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平安大街从西往东，从官园桥上二环，往北。西二环转上北二环，很快德胜门的箭楼就在眼前。

　　北京为数不多的几个城门楼子了，除此之外，就还有前门、东南角楼硕果仅存。依稀记得小时候坐公交车穿过城门洞的感觉，那不是西直门就是阜成门，反正德胜门从来就没来过。

　　那时候以为德胜门离着很远，后来才觉得太近了，就在北京城圈儿里，挨着曾经的城墙——现在的北二环。

　　箭楼真好看！任何一座留下来的古建筑其实都特别好看，就像是任何一枚挖出来的古币都比钱包里装的值钱，距离产生美感。

　　二环路架得太高了，要是走在一条两边都是老是筒瓦平房的小胡同里，抬头仰望城门楼子，那才好看。

　　不过那时城门楼子底下的平房肯定比较破烂，路也坑坑洼洼的，晴天起土，下雨崴泥。靠近城门的房子都不太好，城墙跟儿底下就已经是僻静地儿了，野菜都能挖着。

　　听我姥姥说的，她那时候住在东城，东四牌楼北边儿。听她说起好象还住过分司厅、方家胡同一带。

　　我姥姥还记得四九年的围城，围得卖菜的、淘厕所的都进不来。保长挨家挨户派活儿，让每家必须出个人去城门外边拆民房，为什么要拆民房呢？好象是为了打仗方便吧？

　　找到我姥姥家，点名儿让我大舅去，我姥姥说孩子不舒服，发烧在床上歇着呢。

　　保长没好气儿，说那也得去，没死、有口气儿的就得跟着去。

　　我姥姥就觉得那个保长实在不是个东西！

　　我舅跟上保长走了，一块儿的还有街坊邻里一群半大小子。我姥姥说没一刻钟我舅就又到家了，他趁领队的不注意，混进街边摆摊儿逛街的人堆儿里跑回来了。

　　我问那后来呢？有没有什么麻烦？

　　我姥姥说没有，那事儿就算完了。那么些人穿着各样衣裳他哪里分得出来？跑了也就算了。干吗去拆人家老百姓的房，害得人家没住处，打仗关咱们什么事儿？

　　姥姥还说得亏我舅跑得快，要是出了城，路上见不着个人，就跑不成了。

　　那时候城门外边挺荒凉的，也就只有些破旧的民房，商铺都很少。

　　我姥姥说我大舅从小就特机灵，遇事很有主张。

　　“日本儿时候”——老太太对北京被日伪政权占据的时期一直是这么称呼——吃得特差，净是杂合面，好容易听说粮店里来了小米面，就让我舅拿上条布口袋去买，回来的路上，在胡同里碰上个劫道儿的，抢他的粮食口袋（那年头劫道儿的也就为口饭？）。

　　我舅那时也就10岁出头吧，知道硬抢不过，急中生智竟从兜里掏出个哨儿猛吹起来，把个劫道儿的一下子就吓跑了。

　　那时候男孩子下了学都喜欢到外边去玩，我舅舅们也是。其中一位堂舅舅跟我妈同班，每到放学，他去玩，总让我妈帮他把书包先捎回家。

　　我妈很不情愿帮他拿书包，就尽量躲着他，下了课就赶紧走，一路跑回家。

　　她那位堂兄没追上她，为了玩着方便，就把书包藏在了什刹海湖边的草丛里，然后去摸鱼捞虾掏蟋蟀，跑到鼓楼底下买吃食，一直玩到天黑才回家，结果忘了取书包，书包丢了。

　　那位堂舅舅据说为此挨了他父亲——我五叔姥爷的一顿大打。

　　这位堂舅是几房兄弟里边最淘气的一位，他只比我妈大两个月，每到过年的时候，小的要给大的磕头，到他们兄妹俩那儿总要为此吵得一塌糊涂——我妈总是不肯给他嗑，嫌他平时举止没个哥哥样儿，功课又差。几十年后，我那些堂姨、堂舅舅们提起这事儿来还乐呢！

　　“日本儿时候”小学都有日语课，由日本人来教。

　　我妈说上课铃一响，那日本教员走进教室，全班同学就必须高声用日语喊“老师好！”发音是“森思哎，欧哈一欧酷呲啊一马思”。

　　我妈说班上的男孩子总是故意给说成：“孙子哎，欧哈一欧酷呲啊一马思！”

　　弄得那位教员反复纠正：“孙子哎不对，应该是森思哎。”

　　教我舅他们的那个日本人中文比较熟，听到有人喊“孙子”，就走下讲台，用教鞭敲打学生的头。一边打一边骂：“八嘎！八嘎！”

　　后来日本一投降，他们班上同学就用石头把那人的头砍破了。

　　有回我突然想起来问我妈：“您有没有参加过开国大典？”

　　我妈说参加了呀！当时学校组织的，学生都去了。

　　我说我怎么这么些年没听你说过呢？连我爸都是第一次听她说起。

　　我妈说当时年纪小，也没太明白这事儿的意义，反正那些年总是过事儿，一会儿这个来，一会儿那个来，经常让学生们去参加活动。

　　后来的生活变化是超出所有人预料的，我对那些年很感兴趣，但一直没彻底弄清楚，听老人讲的故事全都断断续续。

　　我妈一辈子只往前过，从不回忆，在与时俱进方面倒是始终如一。

　　让我妈开口讲故事比让我姥姥开口难多了，必须得能找到合适的契机。比如那回，我带少爷去登了钟鼓楼，我妈知道了，就说：“我们小时候上去玩过好多次，那时不要钱。现在怎么都卖这么贵的门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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