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祖涛：红旗复出“主推手”

来源《汽车人》杂志记者 安丽敏

　　作为一汽的第一个员工，陈祖涛也几乎是第一个与红旗结缘，从红旗工厂的设计，直至身居中汽总公司老总为红旗的复产上下奔走，陈祖涛是红旗的忠实拥护者

　　北京右安门，陈祖涛的家。窗台上摆着一汽全系的轿车车模，从第一辆东风到现在的红旗HQ3。其间，他最钟爱的是大红旗检阅车车模。1984年10月1日建国35周年的盛大阅兵式上，邓小平检阅三军部队乘坐的就是这种检阅车。

　　作为一汽的第一个员工，陈祖涛也几乎是第一个与红旗结缘，这似乎也宿命般的预示了他一生与红旗的不解之缘。从红旗工厂的设计，直至身居中汽总公司老总为红旗的复产上下奔走，陈祖涛不愧为红旗忠实的拥护者。

　　“我心里不好受”

　　陈祖涛总结，造卡车是小学水平，造轿车是大学水平。1956年一汽建厂，开始生产解放卡车，仅仅两年后的1958年，一汽开始规划造轿车。几乎没有任何技术储备的一汽轿车匆忙上马，生产也处于仿制阶段。

　　尽管红旗轿车为一汽人和中国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但不惜成本以及手工作坊式的生产，质量问题在所难免。就在红旗开始小批量生产后，质量问题也就凸显出来，“很多小毛病”，影响了红旗的声誉和形象。

　　一次，陈祖涛出国，我国驻外大使向他诉苦：“有几次到机场去接外国总统，跑到半道，红旗抛锚了，我们的大使眼睁睁地看着别国的大使飞驰而去，急得跺脚，误了接人事小，影响了两国关系事就大了。”红旗在为中国赢来荣誉的同时，也带来了尴尬。

　　由于这些负面影响，时间长了，有些中央领导慢慢地就不坐红旗了。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外出时，在他的红旗后面还有一辆备用车，一旦抛锚，就立刻换。有一次，他的红旗行驶中突然冒烟了，工作人员慌得手忙脚乱，马上中途换车。最后经过检修发现冒烟是因为化油器漏油。赵紫阳对此很有意见，说：“生产这么久了，质量还是上不去，这样的车还生产它干什么？”

　　1981年5月14日，《人民日报》登出了红旗停产指令：“红旗牌高级轿车因耗油较高，从今年6月份停止生产。”当时作为中汽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陈祖涛了解更多的事实真相，尽管他知道红旗自身存在问题，可是他仍然认为红旗只要解决了这些质量问题，还应该继续生产。

　　“推销”红旗

　　陈祖涛开始为红旗上下奔走。在其所著的《我的汽车生涯》中，关于这个过程有着详细的描写，他写道：“红旗停产了，但国家在公务活动中还是需要防弹高级轿车的，为此，国家花费大量外汇购进了几辆国外的保险车，经过比较，进口产品的舒适性以及防护性都不如我们自己的。有比较才有鉴别，这样，红旗的再生又有了可能。”

　　当时陈祖涛频繁出入中南海，与分管财政的田纪云副总理熟识之后，陈祖涛根据当时的现实状况，提出了红旗复产的建议：“红旗存在一些问题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但企业对生产是高度重视、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的，可以说是精雕细刻，所以车的总体指标并不差。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有些重要的总成如发动机、转向、刹车等，自己生产质量难以保障。最好的办法是直接进口，有了这些有保障的关键总成，红旗的质量绝对没有问题。”同时陈祖涛从中国汽车工业的角度讲到，红旗是中国的自主品牌，是中国轿车工业的先锋，在国内、国际都有重要的影响，红旗倒了，政治影响大于经济影响。最后陈祖涛郑重建议：“红旗改进质量后恢复生产。”

　　此次谈话成为红旗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田纪云副总理听了陈祖涛的建议之后表示赞同。随后他就向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汇报了红旗的情况，胡耀邦同志也赞同陈祖涛的意见，并指示1984年邓小平同志国庆阅兵车就用我们自己的红旗。

　　1983年10月22日，田纪云副总理在国务院主持召开了生产红旗检阅车和红旗轿车改造汇报会。在会上，陈祖涛做了关于生产检阅车的安排和红旗轿车改进的汇报。田纪云同意了改进意见。会后，田纪云找到陈祖涛，问完成这个改进工作需要多少资金，陈祖涛提出300万美元。田纪云也很快批了300万美元用于进口关键总成，这样就保证了进口所需的资金。

　　1983年12月2日，中汽公司正式向一汽下达了红旗检阅车的生产任务，拉开了红旗复产的序幕。陈祖涛对记者讲起这个过程的时候，仿佛这一幕又回到了他的眼前，他清楚地记得当初告诉一汽厂长黄兆銮、一汽轿车厂厂长范恒光要抓住机遇。

　　红旗要“脱胎换骨”，但红旗的外形已得到全国人民的认可，所以不能“改头换面”。对事关安全的重要零部件，在暂时解决不了质量问题的情况下进口。最后，一汽从福特购买了一批总成。

　　一汽方面对这次试制检阅车也非常重视，把它看成是为红旗恢复名誉的重大战役，组织精兵强将投入试制。经过一汽人的刻苦努力，改进后的红旗动力性、操纵性、可靠性有了明显的改善，整车质量有了很大提高。

　　有了产品之后，陈祖涛这个红旗的“推销员”立刻开始为新红旗的复出而奔走。他首先希望把红旗车“推销”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李鹏看到新红旗非常高兴，还自己开了一圈，陈祖涛趁机建议送给他一辆。李鹏则表示，换车得通过中央保卫局同意，他自己个人不能随便换车。第一次“推销”就没有成功，随后因为同样的理由陈祖涛并没有很快将红旗推销出去。

　　在这个时候陈祖涛自己是乘坐一辆红旗车的，他告诉《汽车人》：“其实，按照我的职位和级别，是不能够乘坐红旗车的，为此我老伴还经常骂我.陈祖涛找到对汽车工业一贯关心的薄一波同志，向他汇报了红旗改进的情况，又请他上车试乘。薄老试乘后赞不绝口，连声说“好、好”。陈祖涛马上提出让他使用新红旗，薄老很高兴地答应了。有了示范作用之后，又有很多中央领导换了新红旗。红旗的复出成功了。直至今天，陈祖涛提及这一幕一幕，都仿佛历历在目，眼神里充满了惊险和幸福。在陈祖涛的红旗“推销员”生涯里的，这一成功推销虽一波三折，却具有里程碑意义，但并不意味着大获全胜。

　　走出阴影

　　试制和复出成功，并不能代表最终的成功。真正开始生产红旗检阅车就不这么简单了。陈祖涛拿起窗台上的那个检阅车模型讲到问题的关键所在：检阅车其他问题都能解决，关键是那个可收放的车顶篷的防弹问题。他说：“红旗检阅车的车身是防弹的，底盘是防爆炸的，可是那个顶篷是软的，怎么防弹呢？”

　　最后，经过多方寻找，了解到这种防弹顶篷只在美国有，一汽派人到美国去买，花了18000美元向美国友升公司订了两套，但装车试验后达不到要求。再向美国有关公司咨询的时候，就遇到了困难，对方提出咨询费就要两万美元，如果要购买这项技术则需要2亿美元，这简直是天文数字。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军工系统挺身而出，自己试制。经过一番努力，这个防弹的顶篷试制成功了。解决了这些难题之后，过程就顺利得多了。

　　1984年8月20日，两辆CA770检阅车试制成功。1984年9月6日，崭新的检阅车开进中南海，警卫局的同志对车进行了严格的检验后，办理了交接手续。1984年10月1日建国35周年的盛大阅兵式上，邓小平同志以及阅兵总指挥秦基伟同志分别乘坐这两辆特制的检阅车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部队。

　　在检阅的时候还有一个小插曲，陈祖涛看着邓小平乘坐检阅车出来往东单方向去，可是过了20分钟还不回来,陈祖涛心就揪了起来，不停地看表，他担心是红旗出了问题。又过了一会儿检阅车安然无恙地回来了，陈祖涛这才松了一口气，后来才打听到，因为受检部队很长，到东单还拐弯了，因此时间也长了一些。

　　因为一汽对这两辆特制的红旗检阅车的独特贡献，11月3日，邓小平同志和秦基伟同志分别给一汽轿车厂签发了嘉奖令和慰问信，表彰他们在国庆阅兵中做出的杰出贡献。红旗轿车也因此走出阴影，恢复了小批量生产。

　　红旗是我国第一个叫得响的轿车经典品牌，国外称它为中国的“劳斯莱斯”。我们造车人对它也是情有独钟，现在，红旗不但作为一个品牌保留下来，而且还在不断改进。1988年5月17日，一汽与德国大众签署了“奥迪”轿车产品技术转让协议，一汽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用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配奥迪100轿车的车身，于1996年改造出了红旗CA7220。1998年，全新红旗CA7460在一汽诞生。这款红旗由于车身外貌和“奥迪”没有多大改变，因此在社会上也有不少议论。红旗经过这样改造，达到了“脱胎换骨”保证质量的目的，但老红旗的外形在国人心中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得到认同，所以外形不应该“改头换面”。

　　“我至今仍旧怀念当年红旗的外形，毕竟是我们自己亲手造出来的，有感情了。”陈祖涛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