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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瓷都景德镇
(景德镇市旅游局编)
江西省景德镇市为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国家旅游局1997年向海内外推出的35个王牌景点之一，也是惟一以陶瓷历史文化旅游为主，人文景观和生态旅游为辅的旅游城市。
景德镇，山环水绕，全市面积5256平方公里，人口152万，辖一县一市二区（浮梁县、乐平市、珠山区、昌江区），是江西省设区市。
景德镇地处东经116°57′～117°42′，北纬28°44′～29°56′，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的丘陵地区，市区平均海拔320米，属黄山、怀玉山余脉到鄱阳湖平原的过渡地带。这一地带是我国森林植被保持完好的绿色走廊，是我国生态旅游资源和文化旅游资源均十分丰富的区域，也是全国比较罕见的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密集区域。
景德镇的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全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温和湿润，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在17 °C，年平均降雨量1763.5毫米，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009.8小时。
景德镇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好。城市森林覆盖率达60.9%，是江西省重点林区之一。距闹市区50公里处仍保留有原始森林，并保存有丰厚的物种资源。
历史上景德镇特产素有“一瓷二茶”之称，茶叶是该地名产之一。早在唐代，这里就是中原重要的茶叶集散地，诗人白居易著名诗篇《琵琶行》就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诗句。“浮红”茶在国际上久负盛名，曾获得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质奖。近年培育和研制的名优茶“得雨活茶”、“瑶里崖玉”、“浮瑶仙芝”绿茶畅销市场，其中“得雨活茶”已被选定为人民大会堂特供茶、国宴茶。
景德镇是江西省一个重要的现代化工业基地。陶瓷工业已形成了以日用瓷为主体，艺术、建筑、工业、电子等各类陶瓷共同发展的陶瓷工业体系，成为我国重要的陶瓷生产和出口基地以及科研教育中心。与此同时，新兴工业快速发展，已形成汽车、机械、电子、医药、化工、建材、食品等一批新兴工业。目前，新兴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比重近90%，成为我市经济的重要支柱。涌现出了昌河飞机工业公司、华意电器总公司、印刷机械厂、焦化煤气厂、江西化工化纤有限公司、东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德宇集团等一批实力较强的企业。
景德镇具有良好的区位条件，不仅处于闽、浙、赣、皖四省毗邻区域，而且位于众多旅游热点区域的中心地段，其周边方圆200多公里的范围内，有六山两湖和四大世界遗产（六山是指黄山、庐山、九华山、龙虎山、武夷山、三清山；两湖是千岛湖和鄱阳湖；四大世界遗产包括自然文化双遗产黄山、武夷山、世界文化景观庐山和文化遗产西递、宏村）。从景德镇往东80余公里是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农村婺源；往南180余公里是道教祖庭龙虎山；往西140余公里是避暑胜地庐山；往北190余公里是天下第一奇山黄山；往东南200余公里是秀美隽丽的三清山。
景德镇地区在春秋时期属楚国地界，与吴国的西部相接，故有吴头楚尾之称。东晋时期陶渊明的先人陶侃擒江东寇于此地，故开始设镇，名新平镇，是为景德镇的前身。唐武德四年（公元619年）设新平县，镇属县地。因又地处昌江和县治之南，故又名昌南镇。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新平县改名为浮梁县，镇属浮梁县。北宋初年，昌南镇所产的白瓷就为皇家所选用和收藏。公元1004年，即北宋景德元年，昌南镇因瓷业兴旺，税赋充足而受到宋王朝的重视，真宗皇帝便将其年号“景德”赐给心仪的昌南镇作地名，景德镇由此得名。
景德镇因瓷而得名，千年不断的窑火不仅锻造了享誉世界的瓷都品牌，而且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陶瓷古迹、精湛的制瓷技艺、独特的瓷业习俗，使景德镇成为中国独一无二的以陶瓷文化为主要特色的著名旅游城市。
景德镇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著名的古代瓷业之都，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景德镇的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已经出土和仍然埋藏着的极其丰富的古代瓷器制品，更为难得的是，它仍然遗存着古代特大规模的、相当完整复杂的瓷业体系，这一庞大的瓷业体系是由原料产地、交通道路、水运码头、作坊窑场、商埠民居、城池衙署、技艺民俗等构成的，依托于自然山水，涉及到社会经济和人文精神的方方面面，堪称人类与自然完美结合的典范。景德镇保存至今的古代瓷业遗迹以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丰厚的文化遗产，仍然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在当今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
景德镇有实物可考的制瓷历史始于唐末、五代，入宋以后，景德镇即以其清秀挺拔的影青瓷异军突起，跻身于天下名窑的行列。元、明、清三朝三代，数百年封建王朝均在景德镇设立官窑，景德镇瓷业于是独领风骚。景德镇瓷业集天下名窑之大成，汇各地技艺之精华，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蔚为壮观。入宋以来，景德镇瓷器遍行海外，走出了世人称颂的海上瓷器之路，与那古老而漫长的陆上丝绸之路遥相呼应，共垂青史。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在这里交汇熔融：五代的至朴无华、宋代的温润清新、元代的充实茂美、明代的精工典雅、清代的雍容华贵、现代的绚丽多姿，如此清晰而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面对这些美仑美奂的瓷器，谁不会在怦然心动中领略着景德镇称雄天下的历史演变呢。
二、瓷都历程——景德镇陶瓷史略
在景德镇范围内所发现的最早的古窑遗址属于五代时期，当时景德镇烧造的瓷器多系灰胎青釉器、白胎青胎器和白瓷等品种，其中白瓷胎质细密，透光度较好。从当时全国瓷业的格局来看，南方以越窑为代表生产青瓷，北方则以邢窑为代表生产白瓷，景德镇因出产白瓷因而成为我国南方最早的白瓷产业基地，至此开始打破当时“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打破青瓷在南方的垄断局面。这当然与景德镇地区的制瓷原料适合于生产白瓷有关，同时也说明景德镇瓷工在瓷业的起步之初就有一种敢于创新的开拓精神，正是这种精神的传承，使得景德镇在此后的发展中不断有石破天惊般的创举。
五代时期的景德镇瓷器装烧采用支钉叠烧法，这种装烧方法十分赋有情趣，以当时生产最大宗的碗类为例，即将碗坯重叠堆放，碗与碗之间各用几根一定高度的土质支钉隔开，然后一叠叠放在窑床排列有序的无釉垫柱上，不用匣钵装烧。
五代景德镇诸窑所烧造的瓷器品种均属日用品，以碗盘居多，亦有少量壶类，但未发现过瓶、樽之类陈设品的残片。这些品种结构似乎可以表明，其时景德镇诸窑的烧造目的主要在于满足日常使用和少量商品交换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表明其时景德镇瓷工虽然掌握了部分琢器产品的成型方法，但还未普及，更没有形成圆、琢二器的专业化分工。因而无论是从当时景德镇瓷业的经济形态、技术水平及专业化分工水平来看，五代景德镇瓷业尚处于初级阶段，它无论是在技艺水平、产品质量以及知名度等方面，仍无法与越窑和邢窑相比，市场前景也非常有限。
宋代的中国瓷业名窑辈出，各自烧造出不同风格的产品。为了占领市场，各窑场之间相互竞争，推动了技术水平的提高，并导致了许多新的名瓷的出现。景德镇便是在这种竞争的环境中，以质取胜，以新取胜，于五代生产青瓷和白瓷的基础上，成功地烧造出了清淡高雅、俊秀挺拔的青白瓷，亦称“影青瓷”，从而一举成为当时异军突起的名瓷产地。
影青釉是一种含氧化钙较高的釉，经还原气氛烧成后，釉色青中有白，白里泛青，有“冰肌玉骨”之誉。自影青瓷问世以来，景德镇制瓷工匠便特别注意成型技艺的提高，对成型质量也非常考究，这是由影青釉的特有的性质所决定的。因为影青釉又是一种透明度很高的釉质，坯体上如有任何不好的痕迹和脏杂之物，在经施釉烧成后，都会在这种透明釉下一览无遗。而这种表现为产品缺陷的瑕疵显然不利于在宋代那种名瓷辈出，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取得明显优势，因而也直接给工匠及业主在经济上带来一定的损失。因此宋代景德镇瓷器的坯体加工是十分精细的。实际上从宋代开始，景德镇的成型技术就一直雄踞全国首位。同时，影青釉是一种高温流动性很好的釉，在坯体上刻花，釉层在花纹凹陷处沉积后色泽较深，自然而然形成了很好的立体层次感。宋代景德镇瓷器的坯胎已经能做得很薄，再加上坯体刻有精致的花纹，与影青釉相互配合，相互辉映，真正达到了光致茂美的艺术效果。
青白瓷的出现，使景德镇跻身于宋代名窑之林，它以其独特的风姿而具备了与同时代的其他名瓷名窑共争一日之长的实力。如果说宋代钧瓷以其刚劲饱满、灿如云霞而见长，汝窑器以“釉汁莹厚如堆脂”而出名，官窑及龙泉窑器以凝重深沉的质感而给人以赏之不尽的蕴蓄，那么景德镇的青白瓷便能以其精细优雅、轻巧挺拔、晶莹如玉、温文尔雅的仪态独树一帜，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个极其珍贵的品类。
北宋后期，北方大片领土为金人所占，北方的名窑也因此受到严重摧残，日渐萧条。尤其是靖康之役以后，随着宋室南渡和经济、政治中心的南移，南迁的工匠则把北方名窑先进的制瓷技术带到了南方，对此后景德镇瓷业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并为此后全国瓷业中心的南移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与北宋和南宋早期相比较，南宋中后期的景德镇瓷业不但没有长足的发展和提高，相反还出现了某些衰落的迹象，譬如瓷器的质量远不及北宋时好，南河一带的北宋诸窑也纷纷停产。景德镇瓷业已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究其原因主要有：
1．靖康一役，宋室南渡，中国北方尽为金人所占。宋金对峙，商务不通，景德镇瓷器失去北方广大市场。市场缩小，生产受阻；
2．南宋中期，景德镇受天灾影响，1188～1223年计35年间，大水三次，饥荒七次，其于尚属农村手工业之窑业影响之巨，可以想知；
3．依蒋祈《陶记》所云，临川、建阳、南丰三地均仿景德镇生产青白瓷。景德镇本已失北方市场，所余又为三地各夺其部分，竞争之余，利益菲薄，投入能力减弱，生产必然相应受影响；
4．因受税制影响，景德镇窑场重启几近废弃之覆烧工艺，故器口有芒，“不堪用”，且支圈组合覆烧窑具致瓷器釉面不及北宋时光致茂美。品质下降，竞争能力削弱。
宋代是景德镇瓷业发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实际上它为以后元、明、清三代景德镇瓷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奠定了较为扎实的技艺基础。宋代景德镇民间窑场经历了一个从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那些依附于农业的制瓷业发展成为独立的、分工较为细致的手工业的过程。其生产规模之大，产品销路之广，工艺水平和装饰水平之高，都可以当之无愧地名列于官、哥、汝、钧等名窑之前，而与定窑和龙泉窑齐名，被称为“南定瓷”(即南方的定窑瓷)，并享有“饶玉”(意即“饶州之玉”，因景德镇此时属饶州辖)之称。如果从瓷器的致密度、透光度、烧制工艺和成本等方面比较，宋时景德镇的影青瓷仍较定窑、龙泉窑为优，可以说是比较集中地代表了宋代的制瓷水平。景德镇由于有适宜的原料，影青瓷瓷胎白度和透光度都很高，已接近现代细瓷的标准。瓷器由半透明釉发展到半透明胎，是我国制瓷技术发展过程中的第三次飞跃，景德镇宋代影青瓷首先产生并完成了这个质的飞跃。此后社会上大量使用的瓷器都是在影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景德镇也就是在宋代以后发展成为我国制瓷业中心的。
元代结束了宋、金、西夏对峙的分裂局面，官营和民营的海上贸易都比较发达。发达的海上贸易和广阔的海外市场，必然刺激商品生产的迅速发展，元代景德镇瓷业的辉煌成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过去一些艺术鉴赏家认为，元代的中国是政治、经济、文化均落后于汉族的异族统治着中原大地，它是中国历史的倒退，因而元代在中国陶瓷史上是一个在技术上停滞不前，艺术上趋于衰落的时期。然而自从20世纪50年代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故宫发现许多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以后，国内的一些遗址与窖(?)藏中也相继发现了大量精美的元代景德镇瓷器，这才使人们对元代的瓷业有了较新的认识，原来元代景德镇瓷器并不是丑小鸭，而是一只美丽的白天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景德镇瓷业在世界陶瓷业中所占据的领先地位，就是在元代发展的基础上取得的。
公元1278年，即元王朝统一全国的前一年，元朝廷就在景德镇设立了专门烧造官府用瓷的浮梁瓷局。当时中国最好的瓷器是浙江的龙泉青瓷，景德镇瓷器在工艺成就及产品知名度等方面，均不及龙泉窑，但是元王朝唯一的为皇室服务的瓷局为什么不设在浙江龙泉窑而要设在景德镇呢?这是因为蒙古族统治者崇尚白色，以白为吉，即所谓的“国俗尚白”。连同陶瓷在内的工艺美术品都是为人生产的，只要工艺条件具备，可以提供多种选择，到底选择什么，人的好尚便至关重要。既然有崇尚白色的民族传统，又有生产白瓷的技术条件，那么王室所需的祭器与日用器皿必然也要求“洁白无疵”。当时景德镇大量烧造的正是青白瓷，这种以白色为主色调的瓷器与龙泉青瓷相比，当然更容易博得蒙古族统治者的喜爱，这便是朝廷把瓷局设在景德镇的主要原因。
浮梁瓷局是为朝廷生产瓷器的机构，所烧产品既有皇家用瓷和朝廷祭器，也烧造商品瓷，其中既有为元代军事机构枢密院生产的书有“枢府”的卵白釉瓷器，也有最先销往伊斯兰教区国家，并在以后成为景德镇瓷业主要产品和生产主流的青花瓷器。
浮梁瓷局的设立，使景德镇窑倍受“宠爱”，它可以借助官府的力量垄断最优质的原料（所谓“御土”，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可以从全国各窑场调集优秀工匠，还可以从将作院和宫廷画院得到新的产品器型和装饰画面，甚至可以直接得到来自西亚波斯湾地区进口的青花彩料。种种“特殊待遇”使景德镇瓷业迅速超越同时代的所有窑场而独步天下。
元代景德镇瓷业在制瓷工艺和陶瓷艺术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元代高岭土作为制瓷原料的使用，是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事件。南宋时出现的原料危机，曾使景德镇瓷业陷于“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而高岭土使用价值的新发现，则使南宋后期濒临绝境的景德镇瓷业转危为安并再度繁荣起来，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景象，给景德镇制瓷原料的开发和瓷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为以后明、清两代多品种、大批量的瓷业生产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高岭土的发现和使用，是元代景德镇瓷业高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高岭土是一种白色粘土，至今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制瓷原料。据专家考证，高岭土作为制瓷原料大量引入瓷胎，最早发生于元代的景德镇。高岭土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景德镇瓷器的质量。由于高岭土耐火度高，在瓷胎中起到骨料的作用，从而提高了瓷胎的耐火度，使大件瓷器的烧造成为可能，同时减少了制品变形率，也改善了瓷器的物理性能。景德镇瓷器从此由低火度的软质瓷变成了高火度的硬质瓷，从而完成中国陶瓷历史上一个巨大的质的飞跃，可以说高岭土用作瓷器制胎原料是世界瓷业史上的重大变革。高岭土使用价值的发现，是中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导致了瓷石加高岭的二元配方制胎法的出现，给景德镇瓷业带来一系列重大变化。正是由于高岭土的使用，使景德镇安然度过了南宋时期的制瓷原料危机，在元、明、清三个历史时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使古代景德镇的制瓷技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
元代景德镇瓷业的另一个巨大成就，就是青花瓷器的烧造成功，这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青花瓷是我国最优秀的陶瓷产品之一，由于它在艺术效果和使用价值等方面具有许多独到的优点，所以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中国或是外国，都深受人们的欢迎和喜爱，以致青花瓷的生产历数百年而不衰。
青花瓷器是一种以钴的氧化物(一般为矿物形态)为着色剂、经高温还原焰烧成的釉下彩绘装饰瓷器。可见青花瓷器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以钴为着色剂、还原气氛烧成，釉下彩绘装饰，也就是说，钴料运用技术、还原焰烧成技术和釉下彩绘技术便构成了青花器的三个基本工艺要素。这三个工艺要素在元代以前都已经具备，如湖南长沙窑的釉下彩绘技术，宋代由磁州窑加以继承和发展；唐三彩陶器中的蓝彩；有了这两个工艺条件，景德镇青花瓷的发明就具备水到渠成之势了。
景德镇的青花瓷器最早出现于元代。有趣的是，元代的青花瓷器是突然而又成批地出现在景德镇，并且一开始便显得十分成熟，似乎没有任何孕育期和成长期，这与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不相吻合。这种与常规相悖的事件的出现，自然有其特别的原因。
中国至晚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具备了烧造青花瓷器的工艺条件，一旦有了市场需要这个外部动力，青花瓷器便会应运而生。这个外部动力正好便是元代与西域国家的贸易往来。
青花瓷器原为销往西域伊斯兰教区的外销瓷，而伊斯兰国家波斯早在12世纪就流行用钴蓝彩画白釉陶器了。我们知道，青花最适宜装饰质地优异的白瓷，我国北方虽有生产白瓷的元代窑场，但在与波斯陶器质地相近的北方白瓷(质地粗劣)上流行彩绘青花，作为输出品便似乎没有多大意义。虽然南方的龙泉青瓷和中原地区的磁州窑器质地优于北方白瓷，但青花毕竟也不适宜画在龙泉窑器的深绿色厚釉下，更不可能画在磁州窑和吉州窑的黑釉之下，只有景德镇那种质地优异、釉色莹润的白瓷才适于青花装饰。加上元王朝惟一的专为官府烧造瓷器的浮梁瓷局又设在景德镇，因此青花瓷器突然而又成批地出现在元代的景德镇便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势所必趋的事情了。这便是青花瓷出现在元代景德镇的背景因素。
然而，在元代青花瓷器出现以前的景德镇，还是一个生产纯素白瓷和青白瓷的窑场，只有使用刀具在坯体上刻画的刻印花装饰，未曾烧造过以毛笔为彩绘工具的彩瓷，因而严格地说，景德镇窑场的工匠在开始烧造青花瓷器之时，其美术基础，或者说是绘画基础是拙劣的。但元青花瓷器毕竟在这里成批地诞生了，而且一露头角便显得那么娴熟、那么工整、那么完美，以致明、清时代的同类产品都难以望其颈项。这里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元代青花瓷是否由景德镇那些缺乏绘画基础的工匠所绘制?这批成熟、工整的青花瓷器究竟出自谁的画笔?根据有关文献分析，当时绘制这批青花瓷器的工匠，当是具有较好绘画基础的磁州窑工匠，而非缺乏绘画基础的景德镇瓷工。
朱元璋灭元以后的二十四年间，由于残酷的战争，使浮梁人口锐减了八万余人，而蒙古大军灭宋后的第十一个年头，即元庚寅年，浮梁人口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比南宋后期增加了五万五千余人。尽管宋元战争没有元明战争那样惨烈，但在短短的十年，一个没有任何现代医学的十年里，浮梁人口自然增长达40％，这是不可思议的。这种突如其来的人口增长，必然与北人南迁、北匠南调有关。此后，浮梁瓷局的规模迅速扩大，工匠迅速增多，可见在南迁的北方人中，工匠所占比例较大，其中必有许多来自于磁州窑的工匠。这些工匠在得到朝廷的指令和青花料以后，便开始大量彩绘青花瓷器。
磁州窑烧造釉下黑彩的历史较长，积累了丰富的釉下彩绘经验，并拥有众多优秀画手。而画釉下青花和釉下黑彩相比，只有彩料的不同，在技法上却无多大差异。正如一个用国产黑墨水绘画的人(与釉下黑彩料比)也可以用进口的蓝墨水(与波斯青料比)绘画一样，然而对于当时以印花装饰为主、缺乏绘画基础的景德镇瓷工来说，对彩绘釉下青花就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了。
那么这批绘制元青花的磁州窑工匠又怎么会到景德镇呢?据文献记载，元王朝曾搜罗大量技艺文人为朝廷服务，而那些经常向元王朝献财进宝的波斯商人往往也要求皇帝的回赐。如果他们要求得到具有白釉蓝花(其时在波斯流行白釉蓝彩陶器)的中国瓷器的话，元朝廷便会像“徙甘、凉御匠五百余户于襄阳”(《元史·成宗一》)，调“西域织金绮钦工三百余户往弘州”(《元史·镇海传》)一样，很迅速地把磁州窑工匠调往浮梁瓷局。因为波斯人在元代中国享有特殊地位，属仅次于蒙古人的“色目人”，而元朝廷对西域国家的贸易往来，也要求将磁州窑工匠调往景德镇，烧造波斯人所钟爱的白釉蓝彩瓷器。这样一来，便使得成批的、崭露头角的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显得非常成熟、非常工整、非常完美，而且其绘画笔意也酷似磁州窑的釉下黑彩瓷器。磁州窑工匠在景德镇大量绘制青花，促使景德镇的工匠也开始学会并逐步掌握了釉下彩绘技术，为以后釉下彩瓷的持续发展和釉上彩瓷的发明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出现，是景德镇集天下名窑之大成的产物，是景德镇瓷业持续发展的产物，也是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物质、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青花瓷器一出现，就广受人们的欢迎，它取代了元代以前的刻，划、印花等装饰技法，而成为我国陶瓷装饰的主流，为我国陶瓷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青花虽然是一种单色釉下彩，但由于当时使用的波斯青料是一种含铁钴较高的青料，绘画时线条微晕，自然流畅，其浓郁的色调与莹洁细腻的白釉巧妙配合，相互辉映，加之用浓淡不同的青料彩绘于同一器物之上，产生深浅不一、浓淡有致的呈色效果，又有“料分五色”之称，颇具水墨画的特点，艺术、收藏价值极高。
釉里红瓷器是元代景德镇瓷工的又一重要创举。釉里红也是一种釉下彩，与青花不同的是，青花的着色剂是氧化钴，釉里红则为氧化铜的呈色。釉里红可以单独装饰瓷器，也可以与青花结合，称作青花釉里红瓷器。青花和釉里红的综合装饰，有着奇特的艺术魅力，二者相互衬托，相得益彰，和谐高雅。这种高超的装饰技法一直沿用至今，而青花釉里红瓷器由于烧造难度相当高，至今仍为景德镇瓷器中的名贵产品。此外，金彩，珐华彩、红釉和蓝釉等，也是当时的新产品，这些颜色釉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对各种色剂的熟练掌握，大大丰富了瓷器的装饰。
青花和釉里红等优秀品种艺术效果的体现，须以白釉瓷器为之衬托，这是彩瓷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元代景德镇大量烧造的“枢府”器，就是元代官府机构枢密院在景德镇定烧的一种白釉瓷器。枢府器胎体厚重，釉呈鹅蛋色泽，故又称“卵白釉”。这种卵白釉烧成温度高，与瓷胎结合紧密，不开片也不脱落，不仅为青花和釉里红的艺术效果提供了展现的场所，而且为以后釉上彩瓷器和明初甜白瓷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青花、釉里红、卵白釉及各种颜色釉等产品的出现和高岭土的应用，像一颗颗灿烂夺目的新星高高闪烁在天际，昭示了元代景德镇制瓷业辉煌的成就，使景德镇瓷业开始进入了黄金时代。
在元代浮梁瓷局的基础上，明王朝于洪武二年便在景德镇设立了御器厂，专门烧造皇室用瓷。永乐三年至宣德六年，大航海家郑和七次出使大西洋，加强了中外物质、文化的交流。明朝后期，许多重要的手工业相继进入工场手工业阶段。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明代景德镇瓷业在宋、元发展的基础上，更开创一代未有之奇，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明代的景德镇已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并出现了以民营手工业工场和作坊为标志的资本主义萌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的瓷器在宋元以前往往是名窑辈出，制作水平相差仿佛，而各名窑产品均各具特色。从明代开始，景德镇瓷业的技术水平和烧造规模，均明显地超过各地窑场，而成为“天下窑器所聚”的瓷业中心。明代景德镇瓷业的迅猛发展，把同时代的其他窑场全部甩到身后，而独居全国瓷业之首位，所谓“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无论是宋代的五大名窑还是盛极一时的龙泉窑，在入明以后，都无法与景德镇窑相提并论，而只能望其项背。明代景德镇瓷业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不仅青花瓷和白瓷发展很快，釉上彩与颜色釉瓷器的烧造成就也非常显著，而且能够烧造出气势宏伟的大龙缸和精巧绝伦的薄胎瓷了。
从品种和质量来说，明代青花瓷是景德镇瓷器生产的主流，（彩瓷的发展） 以成化斗彩为代表的彩瓷，是我国制瓷史上的空前杰作，永乐、宣德时期铜红釉和其他单色釉的烧制成功，则表明了当时制瓷业的高超技术水平。景德镇明代瓷器的装饰形式已相当丰富，既有釉下彩绘，又有釉上彩绘，还有釉上与釉下相结合的斗彩，这是宋元以前任何时代，任何窑场所无法比拟的。龙泉青瓷虽在明初仍继续大量烧造，但已无法与景德镇的釉下彩、釉上彩、斗彩及种类繁多的高低温色釉相匹敌，因而在明中期以后便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的道路。磁州窑系的白底黑花器虽仍为民间所喜爱，但与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相比，在胎、釉和制作工艺及彩绘技巧上都望尘莫及，最终也不得不归于没落。随着各大名窑的没落，各种具有特殊技能的制瓷工匠自然会向制瓷业发达的景德镇集中，造成了景德镇“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的局面。
明代的青花瓷已成为景德镇瓷业生产的主流，特别是永乐、宣德青花瓷，胎质细腻洁白，釉色晶莹肥厚，青花色泽浓郁，妙不可言。明代青花色料呈色各不相同，青料来源也更为广泛。如宣德年间官窑使用的是含低锰高铁的国外进口料，成化年间则采用国产钴土矿与含低锰高铁的青料混合使用，至正德、嘉靖时，使用的青料分别接近于浙江已煅烧的青料和云南经提炼的珠明料。加上景德镇制瓷工匠的精心处理，使青花瓷的制作和青料的运用，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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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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