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红旗在战斗热情中降生

　　从第一辆“红旗”三排座高级轿车的试制和成批生产到现在，王振已经在一汽工作和生活几十年了，精神矍铄的他永远是乐呵呵地以他朴实的幽默方式向你讲述过去的故事。

　　尽管曾任一汽轿车厂副厂长的王振老人已经81岁高龄了，但是他看起来远远没有实际年龄那么大。这主要归功于老人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精神矍铄的王振永远是乐呵呵地以他那朴实的幽默方式向你讲述过去的故事。

　　在接受《汽车人》采访的时候，他的夫人一直在旁边做提醒，那种夫唱妇随的默契程度，似乎只有一同携手走过大半个人生的知心伴侣才能拥有。

　　从第一辆“红旗”三排座高级轿车的试制和成批生产到现在，王振已经在一汽工作和生活几十年了，可当年职工参加试制与生产的那种为国争光、忘我劳动的主人翁责任感和相互支援、相互关心的荣辱与共精神，却依然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

　　从部队到一汽

　　一汽的建设队伍人员主要来自两批人，一批是各个地方的老技术工人和刚刚毕业的大学汽车专业人才；另外一批，是参加过各种战争，有着武装战斗经验的军人干部。这使一汽在组建之初就具备了一种战斗的热情和精神底蕴。王振属于后者。1945年参加工作的他，曾在中央东北军组织部工作。朝鲜战争开始后，1950年11月2号，王振跨过鸭绿江，到朝鲜前线参加战斗，在朝鲜兵站当政委，经历了三年战争锤炼。

　　1952年年底，东北军根据中央意见调回大批军人搞建设，于是，王振来到了一汽。刚刚来到汽车厂的时候，他被分配担任技术教育训练处计划科长。

　　“那时厂里的干部级别比较高，厂长饶斌是省委书记，处长是地委书记，我是团级干部，就当了科长。”王振告诉记者，刚来一汽的时候不懂汽车，于是找各种资料学习。

　　一年之后，一汽派出很多干部到苏联学习汽车专业知识，王振主修电器修理。学期一年后，王振又重新回到一汽，做了几年热处理方面的工作。直到1958年“东风”和“红旗”轿车试制，王振担任生产处副处长，主管轿车生产方面的工作。

　　在红旗轿车试制成功之后，很多车送到了北京。不过仅一年之后，北京就传来消息，说红旗车质量问题太多，送到北京就不能用了。刹车跑偏、方向盘转向出现毛病等等问题一大堆，于是红旗车在试制成功后第二年就停产了。

　　轿车不再生产了，一汽的很多同志们都改为到地里去种地。1960年年初，王振被派到中央机械部办公厅工作。不久后，中央调万名干部下放支援农村建设，王振到了吉林，辗转几年后，于1963年又回到一汽轿车厂，主管搞物资整改方面的工作。

　　那一年，王振回到厂里，眼前的景象已经和当年完全不一样了。轿车已经三年不生产了，原来的生产设备上都布满了灰尘。但是，中央又下达了命令，希望一汽继续生产轿车，这让王振觉得压力很大。

　　“当时觉得真挺难做的，图纸设备都没有了。不过好在人才还在，工程技术人员都是不错的，他们都参加过1958年红旗车试制工作，工人的平均等级是6级。只要这些人在就好办，这也让我们觉得有了信心。”王振回忆，那个时候重新开始造轿车，国家物资又匮乏，难度相当大。

　　1964年，机械部段君毅部长来厂，再一次提出要求，红旗车必须重新生产，并且对“红旗”的两排座提出了“质量不解决，产品不出厂”的严厉要求。

　　“那时，段部长很严肃地说，红旗车必须搞，因为国内现在没车。中苏关系破坏了，以前的进口车都不给了，汽车配件也没有了，再不搞红旗车就没有车了。你作为主任，生产不好轿车，就把你撤职。”王振老人告诉记者，那天的情景他记忆很深刻，段部长摔门而出，这证明当时国家的确很需要红旗车。

　　重造红旗

　　就这样，一汽轿车厂重新开始了红旗高级轿车的生产工作。

　　为了整治这些质量问题，一汽轿车厂分了40多个项目组，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将这些问题一一成功地化解掉。并且，还实现了一批技术革新项目，对车型很多地方都进行了改进。

　　当时国家领导人乘用的是当时苏联的“吉斯110”、“吉斯115”高级轿车，而一汽轿车厂生产的两排座不能代替这批苏联车三排座高级轿车。因此，机械部又命令一汽轿车厂必须试制出具有先进水平的三排座红旗高级轿车，给中央领导们乘坐。

　　“三排座是高级车，制造难度比较大，可当时我们手里只有一辆英国‘女皇’牌三排座高级轿车。于是，有关领导就安排我们去中南海，看陈毅副总理乘用的西德产‘奔驰600’。”

　　王振和赵世芳、路宝根等5人到了中南海，陈毅副总理的司机老李详细地向他们介绍了该车的性能和特点。当时，老李还在抱怨红旗车的毛病太多，德国车一点问题都没有。王振向他解释说，那是以前，现在我们不是特意来参考做高级轿车吗？

　　正当轿车厂开始投入新车试制的时候，一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5月中旬一天，风雨交加，大跃进时期建筑的砖木结构的轿车厂房，有些地方突然开裂，严重威胁人身和设备安全。厂长郭力知道情况后，当即和曹新、徐家宽等同志一起查看了厂房，当场决定：厂房紧急大修，轿车马上外迁。轿车厂房有1万多平方米的生产面积，到哪里去找这么大地方？

　　于是，王振陪着郭力冒雨去各分厂求援。他们用了半天时间，在越野、发动机、铸模、底盘、附件、教育大楼食堂等6个单位解决了7块生产场地。后来进行的样车试制和1966年“五一”节前送给中央的20辆新车，大都是在这些场地生产的。

　　地方定下后，一汽轿车厂很快就搬迁了。全厂靠自己的力量，仅用半个月时间，就把几百台设备一件不丢损地搬到了7个场地，很快恢复了生产。

　　在搬迁的同时，三排座轿车的整车设计就开始了。这时，离国庆节只剩下不到半年的时间了，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试制出一辆具有先进水平的高级轿车，困难相当大。“当时，轿车厂有设计、工艺等工程技术人员70多人，有不少同志曾参加过‘东风’、‘红旗’轿车的试制和‘红旗’两排座轿车的质量攻关，显露过卓越的才华，他们是这次新型轿车试制的先遣队。”王振还向记者回忆，还有300多名技术工人，不少同志是技术高超的多面手，是一支了不起的技术力量。

　　车身的外型设计，是美工设计师程正、艾必瑞、贾延良、张祥瑞等同志在保证风阻技术指标前提下，按美观、大方、富有民族风格要求，各做一个五分之一的油泥模型，然后发动全厂职工当评论员，出主意，提修改意见。最后把修改后的三个模型的优点集中在一个1：1的主油泥模型上，就是现在的“红旗”三排座轿车外形。

　　老师傅胡玉树创制了新车门锁结构。在定内部空间尺寸时，考虑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身高、体型和乘车需要，定了后座尺寸。

　　驾驶室的空间尺寸也是根据开车最有经验的路宝根、金文礼、崔洪松几位同志的不同身长、不同体形以及开车时的动作要求定下来的。悬架装置的设计，牵涉到许多理论问题，设计师华福林为提高横向稳定性和舒适性，在工人配合下，大胆改进了设计。

　　设计师朱子智同志为了提高轿车舒适性，在外国杂志一张照片的启示下，和焊接工艺师孙德慎等人一起研究，试制出了框型车架。

　　样车试制中的难题，就这样一个一个地攻了下来。整个进度奇迹般地提前实现了，前后仅用了5个月的时间。9月12日，我国第一辆“红旗”三排座高级轿车成功落地。

　　制定质量管理标准

　　就这样，一汽轿车厂派范恒光和司机徐汉普去北京送车。

　　一天晚上9点多钟，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在东西长安街试坐了新红旗车，并一个劲地让车速再高一些。司机说，时速已经是100公里了。

　　彭真当即表扬一汽的代表，坐在车里没感到这么快，真是一部好车。他对车的性能、外形、内饰都很满意。而且彭真还特别提出，周总理迎送外宾太累，后座能躺倒，总理就可以在车上稍微休息一下。

　　在第一辆样车送到北京不久后，中央的其他领导也都对红旗有了浓厚兴趣，想要早日乘用红旗车。于是，厂党委根据上级指示，决定在1966年“五一”节前，生产20辆三排座高级轿车送北京，供中央领导使用。

　　“我们虽然取得了在5个月内试制一辆样车的经验，但要在5个月内生产20辆新车，还简直有点天方夜谈。”王振回忆，第一难关是产品设计图纸和生产准备工作。试制第一辆样车时，有了一部分图纸和工装，但很不完整。另外，如果按部就班地搞，在时间上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不过，那个时候，一想到是给中央领导制造轿车，大家便立刻群情高涨，干劲十足。10月4日，一汽轿车厂召开了动员大会，整个轿车厂沸腾起来了，处处呈现出一片火热的战斗景象。

　　首先要解决的是图纸问题，车身设计组在余兆南同志带动下，仅用两个月就拿出了1000多张图纸。各个部门几乎是不分昼夜地加工赶制。

　　并且，王振在主持领导红旗三排座高级轿车量产工作的时候，还特别注重了质量的把关工作，他精心构思了提升质量的管理方法，开创出“四定一公布，三出三不出”的管理标准。这在提升红旗产品质量方面，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

　　那个时候，王振首创了给每辆红旗车立档案的做法，把每个程序的记录单都放在档案袋里。这样，每辆车每个部件是由哪个车间什么人组装制造，经过哪些人检验，直到出厂环节，都一目了然。

　　1966年4月20日，轿车厂职工经过了5个月的艰苦奋斗，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提前10天制成了20辆新型“红旗”三排座高级轿车，4月21日全部发往北京。至今回忆起当时的场面，王振依然兴奋不已，作为一个老红旗人，这段历史无疑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