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幕:做红旗防弹车 “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华福林:不能出错的防弹车
防弹车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正式立项,当时在中南海就成立了专案组,组长是中央警备局局长,即毛泽东的司机大张;副组长是我们一汽副厂长李中康,李现在退休了,还健在。
专案组联合了全国其他几个单位,比如说,玻璃由北京的建材院设计;轮胎由沈阳的第四橡胶设计院设计。装甲除了外壳外,里边都包起来,由包头坦克厂装甲办专门配制。其他部件由我们设计。
轮胎的防护性要求是,半自动步枪打穿后,还能跑到100公里外。最高车速则要求达到110公里/小时。当时中南海给过我们一辆样车,是捷克的斯柯达防弹车。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知识分子叫臭老九。但被选去做防弹车的人都是经过筛选的,技术上好,出身也好。别人看我们这帮人政治待遇很高,非常羡慕。可里面的人几乎没一人愿意干。因为,这辆车不能出任何一点事,说得严重点,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遇到的问题很多。比如前面的稳定杆,设计起来很容易,但拐弯时不能碰地,也不能碰轮胎上下面,光这个杆就改了三四次。设计杆的人叫高永锋,我们称他高三头,因为没做好,关于他的大字报也贴出来了,叫做“不稳定的稳定杆”。
这个爬坡过程很复杂,咱们二级公路最大的坡是12度。13度坡是什么概念?就是在100米的水平距离内上升20多米,从北京市区到长城这段路上,快到长城时,有个急转弯13度,要用四挡上去。为了找到这么大的坡度,试车时我们去了长春净月坛,从净月坛下到湖边时,由于车太重,陷到泥里出不来。没办法,就找解放军来帮忙。解放军说,这好办,来两人帮着抬。但是抬不动,后来一个班帮着抬。他们就问,这是什么车啊?怎么这么沉?
在这之前,我们曾做过一辆试验车,开着它到净月坛试车。这个试验车除了装甲是普通钢板焊接的以外,其他都跟防弹车一模一样。开到离我们厂约30公里时,我们听到轮胎传来咣当、咣当的声音。大家下来检查,才发现维修用的一把螺丝刀掉下来后正好被轮子压住,扎进了轮胎里,把手却还露在外面,所以有响声。
当时我们没带备胎,我们担心拔下螺丝刀后,不知道能不能把车开回来,所以有人说拔,有人说不拔,后来司机说:“拔下来吧”。然后赶紧往回开,回到厂里轮胎也没撒气,所以轮胎算是通过了鉴定。
杨建中:300匹马力的防弹车
红旗防弹车的发动机是我设计的。红旗防弹车诞生前,毛主席坐的是1950年斯大林送给他的吉斯110防弹车,这个车没空调,后面有个大箱子搁着冰块,一拉门还有台阶。设计防弹车的任务毫无疑问要汽车厂来完成。
防弹轿车自重5.5吨,7升排量,300匹马力,550牛米,要求能够在四挡直接爬13度坡。这么重的车,外型还得跟三排坐一样,机舱位也得一样,不能让别人感觉到不同,否则就不能保密。国务院中南海机关事务管理局要求我们设计出300匹马力防弹车。
研制红旗防弹车是何等光荣伟大的任务啊!造反派当然当仁不让。有个造反派的小头头是原设计科大学毕业不久的技术员,红色革命委员会二总部的司令,保皇派。他要来接着搞红旗防弹车。
用什么发动机是首要问题,红旗发动机原为200马力,后来在研制新红旗CA774时,我曾在不大改工装设备的基础上,将发动机功率提高到240马力,而且当时根据中南海车队的要求,希望将分电器前移。这事大家都认为不太可能,但我却设计成功了,这也可说是我的成名之作。受到了领导和广大工人们以及中南海车队的赞赏。但这事却也激怒了造反派头头,他们质问我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他们这事。
造反派自己搞不成,1967年我刚刚下放到长春兽医大学三天后,革命委员会又把我给调了回来,委任我担当设计300马力发动机的重任。
坦白地说,他们调我回来,我并不愿意,也非常不愿意干。因为那时是按照阶级斗争论长短,而不是用科学的方法做事情,做错了就成为批斗对象。我主要负责整机布置和缸体设计,第一轮设计不成功,不但功率达不到,连发动机都碎了。大字报立即铺天盖地地出来,贴了满满一墙,骂我是“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坏蛋”。
这个伟大光荣任务完不成怎么办?恰好在这个时候,上海的张春桥也要介入,他的意思很明显:你长春一汽干不出来,那就让上海来干吧。当时上海已在生产上海牌汽车,他还从一汽要走了十套零件。
造反派感觉太没面子了。他们心里也明白,最后他们说:“这事非老杨干不可。”于是,革命委员会应运而生。我的压力确实很大:搞成了没什么好处,搞不成的话一身罪。我爱人也劝阻说:“你千万别搞。”那时试车场离我家有好几里地呢。试验车一起步,就跟飞机起飞似的,她在家都听得见,只要听到没声了,她就紧张。
工作叫你搞,你不搞也不行,不搞就是“钻进革命队伍的坏分子”,所以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站着不是,蹲着不是,怎么着也不是。最后没办法,我就豁出去了,一天24小时全都搭在试验室里,分析怎么改进发动机。造反派靠边站着看,就等着看我的笑话。每次试验不成功,他就跑来看看,一有好消息,他就不声不响走开。
为了解决大功率发动机的问题,革委会批准我去北京中南海,参考一下林彪副统帅的座骑。那时他的车是美国凯迪拉克,所谓参考也只不过是打开发动机机舱盖看看发动机外形而已,不解决问题。
看来问题还是要自己想办法解决,真有点到了要与大发动机共存亡的地步了。我就老琢磨这个事,针对上部分的燃烧问题和功率问题,我采用了些万能办法,比如本来是铸件,我拿铁把它焊起来,测试一下看行不行。苍天不负有心人,大概是上天给了我聪明与智慧想出了非常规改进措施,经过一个月的努力,性能试验一举成功。发动机马力一下子上到320匹。
我记得试制成功的那天是1967年4月某日凌晨4点多钟,我累得趴在怒吼的试验场外,靠在椅子上睡着了。清晨军代表及革委会领导视察现场,觉得我这个能够改造好的知识分子给一汽争了光,给革命委员会争了光。等我醒后,他们就问我吃早饭没有?我说没有。他们就领我到食堂,叫厨师有什么好吃的就做什么来(那时供应很紧张)。
发动机性能达到了还只是开始,更重要的是通过发动机的全速全负荷的耐久性和可靠性的试验。多次试验改进再试验后,试验终于取得成功。直到现在,发动机改进的图纸我还保留着。迄今为止,这辆防弹车匹配的仍然是国内最大的汽油机发动机。
大马力发动机研制成功了,新型772B红旗防弹车诞生了,自然这又是毛泽东思想的一次伟大胜利。为了表彰我在开发大功率发动机中的贡献,在那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年代,破例给我放假一周,并批准我与押送防弹车人员同去北京中南海送车。吃住在那里,等待验收。
实际上,试制红旗防弹车的过程中还有很多故事。试制发动机属保密工作,门口有警卫守着。有个工人因为丢失了一张图纸,上吊自杀了,弄得大家相当紧张。在北京调试整车时,车出南池子直上长安街,西去石景山,绕道八达岭,挂直接挡(4挡)爬13度陡坡,发动机一切正常。
稍微休息后,下山东去北京机场,再回北京市经天安门回到中南海,一路绿灯,很是威风。
有一天试车组刚从德胜门出来,就看到前面有辆两排座化油器红旗车,那时坐红旗车的都是中央首长,于是就一直跟着它,结果走了一半,他们就返回来了。当天晚上就把试车司机给抓起来,原因是“跟踪了中央领导康生的车”。就那天我没去。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那时候测量油耗都用大桶子,架在车后背上,看上去像个机关炮。在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年代,司机被抓起来关了半年。
顺利交车后,中南海革命管理委员会发来贺电,感谢一汽的革命领导,伟大的工人阶级,还有革命的知识分子。我想最后这句话大概是指我。这是我一生中的最高荣誉,而我这一生中得到的最高奖赏,就是一本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和一支圆珠笔。
红旗车不能出错。我记得当年朝鲜外相崔英健访华时,他从人民大会堂出来,跟周总理告别后,请他坐上车后,结果车打不着,发动不了,赶紧换后一辆车。后来,维修组来查,一打就打着了,可能是太紧张的缘故,虚惊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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