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调－读书民主的内省与超越

　　　——读《论美国的民主》

　　时至今日，我们看到托克维尔最为杰出的地方是保持了开放、多元和平衡的智慧。《论美国的民主》不仅是对当时美国民主的内省，更是对现行民主制度的一种超越

　　我个人认为，在中国，对西方民主的理解至今并没有人完全超越戊戌变法的康梁二人；而西方研究民主政治的人也没有人完全超越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于1831年5月9日至次年2月22日，在美国考察271天，足迹遍及当时已建州的17州，利用社会学的“访问法”，走访了包括总统在内的200多名美国人，收集了许多重要的政府和民间资料。据此行所撰写的《论美国的民主》是第一部研究民主制度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专著，认为美国政治最大的特点是“民主”，这使托氏赢得了“美国民主的哥伦布”的称号。

　　托氏热情介绍和赞扬了美国的民主，但却拒绝给出民主的定义，而他至少在19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

看似缺乏一致性和精确性，但这恰是托氏有意为之，借此展示民主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大体而言，托氏的民主概念有两个方面：政治的民主和社会的民主，民主的这两个组成部分都是不稳定的，“多数的暴政”威胁着政治民主，“舆论的宗教”威胁着社会的民主。

　　关于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来源，近代以来大体有两种解释：知识说和同意说。知识说论证了拥有专业知识的人才进行统治的合理性，主张精英治国；而同意说论证了被统治者的权利，形成以洛克和卢梭等人为代表的社会契约论者，成为西方宪政思想的主流。虽然同意说在政治哲学领域中具有道德优势，代表了民心，但是知识说在政治科学领域中形成技术优势，始终对其构成反动。两种学说的互动产生了近现代西方政治科学领域主要张力。

　　美国建国初期，正是在这两种逻辑下，民主共和党人和联邦党人进行进行了激烈交锋。以杰斐逊为首的民主共和党人相信天赋人权、反对政治权利的集中，认为“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而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人尽管也相信天赋人权，却不相信公众，尤其不相信公众的理性，认为：公众反复多变，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或决定。托氏并不讳言对联邦党人的赞许，但对其失误也看得十分透彻，认为其忽视了美国强大的社会自治传统。

　　这不意味着托氏否定平等的价值，平等并不崇高，但非常正义，具有伟大的魅力。但追求平等的心态不仅可以通向自由，也可以走向专制，这就是“多数的暴政”概念的起点。立法、司法及行政机构都可能在“多数”的名义下滥用权力，这乃是美国共和政体的最大危险，不仅体现在政治这个“公域”，而且也体现于思想这个“私域”。多数人的思想成为标准，越过雷池就会遭到责骂，结果持不同意见者为了避免孤立，只好屈服沉默。

　　在此基础上，托氏提出一个针对性更强的概念——“舆论的宗教”。公众舆论原指“大家的意见”，不仅流行于公众之中，而且还同公共事务有关。公众舆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在政治系统中一直是政治权威的重要来源。

　　但民主社会中，在对公众舆论的盲目信仰之下，公众不仅丧失独立自主的判断力，甚至丧失了思想的习惯。其权威性来自于“多数”的数量优势和道义优势，这种优势也会演变成“暴政”，不过这种“暴政”是一种温和、严密、无形而又无所不在的控制力量，主要通过公众舆论来发挥作用，将塑造一个人人面目相似的庸众社会，造成人人仰赖强势政府的心理。它不强迫人行动，但不断妨碍人的行动；它什么也不破坏，只是阻止新生事物；它不实行暴政，但限制和压制人，使人精神颓废、意志消沉和麻木不仁，最后是全体人民变成一群胆小而会干活的牲畜，而政府是牧人。

　　托克维尔的勇气在于指出极端的平等会带来极端的专政。托克维尔更大的勇气在于，希望从民主社会的内部发掘自由。在承认民主的前提下，期望即将到来的不仅是一个民主的社会，而且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并结合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观点，来治疗“多数的暴政”和“舆论的宗教”。首先，在政府承认公众舆论的权力特性和民主特性的前提下，对公众舆论采取深思明辨的态度。鉴于民主社会中存在“巴结大多数”的思想，所以要防范某些人和某些团体对公众舆论的盗用和滥用；政府如果要扮演好守望者的角色就必须做到权力的分立和制衡。其次，社会还必须保持活力，维护生机勃勃的公民精神。此外还要用新闻出版自由保护公众舆论，将实践理性与道德精神融汇于民主制度之中。

　　政府不可以插手形成公众舆论，政府可以考虑公众舆论。现代政治科学一直试图将复杂的公众舆论问题简化和可操作化，将公众舆论与政治选举联系起来，将民意测验与政策制定联系起来，表面上看滴水不漏。但实际上，控制、引导、利用、塑造公众舆论，朝有利于自己目标的方向发展，是各种政府和权力集团的天然愿望。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舆论管理技术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日益炉火纯青，某种意义上，公众已经从公众舆论的主体逐渐沦为公众舆论的课题。

　　托克维尔游离在业已完成宪政、正走向民主的美国和还在复辟与革命间彷徨的法国二者之间，面对启蒙运动留下的理论遗产，托克维尔希望调和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的宪政选择，将人民的权力置于一个精巧的平衡点上。也正因为如此，他打碎了原来两个对立的逻辑体系，没有对“多数的暴政”和“舆论的宗教”的内容进行简单的非黑即白的二元判断，而是将其放置在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和心理背景上加以理解，这使他对民主危机的复杂性的认识较之前人员为深刻。正因为如此，托克维尔才更令人怀念。他念念不忘并致力于寻求的是民主社会是否能够克服内在矛盾，如何在内部汲取力量来抵抗多数的暴政和舆论的宗教。

　　时至今日，我们看到托克维尔最为杰出的地方是保持了开放、多元和平衡的智慧。如果说当代西方政治科学学会了他的“政治的一半”，现在也应该思考他的“社会的一半”了。《论美国的民主》不仅是对当时美国民主的内省，更是对现行民主制度的一种超越。

　　《论美国的民主》

　　［法］托克维尔 著

　　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