6万元。如果开黑车,就算你一年被罚了4万元,还赚两万元呢。更何况根本就罚不了那么多,我开了这么多年就被罚了一万多元,还都是刚开始干时罚的。”
从“黑的哥”到“黑车老大”
——那时候他总是被罚,所以口袋里都带着两三千元。处于同样的境地,几乎所有“黑车”司机都有这手准备:不够时就互相凑一凑。黑车司机最怕扣车,因为车是全家的饭碗。所以,不管罚多少钱都给,反正得把车开回去。
凑多了,张万全和周围的“黑车”司机们就熟了,成了朋友;罚多了,和执法部门的有些人也就混了个“脸熟”。罚款该交还得交,但是搭上话总不是个困难事了。
张万全是个热心的人,不管谁被罚他都会出面帮忙,利用他的“脸熟”从中周旋。慢慢的他就成了那一片儿公认的“老大”。到后来,那片儿的每个司机会交给他一笔钱,而这笔钱就变成了“平事儿基金”,专为大伙儿疏通关系。
张的这个“老大”,只是个组织化的“雏形”。在一些更加“成熟”的类似组织中,每个月几百元的费用就成了固定的“公关费用”。很难说清楚一个“老大”手里掌握着多少这种“公关费”,但估计多的时候,可能有几十万元。
再接下去,这就成了规矩,成了程序。也就成了北京市“黑车”市场上的一种现象。没人知道北京有多少这样的“黑车老大”甚至“黑车公司”,张万全仅仅是其中愿意“暴露”的一个。
“黑车”“准入制”
张万全说,当一些“黑车”在某一片儿形成组织时,他们就会排斥别的“黑车”介入。如果有“不懂事”的不打招呼就在这片儿“趴活儿”,他们就会“使坏”——通报附近的执法人员,让执法人员去扣车。甚至偶尔路过此处“扫活儿”的“黑车”也难逃一劫。
执法者当然配合默契,他们对“组织内”的“黑车”很少过问,但“散户”却决不放过。他们一般都会化装成乘客,在“黑车”聚集点蹲守。本地盘的“老大”和他们都很熟识,所以交了钱的司机就能放心大胆的拉活儿,而误闯地盘的司机就只能“自叹命苦”了。
“罚个几次他们就明白过来了,然后就得打听‘谁在这片儿说话管事儿?’比如说在我那片儿,就得找到我。我点个头儿,他交了钱,以后在这片儿就没有人会找他麻烦。”
坐在记者面前的张万全看起来很随和,如果不是他的这些话,一点儿也看不出他“统治”着近200辆“黑车”。
这个“保护”范围很大:比如说你在北京站那片儿交了钱,拉人到王府井被扣了,“老大”就会通过北京站的执法人员找到王府井的执法人员,一番周折疏通,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市场容量决定分工水平。对于黑车司机来讲,安全需求是最高的,因此就出现了张万全这样的‘老大’。”长期从事公用事业研究的研究员郭玉闪说。而张万全们恰恰维护了这些“黑车”司机的“安全”。
“黑车”生态链
“城管、工商、交通执法队、交警、巡警、出租汽车管理处……凡是戴大檐帽的就没有不管黑车的!”张万全说。按照《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规定,“黑车”车主应接受1万至2万元罚款,实际上很少有罚这么多的,有了“老大”的疏通,大多时候也就罚个两三千元。
因为“老大”们和执法者都很熟,也就有了变通的余地。罚款从一两万元降低到两三千元,这就是“老大”们收取“公关费用”的理由,当然,对“黑车”司机来说,这生意更加划算。
当然,来往之中,希望执法者“变通”也需要“理由”,“老大”们就需要上下打点。
“就拿城管最基层的一个工作人员来讲,他没有罚钱的权力(队长才有),但他能扣你车,所以我们也得打点。比如他家住平谷,你就得每周接送一次;赶个假期他说了‘把油加满给我送过来,我去天津玩两天。’这都是最起码的。”
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只有两种“黑车”被罚得狠:一种是误闯他人地盘的;另一种就是开公务车业余时间拉私活的。
后一种是因为不敢声张,又没有“组织”保护,所以罚多少都认;而前一种就是因为没有人帮你“平事”、“疏通”。
郭玉闪这样形容:“黑车就像是一只羊,养肥了就割几斤。所以不能养太瘦,更不能宰掉。”——宰掉了,大家都断了财路。
这只“羊”确实很肥,甚至“肥”到已经让外省市“执法者”眼红。郭举了一个真实的例子:去年年底就有“黑车”司机被化装成乘客的承德市客运稽查员“骗”到了该市的一条死胡同中,抓了“现行”。其结果是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十几名稽查员一拥而上,张口就是罚款三万元。同时,司机被告知“罚款可以商量”,最后,这个倒霉的司机被罚了5500元。
黑“老大”为“民”请命
“其实开黑车的一半儿以上曾经都是出租车司机,并不像某些政府官员说的那样80%都是‘两劳’释放人员,如果能让我们个体经营,我相信80%的黑车司机都会申请的。谁不愿意名正言顺啊?”张万全很动情,“我现在已经不开了,但我可以豁出一年去,这一年我什么也不干,就支持他们申请个体经营!”
这样的希望现在还看不到,张万全能做的是,看见出租车司机就告诉他们:别干了,要不就去开黑车!
实际上,在《财经时报》接触的大多数出租车司机中,这样的念头也已经酝酿了很久:等合同到期后,就不干了,实在没有出路,就开“黑车”去。
“谁让他们‘逼良为娼’?在位者开出个合法的手续就可以坐收暴利,小民百姓养家糊口却成了‘黑车’,你说谁比谁更黑?” (本报见习记者 郭威)
北京出租车市场六大怪
“黑车”多过出租车
根据北京市交通管理部门统计,北京市有正规营运执照的出租车约6.7万辆,而没有执照的“黑车”约7.2万辆。有统计数字说,仅门头沟一个区,“黑车”数量即超过1万辆。
“黑车”司机绝大多数出身出租车
很难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是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北京市开“黑车”的司机中,绝大多数都曾经开过出租车,而准备离开出租车司机职业的人中,再就业的第一选择也是开“黑车”。
令人恐怖的“双班”车
更换新车型后的北京市出租车绝大多数是“双班”车,即一辆车,两个司机“轮班倒”,轮班分“大班”和“小班”,“小班”的是12小时一轮换,例如早上6点接车,下午18点交车;“大班”则24小时一轮换,例如第一天早6点接车,第二天早6点交车。“小班”轮换增加了营运成本,且容易发生纠纷(早班和晚班的营业额有较大差距),所以现在的双班车绝大多数都采取“大班”轮换的方法。目前北京市的绝大多数出租车公司都已经拒绝使用单班司机,所以在北京市内营运的出租车大多数都是“双班”,其中又有绝大多数是“大班”——这就是说,对北京市的出租车而言,已经没有了所谓“疲劳驾驶”的概念,你随便坐上一辆出租车,他们都可能已经在路上连续驾驶了20小时。一般而言,这些司机每天的营运时间都在20小时左右,只是在凌晨三四点基本没活的时候“眯一会儿”。
“黑车”诚信度高过出租车
对于外地来京人士来说,北京的“黑车”并不比正规的出租车更“黑”,拉着顾客满街乱跑的往往是出租车,那是为了多收点车费;打“黑车”则几无此忧,他们都是一口价,直接把你送到目的地。对北京人来说,“黑车”的诚信度可能更高:一般而言,出租车司机出身的“黑车”司机非常清楚自出发点到目的地的行车里程和交通状况,他们一般会比出租车“少要点”。即使他不清楚,也会问你:“你一般到那儿多少钱?”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他再“掐头去尾”,让你省点。
混乱的价格
如果有足够的机率,你可能会在同一天里打到这样的两辆车:一辆是略显得老旧的桑塔纳2000,它的价格是2元/公里,另一辆是崭新的桑塔纳3000,它的价格是1.6元/公里。好车反而低价——当然这样的几率很小,因为那些桑塔纳2000已经很难在马路上揽活,它们只能蹲守在星级饭店的门口“守株待兔”,蒙蒙那些不知情或者不在乎的外国人。
司机不愿领工资
每月545元的工资,领工资的人却很不愿意。现在越来越多的北京市出租车公司开始按月给他们的司机发放工资,但是司机们却很不领情,他们算了一笔帐,发现这个“工资”很不划算:羊毛出在羊身上还不说,看实际的收入,领了工资反而要下降。为了领到这545元的工资,他们要多交700-800元的“份钱”。
相关法规
《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二款所指:“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需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出租车行业应当适用“公共资源配置”项。
《行政许可法》第十三条规定:“本法第十二条所列事项,通过下列方式能够予以规范的,可以不设行政许可:(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二)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三)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四)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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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余建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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