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汽车商业评论
2月13日,就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表声明,明确反对现阶段放开整车合资股比限制的当天,在北京东边一家酒店,《汽车商业评论》专访了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赵福全。
春节前夕,他已经和一些业内人士讨论过中国汽车产业股比放开的问题。在那场讨论中,他赞成现阶段不放开股比。因为觉得春节前夕的那场讨论还只是泛泛而谈,这一次我们希望能够和他展开更深层次的讨论。
在访谈中,赵福全还是坚持反对立即放开合资股比的态度,但是认为国有车企必须马上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汽车商业评论》所疑惑的是,如果不放开股比,是否真的能够推进国有车企向前发展?赵福全则认为,只要国家确定了汽车强国战略,那么就可以保证实现汽车业对内先开放。
以下是《汽车商业评论》记者对赵福全采访的实录,此处略有删节。
变革:内压还是外迫?
《汽车商业评论》:关于要不要放开股比,现在有两派正在进行争论——一派是以厉以宁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要遵循市场规律,应该放开股比;另一派是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和国有企业为代表的业内人士,认为不应放开股比。您的意见呢?
赵福全:实际上,双方都有各自的道理。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强调一面的时候,则选择忽视了另一面。
从市场经济、公平竞争、“乱世出英雄”的角度,似乎是应该放开;但如果仔细考虑“公平竞争”这个概念,则需要真正有市场实力的双方进行竞争。
股比放开或者不放开,考虑的大前提,都应该是中国汽车产业是否要做强和能否做强。
这个我们非常赞同,但是不放开股比为什么就利于中国汽车产业做强?
从竞争的角度,“狭路相逢勇者胜”,这是对的。但是有另一种可能,在中国汽车产业目前实力并不具备的情况下,盲目放开有可能导致全军覆灭——当然,如果“只求所在不求所有”,只要自由竞争,其他无所谓,放开也无妨。
但我认为,当下所做的一切努力,是为了中国自己的汽车产业在最终的竞争中胜出,并在竞争中形成更强的竞争力——这才是大前提。中国汽车产业现在已经做大了,但还要做强。
放开是为了让中国汽车产业更有竞争力、更强,但如果没有时间表,一下放开,就会让大家措手不及。
我的基本观点,眼前不放开,但未来一定要放开。中间这个时间要足够长——让自主品牌有时间做好准备并具备竞争力;但这个时间又要足够短,让他们每个人都有压力,“扶不起来的阿斗”最终也应该被淘汰。
您觉得这个时间是多长?
我认为是两到三轮产品开发的时间,大概10年。10年的时间在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并不算一个很长的时间。
我们认为10年以后,照这个样子,可能国有车企就全军覆没了。我们的出发点是,如果现在放开,中国汽车产业可能还有救,10年之后可能就没救了。
我所说的现在不放开,指的是对外,外资与中方“50:50”的不放开;但与此同时对内应该先放开,要让更多的有志于汽车产业的人有成长的空间,让更多的黑马能够闯出来。
十八届三中全会所传递的信息,也表明未来竞争性产业要混合所有制。未来民资是否也可以入资国有?这既是一种支持,也是一种冲击,还是一种鞭策。
我们的想法是,如果想靠目前的这些国有企业为底子振兴汽车产业的话,应该尽早放开。
借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政策东风,一方面加快进行国企体制改革,提升竞争力;另一方面放开竞争,并不一定是外资进入国企,未来可以将民资引入国企。
但在当前有合资公司作为奶妈的前提下,民资入主国企,我们认为比较难。
但如果都是按照这个前提来考虑,那么怎么做都“没戏”了。
我们往细里分析:现在每个国有企业都有奶妈,甚至每个都有好几个奶妈——即合资公司,这让它们过得非常舒服,这些温室里生长的孩子们,内部变革的冲动非常小。如果把这些“命脉”掐断,逼着它由里向外进行变革,民营资本进入的同时,将国有企业变成一个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公司——国资成分不再是50%,而变成百分之二三十甚至更少,让其在董事会的掌控下运作,这样才能有助于促进这些汽车公司正常运作。
您也知道,外界都在批评,现在的国有企业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各种的“不正常”,各种官僚主义、各种繁文缛节、各种复杂关系。比如有诸多供应商并非“择优录取”,导致中国当下汽车产销基数如此之大,却连供应商都培养不好。
所以必须改革这种局面。而这种改革,如果依靠国资委主导,可能收效甚微;但如果股比放开了,在外部压力到来之后,它们可能就愿意、或者说不得不把这个事情做好。
我想强调的是,股比放开与国企体制改革是两回事,前者并非后者的前提。我认为,如果下定决心,是可以用全新的机制来考核企业的。国企体制的改革,需要各种资本的进入,更需要考核机制和目标的调整,需要用人机制的改革,需要给企业更大的自主权,需要引入职业经理人。如果不这么做,即使你放开了,也并不能达到做强汽车产业的效果。
我们理解您的观点,也认为保存合资企业作为“奶牛”,依靠混合所有制做大做强,这是最理想的,但认为如果不放开股比,完全做到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放开股比,然后让市场逼着它们做这些变革,岂不是很好?
并不是合资企业造成目前中国汽车产业不够强大的现状,实际上还是机制的问题。如果机制不转变,没有合资企业也会是现在的情况。
放开:先对外先对内?
《汽车商业评论》:没有合资企业,不少国有车企的日子可能就过不下去了,它不就想改变了吗?
赵福全:都到了过不去的时候,还让它们和外资品牌直接竞争,那它们不就更完了么?
我们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是让它们不行就死掉,还是确保它们不死掉,顺利过渡,然后继续作战?我认为我们的目的应该是后者。
自主品牌是我们自己的“儿子”,虽然最终目标是要把它们放飞,但绝不是希望它们死掉。这是需要搞清楚的大前提。
我的想法是,虽然切断了来自合资公司的奶水,国有车企面临了困境;但是现在外面的资本很多,新的奶源很快就可以进来了。
新的奶水进来了,但是要做的事情有差别吗?还是要做自主品牌,还是一样的能力不足,还是一样的差距明显。那又何必切断旧奶源呢?
但不同的是,管理层变革了,是真正在董事会授权下进行经营管理。
对,是管理层变革了,但是这和合资与否没有关系。合资,国企就是做一个投资者。
现在不是把合资撇开与否的问题,而是没有要求国企专心做自主品牌。你可以让它不要依赖拐棍,但是在它还不能自己走的时候也没必要把拐棍折断。破釜沉舟是迫不得已,现在还是可以把“船”留着的。你可能是“怒其不争”的极端主义者。
我不是极端主义者,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国有车企即使自主品牌没做好,它们因为还有一两个效益良好的合资公司,就可能还没有感觉到巨大的危险,至少一些人会觉得在他们任上没有危险,这种退路很危险。
我认为有一个明晰的前提,争论股比放不放开才有意义。
即使是按照市场经济运行,股比也可以选择不放开,因为WTO并没有规定放不放开股比。在全面开放的市场竞争中是可以提升自身的实力,但是这需要给自主品牌、合资自主品牌的中方一个提升的过程,一个准备的过程,我认为要给它们时间,因为以前没有明确要求它们做好完全放开的准备。
所以我说眼前不放开,未来一定要放开。未来放开是解决你所提的问题——让中国汽车企业在充分竞争中或成长或被淘汰;而眼前不放开,则是要给它们机会,毕竟做强中国汽车产业只能靠本土企业。国家如果把本土企业当成自己的孩子,就应该这样做。
但这些“孩子”,我们认为不一定能够扶得起来,并不是说现在这些国企的领导人能力不行,相反,他们中有很多优秀者,而是因为国企天生内驱力不足,这些领导人要做成事情,有各种羁绊,所以“合资股比开放”或许是一块多米诺骨牌,促使国有车企在产权制度上进行改革,变成混合所有制,从而促进企业机制转变,最终有助于整个产业的提升。
我认同你的部分观点,但从国家层面,不能“怒其不争”就“拦腰斩断”,一定要有一个缓冲时间。每个企业情况不同,但是如果从整个汽车产业角度考量,我觉得应该留足两到三轮的产品研发的时间。而且从改革开放的时间表而言,10年时间也不算漫长。
最终的结果,就是你们说的那样——但如果非要把这个时间跨度变为“零”,我认为不可以。
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把它们放弃,而是认为当下它们还有一定的实力,而只有通过迅速的重组,才能有更大的希望与机会。
这么做不是需要体制的改革与机制的改革吗?如果体制、机制改革都已经确定进行了,为什么还要破釜沉舟呢?
但你不认为体制、机制改革有两种?一种是我要改,一种是要你改。如果没有股比放开,就会变成“要你改”,动力不足;而如果股比放开,就是“我要改”。这样才能让国企迅速动作。
我们说的并不矛盾。现在需要做的是尽快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引入国有之外的资本。也就是对内先放开。为了保护中国汽车产业,应该这样办事情。
但这样做,对内未必能放开啊。
这样说的话,合资企业关掉,内部也可以不放开。对外合资股比的放开,我们可以制定时间表,进行有附加条件的开放;对内马上就应该开放,内部不放开,制定外部股比放开的时间表,也没有意义。
实际上,造车都要经历一个过程,都需要积累的时间。你记得我刚回国的时候,国内汽车产业的情况吗?看看今天,变化难道不是翻天覆地的吗?再过10年,一定又会今非昔比的。
国企做自主品牌现在没有动力,那么我们就要给它动力,放开民营资本,并加强对做好自主品牌的考核。你低估了一点,造车要有过程,进步需要时间。不是有了体制、资本就可以了。
如果有了好的体制,这个10年不是会发展得更好吗?我们所担心的是,在现在的情况之下,未来的10年被白白耽误掉。我们理解,赞成股比放开,不是为了放弃国有车企,而是为了让它们更快成长。
我认为不会耽误时间。过去10年长城、吉利、奇瑞、比亚迪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但目前也没有哪家自主品牌能够与丰田、通用、大众等国外汽车品牌抗衡,如果再给它们10年时间呢?现在放开股比,外方经营潜力和产能的释放等等,对民资也将是一种伤害。而合资品牌的中方更需要时间来打好基础,发展自主品牌。内部动力不足的问题,应该通过改变体制和考核机制来解决,而不是放开股比。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不放开合资股比,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未来国有车企的混合所有制,国有资本仍有可能处于主导位置。如果国资还起决定作用,情况就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所以要改变国企的体制和考核机制,不以合资企业赚多少钱为标准。或者说,以前是考核合资企业赚多少为主,考核自主品牌有多大进步为辅,现在必须调过来,以考核自主品牌的成绩为主。
核心:缺少国家战略?
《汽车商业评论》:如果没有合资企业,这个国有车企的体制或许早就变革掉了。
赵福全:那是因为合资的目的没有明确,即一定要培育自主品牌,做强汽车产业,这是核心。
我们把破掉旧体制形容为多米诺骨牌效应的话,那就需要一枚倒下的“骨牌”,而放开股比不是那枚最合适的骨牌吗?
并不是。有可能最后丧失了赚钱机会,也没有做好自主品牌。我们最根本的目的应该是把中国汽车产业做强。做强需要人才、资金、能力和经验,更需要体制、机制等方面的改变,无视这些,认为断掉赚钱的来源就能激励做强,这是本末倒置。
我们并没有不重视体制、机制的改变,而是认为放开股比或许能够让体制、机制的变革来得更快一些,来得更彻底一些。否则,那是否以后也不用放开了?因为何必失去赚钱的机会呢?
不是。只有在100%自由的经济体制下,才能培养世界级的企业,而当下需要时间。我认为我们两者间的观点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但我认为我的观点更合情、合理、是可操作的。
中国目前需要的是渐进式改革,太过激进会适得其反,尤其像汽车这样大这样复杂的一个产业,需要人才、技术、体系等多方面的积累,不是有钱就能改变的。
我的确认为中国汽车产业需要放开,如果不放开就产生不了特斯拉——先不说这个企业能否走得长远,但正是由于放开,让这个从未有过汽车生产经验的企业也造出了汽车,并取得了一些成绩。从体制的角度,放开才能孕育出黑马。
至于放开的时间,我没有说20年——那就太远了,没有激励效果,也没有说是5年——我认为5年与马上放开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实际上即使你主张全面放开,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如果合资不放开股比,除非国家规定国资在国有车企中占比下降,否则国有企业在有充足现金流的情况下,它又何必寻求外来资本呢?
我认为不是合资企业放不放开股比的问题,而是目前政府没有明确确立及表达把中国汽车产业做强的强烈意愿。这是核心问题。
就比如做杂志,你们不想把杂志做好,何来好文章?这是战略问题,战略不明确也不坚定,战术就不清晰。
如果一开始就没有股比限制,也没有合资公司,那会怎样?
那就和巴西没有区别了,市场很大但全是外国车企。巴西就是这么过来的,这个模式不可能被颠覆。实际上,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了一定的能力,所以我们才能讨论这个话题。为什么10年前不讨论放开?如果那会儿放开,外资肯定是100%持股了。现在讨论,也是因为自主品牌进步了。
韩国一开始也是搞合资的,但其初衷是为了独立。而我们在合资时却没考虑未来一定要发展自己的品牌。
中国合资的初衷实际也是要搞好自主品牌,但是有了几两银子之后就忘记了合资的初衷。
我不认为是这样的,否则为何在合资过程中限制民营资本的进入?政府一开始并没有明确一定要把中国汽车产业做强,这就是国家战略不坚定。
退一步讲,如果国有车企内部不放开,是不是不如现在就放开合资股比?
内部应该会放开。否则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思想就不一致了。
我们担心时间过慢。
这就要看市场的发展了。逐步放开是前提,具体放开的速度,则是战术问题。我们今天考量的,应该是战略方向。这些争议,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战略,都是没有意义的,即中国汽车产业到底是做强还是听之任之。
实际上,股比放开赞成牌的想法里隐含了一个想当然的前提,即认为放开股比后的国有车企一定是有走市场化道路的资本介入。事情或许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如果没有人愿意涉足这个行业,放开之后,国有企业就死路一条。那您认为现在国家顶得住压力不放开吗?
WTO并没有规定需要放开股比,更不会要求具体时间表。美国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但在金融危机时,美国依旧给最大的车企通用出钱;给第二大的福特做好后盾;帮第三大的克莱斯勒找好婆家,以顺利渡过难关。这就是国家战略的体现。
美国并没有出资支持克莱斯勒,而克莱斯勒最后也被菲亚特并购了。
这是保护多少的问题了。不能从一个极端,即100%的不保护,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100%的保护。实际上国家应该也只能是保护大部分,放弃小部分。
目前美国也把通用所有股份都抛售了。
这就叫扶上马,送一程。总体上要让企业在市场上充分竞争,但在关键时刻国家要保住自己汽车产业的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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