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幕: TUTOR管理结构的短暂辉煌
主持人:谈到结构的互补,你能讲一下南京菲亚特当时的一些做法吗?
茅晓鸣:当时南京菲亚特的互补结构是这样产生的。
我们坚持,同一组织结构里面不希望出现一个外方一个中方两个领导,我希望本土化人才唱主角,老外做TUTOR,有重大争议时,谁也不能轻易否定另一方,
在有TUTOR结构的商务部,景伯青成功地演绎了这一结构,在沟通中体现用魅力而不是权力来实施领导。分歧是客观存在的,但沟通是化解分歧的最好途径。 只有当他们出现重大分歧时,作为总经理我会做决定。有时的决定是支持老外的,也有支持景伯青的。当然这个过程总经理的作用很重要,既不能感性,又不能判断失误过多。
这种TUTOR结构同样也使用在网络建设和经销商选择上。TUTOR告诉我们,当时的中国,4S是对消费者最负责的模式,而本土化的网络发展部则有效地完成攻坚战。
而在产品领域,南京菲亚特由外方罗马尼负责。为什么产品一定要让外方来负责呢?产品是他们的,他们对产品的认识比我们深,他们知道一个产品怎么去控制。我们在这方面体现了组织和文化的包容性。在当时,南京菲亚特的团队能自然地分权或授权,并在一张桌子上讨论和决策,因为我将之定义为一个管理者能否适应全球化的素质和能力。
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很棘手的人和事。比如:我就曾经不得不拍桌子把一个负责生产的意大利人送回了国。这个人是作为南京菲亚特的培养对象派到中国来的,很年轻。很有冲劲,有很多方法是好的,但对人缺少尊重。我曾对中方管理者说,为了学习,可多一些容忍。 但后来发现他有严重的歧视倾向并经提醒而不能自我纠正,这时,人事的调整就必须作出。说到这,我真的感谢恰帕,他开明地支持了我。
TUTOR的结构告诉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有效的结构,要知道双方人才的优势与劣势,然后产生一些弥补。当时的TUTOR就是一种弥补。
我们今天看到听到很多人在批评南京菲亚特的双方股东在争权,我的观察是:今天的南京菲亚特并没有表现出争权的迹象,而是将领导权的配置简单化了,未形成结构互补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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