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斌在历史高度上看问题 汽车之路的发展

　　　上海桑塔纳的成功与否不仅决定着一个企业的合资命运，而且关系到一个行业如何发展的问题

　　在我收集的资料中，手里有一张照片很珍贵，那是1987年7月30日饶斌视察上海汇众公司（原上海汽车底盘厂）桑塔纳国产化的情景。

也就是这张照片，把饶斌定格在他最后的岗位上，成为永久的怀念。 “晚上回宾馆就此病倒，从此再也没有起来，化作了一座通向轿车现代化的桥梁。”5年前，我采访饶斌夫人张矛，提起饶斌为了桑车国产化倒在上海的情景时，她说，他就是干汽车的命。

     1913年出生的饶斌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人，享有“中国汽车之父”的盛誉。1953年7月，他作为首任厂长开始建设一汽；1964年，他在随后到来的文革狂潮中艰难地主持创建二汽。1980年代初，饶斌先后担任机械工业部部长和中国汽车工业公司董事长。 饶斌在中国改革开放期间的最大贡献是敢于以上海作为探索中国轿车发展的“试验田”，不仅显示了战略家的眼光，还有丰富的对行业发展的谋略。上海轿车项目（桑塔纳）成功，可以看作是他也是中国汽车工业一个“战略上的成功”。 张矛在其撰写的“探索汽车工业腾飞之路（1979-1987）”回忆录里详尽记述了饶斌的最后岁月。其中饶斌在一次讲话中说：“1995年前小轿车要建成60万辆至80万辆的规模。除上海轿车厂探路之外，还要十分注意依靠两个大汽车集团。” 在饶斌轿车发展的战略思考中，干轿车还得依靠国家队。当初把轿车装配线放在上海，完全是考虑到上海是国内惟一一家能批量生产轿车的地方，也是惟一一个工业配套设施齐全的城市。

     尽管后来一汽、二汽也在争这个项目，甚至有人反对上海干轿车，理由是上海没能力，没有实力，又不是中央企业等，但都遭到饶斌的驳斥和严厉批评，“没良心！”（指一汽、二汽早期建设中，上海在人财物的无私支援）。他认为，上海是一个能干成大事业的地方。何况这是一个具有风险和探索的项目。既要思想解放，又要可操作性，同时也要谨慎。 他思考的已不是一个工业项目的问题，而是对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模式的一种探索。原中国汽车零件公司副经理陈光祖在向我谈到第一次桑塔纳国产化配套会的细节时说，当时饶斌最不放心的就是桑车国产化的问题，并提到了关乎上海大众合资生产轿车模式成败的高度。 在顶住了内外压力之后（既有观念上的，也有体制上的，甚至还有意识形态上的），饶斌说，“现在，对合资企业有各种议论。我的态度是，对改革开放政策，什么时候都不要动摇信心。合资是以我为主，要有自己的要求、愿望。要很好地向人家求教。当然，不要做过了头。”

     国门打开之后，饶斌已经意识到中国汽车与国外的差距已经成为经济发展滞后的瓶颈。大量的进口车涌入实际上已经在向中国汽车产业提出了责问，中国汽车业怎么办？ 当国务院提出要引进轿车装配线时，饶斌首先想到的不是他曾经工作过的一汽、二汽，而是上海。今天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战略眼光。正如德国大众哈恩在评价饶斌时所说，这是一位能站在历史高度上看问题的战略家。 对于上海的合资项目，饶斌说得很透彻：“最初是把上海桑塔纳作为改造上海牌轿车，是为小轿车发展铺基垫路的项目。”但最终的考虑是要以产顶进，积累经验（引进、消化、国产化），实现现代化的轿车工业。可以说，当时上海的轿车项目对于整个轿车工业而言，是一次大胆的探索，思想观念的解放。 “发展轿车为什么要走合资之路？”饶斌当时回答说，“以后上轿车，我还是赞成合资。”他说，如果你引进技术，还没达到技术要求，人家不一定管。

     合资就不同了，每个零部件他都要问达到什么水平。对于合资企业生产轿车的模式，“关键是自制率”。当时他就提出，3年之后，即1990年把纵向总成能力建成（国产化），到时能拿出自制率在50%以上的几万辆汽车（指北京吉普、天津夏利、上海桑塔纳），挡住进口，这对今后10年发展小轿车有好处。” 自上海引进桑塔纳之后，北京的切诺基、天津夏利都在干国产化，最终还是上海领先一步，实现并远远超过了国家要求的国产化率，达到了国家预期的目标。而他的启示意义就在于通过国产化改造了零部件行业，为中国汽车工业的转型（从卡车生产为主转向以轿车生产为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从而为中国汽车工业重心的战略转移提供了信心。 历史证明，这个决策是正确的。所以，从这一特殊的背景看，上海桑塔纳的成功与否不仅决定着一个企业的合资命运，而且关系到一个行业如何发展的问题。这对处于中国汽车业具有灵魂地位的饶斌来说能不关心国产化？这既是与国外合资的目的，也是中国车企寻找突破的出发点。 但是根据负责上海轿车合资谈判项目的江涛回忆，“这个项目差点黄了。”

    1979年国民经济调整，原定的大项目都要下，其中就有轿车项目。饶斌说，上海轿车项目不能放弃，现在谈判刚开始，不能停。他认为，调整只是暂时的，而发展汽车业将是长期的，需要技术来支撑，现在要抓紧谈判，等项目谈成了国家的经济情况也许就好转了。 此时，德国大众也在变卦，碰到了财务上的危机，认为在华投资风险太大，决定停掉与上海的合资谈判项目。作为当时的亲历者的德方翻译李文波回忆说，“我感到非常的吃惊。我对我的同事说，这不意味着把通向中国的大门关死了吗？” 是饶斌想尽办法挽救了这个合资。他当时写给大众董事长和总裁哈恩的一封回信（回答了他的三个问题：限制轿车进口、合资企业在中国的地位、外汇问题）起到了拯救上海桑塔纳项目的关键作用。 另有一些重大细节也体现了饶斌的智慧。比如为了取得德国大众的信赖，表示国家对上海大众合资项目的支持，在中外双方合资谈判成功签字的前夕，饶斌代表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表示同意参股，彻底打消了德方最后的顾虑。

    哈恩后来非常敬佩饶斌，称他不仅是个懂行的专家，还是个政治家。饶斌是在为他的国家和产业运筹帷幄，考虑的是国家的利益，产业的长期发展，与这样的人打交道，也就是在与一个国家打交道。 经历了20余年的发展，德国大众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而作为上海大众项目的“探索成果”也在遍地开花，被认同为一种发展模式写进了历史。而最初的倡导者和支持者的出发点和思想又有多少人在领会，结果又是怎样？这是我们回顾饶斌推动上海轿车项目时必须要反思的问题。